杜甫与苏涣（第3页）

大历八年，……九月，……壬午（初十），岭南节度使、广州刺史吕崇贲，为部将哥舒晃所杀。……十月，……乙丑（二十三日），以江西观察使路嗣恭为广州刺史，充岭南节度使，封翼国公。

大历十年，……十一月，……丁未（十七日），路嗣恭攻破广州，禽哥舒晃，斩首以献。

《唐书·路嗣恭传》纪载得较为详细。传言“大历八年，岭南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反，五岭骚扰。诏加（路）嗣恭（以江南西道都团练观察使）兼岭南节度观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瑶、敬冕，使分其务。瑶主大军，当其冲。冕自间道轻入，招集义勇得八十人以挠其心腹。二人皆有全策诡计，出其不意，遂斩晃，及诛其同恶万余人，筑为京观。俚洞之宿恶者，皆族诛之。五岭削平。”

路嗣恭杀人之多是可以惊人的，他把少数民族的一同起义者也“族诛”了。但这个大刽子手，同时又是一个大贪污犯。传上说他“及平广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人私室，不以贡献。代宗心甚衔之。”这位皇帝也是一个好宝贝，他没有惩罚贪污犯，反因没有得到分赃而不平，对于路嗣恭没有“论功行赏”。不久代宗死了，他的儿子德宗即位。宰相杨炎受了路嗣恭的贿赂，又才追叙了路的“前功”。中唐的帝王将相就是这样一批货色。以这个标准来作衡量，可以肯定哥舒晃和苏涣的造反是完全有理的。

路嗣恭在平定岭南时，他的儿子路恕和降将伊慎，也出了力气。传上说：“子恕，字体仁。初，岭南衙将哥舒晃反，诏嗣恭自江西致讨，授（恕）检校工部员外郎，得以军前便宜从事。俄而，降者继路，于是擢降将伊慎，推心用之。贼平，恕功居多。”

关于伊慎，唐人权德舆有《伊慎神道碑》（见《权载之文集》卷十七），为之歌功颂德。这是关于当年战役的第一手资料，不妨把有关的叙述摘录如下：

大历中，岭南裨将哥舒晃，盗杀其帅吕崇贲以乱。窃据府中，南方萧然。江西连帅路嗣恭承诏出师，命将孟瑶暨公（伊慎）以讨。公以水陆士徒，分道鼓行。晃之谋主苏涣、骑将王明悦，鸱张蚁聚，皆据扼害。公曰：寇不可玩，胜无幸焉。……乃舂其喉而溃其腹，斩首三千级，下韶州。其明年战于把江口，水道湍悍，戈船趑趄。公浮筏置薪，迎风纵焰。寇之焦没于水火者，终夕有声。又明年，军于滑口，于端州，于潮阳，次于广州。冬十月，斩晃、涣于泔溪，揭其首以徇。（案《代宗纪》作“十一月”，此作“冬十月”，殆夺去“一”字。）

哥舒晃和苏涣的造反，在今天的广东省内，东起潮阳，西至肇庆，北起韶关，南至广州，范围是相当广阔的；坚持了两年多之久，战争是相当激烈的。既得到少数民族的响应，也得到商人的支持，想来工人农民也是参加了的，然而终于失败了。这无疑是中了“诡计”。孟瑶、敬冕是流人，伊慎是降将，他们尽可以使用木马计，从内部来破坏堡垒。究竟是怎样的“诡计”，惜语焉不详。哥舒晃，和哥舒翰一样，当是西突厥别系突骑施族人，他对于“谋主”苏涣的计谋是否言听计从，不得而知。总之，轰轰烈烈的一场造反，持续了两年多，终于被镇压下去了。“五岭”被人“削平”了。

进一步来谈苏涣的《变律诗》吧。原诗本有“十九首”，估计是因袭《古诗十九首》的数目而撰作的一套组诗。仅存三首，其他十六首可惜不可复见了。诗是五言，正是“黄初诗”的主要体裁。仅存的三首，从内容来说，实在是别创一格。要这些诗才足以使杜甫“倾倒备至”。然而作诗的年代和地点却有问题。

南宋人洪迈在《容斋三笔》卷十六中收录了两首《变律诗》（即《养蚕》与《毒蜂》两首），据云“在广州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帅”。案此说实以《中兴间气集》为蓝本。后书，前面已征引，在叙述苏涣进入岭南后，接着说“三年中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州李帅（勉）”。这仿佛认为《变律诗》十九首不是组诗，而是在“三年”之中断断续续做成的。“三年”的期限，很明显是从推算得来。李勉是以代宗大历三年十月任广州刺史兼岭南节度使，在职凡四年，他的后任就是吕崇贲。吕是大历七年十月被任为广州都督充岭南节度使（见《唐书·代宗纪》）。苏涣入广州，确切的年月虽不得而知，但总是在大历五年四月之后，故在广州与李勉相处可能有三个年头。这就是“三年中作《变律诗》十九首，上广州李帅”的依据了。

然而十九首分明是拟《古诗十九首》的组诗，决不会是在三年中断断续续做成的。到了广州，忙于实际工作，也不会有多的闲暇来从事诗作了。“上广州李帅”当是事实，然安知不是在大历五年四月以后不久苏涣初到广州时作为贽见礼而奉献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兴间气集》撰成于大历后不久，对杜甫的诗一首也没有选，而却把《变律诗》选了三首。把叛逆者的诗选作“中兴间气”之作，高仲武是有胆量的。幸亏他选了这三首，不然一首也不会保留下来了。这也就证明《变律诗》确是出色之作，要这样的诗才能使得杜甫“倾倒备至”。

因此，我能心安理得地相信：《变律诗》在长沙时就应该有了。杜甫所听到朗诵的，现存的三首诗一定被包含在内，让我们逐一地加以玩味吧。

《变律诗》之一：

日月东西行，寒暑冬夏易。阴阳无停机，造化渺莫测。

开目为晨光，闭目为夜色。一开复一闭，明晦无休息。

居然六合内，旷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

这首可以说是苏涣的宇宙观。宇宙是采取辩证的方式无休息地发展着的。天地、日月、阴阳、晦明、昼夜、冬夏、东西、开闭……由无数矛盾的对立统一而形成造化，这里没有人格神的存在。大抵是由《周易》的阴阳对立、“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思想演变而来的。他主张效法“不言”的天地，注重实践。他的行事和他的这种主张相符，言行一致。因此，他的诗，读起来便不觉得陈腐、空洞，而是有他的行为作为保证的。杜甫称他为“静者”。“静者”的意思，杜甫在别的诗中曾下过界说，即“静者心多妙”（《寄张彪》），也就是说是有思想的人。其实苏涣不仅有思想，而且有行动，他大抵上是一个不言而行的人。他既不是消极的遁世者，也不是浮夸的愤俗派，而是胸有成竹的实践家。

《变律诗》之二：

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倾筐对空林，此意向谁道？（“林”或误作“床”。）

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

祸亦不在大，福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

他是深知民间疾苦的，借养蚕女的劳心焦思以概其余。的确，锦衣玉食的人，谁知道耕织的辛苦？！“一女不得织”不仅是一女的问题，而是养蚕缫织者的共同灾难。“一夫不得意”也不仅是一男的事情，而是劳动人民的联带关系。一发可以牵动全局，一举可系国家安危。由微可以知著，从小可以观大。涓涓之水，将为江河。笑得太早，不是太好。天下的局势是很艰险不平的，有识者能不黾勉努力吗？努力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要铲平险阻，争取劳苦人民能各得其所。志趣是够宏大的，但他说得相当娓婉。他之所以成为造反者的“谋主”，并不是偶然的。

《变律诗》之三：

毒蜂一成窠，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亦飞。

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右手持金丸，引满无所疑。

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

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几？

这是一首讽喻诗。“毒蜂成窠”暗喻当时的政治舞台。当时的帝王将相、地方官吏、显族豪绅就是一大颗毒蜂窠。你要除去它，却不可轻率从事。一弹子打去，毒蜂群起而围攻，使得你身受万箭，无法摆脱，而终至于丢命。你虽然疾恶如仇，可惜太不懂策略（“几”）了。诗中的“挟弹儿”显然有所指。我认为所指的很可能就是李白。

李白生平曾经遭受过两次谗毁。第一次在天宝初年被张垍、高力士等轰出了长安，第二次是安禄山叛乱后随永王璘东巡被认为叛逆，初被囚于寻阳，后被长流夜郎。虽然在长流夜郎的途中遇赦放回，但李白以刑馀之身，在暮年还受到“世人皆欲杀”的围攻。这两次谗毁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李自豪放，写了不少忧谗畏讥、愤世疾俗之作，有时非常沉痛，非常激烈。这其实就是打中蜂窠的弹子了。尽管玄宗换为肃宗，而毒蜂成窠依然还是那个局面。因而李白便不容于世而困死在当涂。

苏涣一定是同情李白的。他们同是蜀人，同是诗人，又同样不合乎流俗。苏涣要做诗惋惜李白，是极在情理中的事。他在舟中和杜甫见面时，所朗吟的“近诗”中无疑包含有《变律诗》，更无疑包含有《毒蜂成窠》这一首。他们除吟诗之外，也一定还交谈过李白的往事。长沙是李白曾游之地，李白受冤屈的遭遇，正好成为比较有正义感的苏杜二人间的话题。

李白并不曾认真造反，而以谗毁终其身，苏涣说他“不知几”——不懂策略。怎样才算是懂策略呢？照着苏涣后来的行径来看，那就是要沉默寡言、发动群众认真造反吧？苏涣是这样办了，造反持续了两年半，但他也终至遭到杀身之祸。这是表明毒蜂窠太大了，整个封建社会就是颗大毒蜂窝，一个弹子自然无可奈何，弹子少了也是无济于事的。封建社会在苏涣死后还持续了一千多年，不敢弹打毒蜂窠的人，如不是自己成为毒蜂，便只好苟且偷安或潦倒至死。杜甫便是这潦倒至死一类的典型，尽管他“每饭不忘君”，尽管他反对“盗贼”——反对造反，但他的一生依然是一个悲剧。

造反诗人苏涣，在封建时代毫无疑问是一位突出的人物。他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他的诗虽然只剩下四首（毁灭了的一定还有更好的作品），但他的造反精神是愈会被后人重视的。

如果要从封建时代的诗人中选出“人民诗人”，我倒很愿意投苏涣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