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苏涣（第2页）

兴来走笔如旋风，醉后耳热心更凶。

忽如裴旻舞双剑，七星错落缠蛟龙。

又如吴生画鬼神，魑魅魍魉惊本身。（吴生即吴道子。）

钩锁相连势不绝，倔强毒蛇争屈铁。

西河舞剑气凌云，孤蓬自振唯有君。

今日华堂看洒落，四座喧呼叹佳作。

回首邀余赋一章，欲令羡价齐钟张。（钟繇、张芝。）

琅诵×句三百字，何似醉僧颠复狂？

忽然告我游南溟，言祈亚相求大名。

亚相书翰凌献之，见君绝意必深知。（献之即王献之。）

南中纸价当日贵，只恐贪泉成墨池。

开头一句“张颠没在二十年”便是问题，很不像诗句。一般把“没在”作去世解，在大历二、三年时张旭已去世二十年，则张旭应死于天宝五、六年。这和别的资料大有抵触。资料之一，如李白《猛虎行》，叙述安禄山占领了洛阳，李白南奔，三月在溧阳酒楼与张旭相遇。可见天宝十五年时张旭犹未去世。资料之二，宋人无名氏编《宝刻类编》收有张旭所书《千字文》残帖六百九十字，末署“乾元二年二月八日”，比天宝十五年更后四年。因此，“张颠没在二十年”句，毫无疑问，必有错误。原诗是有蠹蚀的，如“琅诵×句三百字”即夺去一字。我疑“张颠没在二十年”当是“张颠没世已十年”的蠹蚀残文，如此不仅文从字顺，可以成为诗句，与其他资料也苛毫无龃龉。由大历三年上推至乾元二年恰为十年，则张旭去世盖即在乾元二年，而苏涣的诗则作于大历三年。

《草书歌》虽不怎么出色，但精神是可取的。末句“只恐贪泉成墨池”，大有深意。这一方面嘲骂了贪污分子，另一方面也警告了怀素和尚。这正是“不交州府之客”者的怀抱和吐嘱。广州刺史徐浩，事实上就是一个大贪污分子。《资治通鉴》代宗大历五年说他“贪而佞，倾南方珍货以赂（元）载”。知道了这一层，苏涣诗的用意就更加显豁了。

怀素的草书，继张旭之后，有名于世。李白也有《草书歌行》一首赠怀素，不妨录出，以资比较。

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

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

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词客满高堂。

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

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

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

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

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

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

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

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

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义不师古。

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

这首诗，比苏涣的那一首要好得多，但前人多以为伪作。苏轼首发其难，谓“其‘笺麻素绢排数箱’之句，村气可掬”。李白和其他诗人每每有率直之句，这是不成其为理由的。清代的注家王琦，谓“以一少年上人而故贬王逸少、张伯英以推奖之，大失毁誉之实。至张旭与太白既同酒中八仙之游，而作诗称许有‘胸藏风云世莫知’之句（案见《猛虎行》），忽一旦而訾其‘老死不足数’，太白决不没分别至此。断为伪作不疑矣。”

今案：张芝（伯英）以章草名世，所存手迹在唐代已属有限，而且已不入时，故谓之为“浪得名”。王羲之（逸少）真迹近章草，伪迹甚多，即传世《兰亭序》也是假造的。李白知道此中消息，曾有诗句云“兰亭雄笔安足夸？”（《鲁郡尧祠送窦薄华还西京》）“雄笔”是别人称之为“雄”，其实是伪迹，故不足夸。因而也谓之“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张旭如上所述，死于乾元二年，李白这首诗也当作于长流夜郎、遇赦放回、于乾元二年秋游零陵时所作。当时张旭去世了，所谓“不足数”者，是人已经死了，不必再提了。这犹如陶渊明的“死去何所道”（《挽歌三首》之三），多少有些愤世疾俗的意味。即使作为对于张旭的狂草有所不满，论理也没有什么“没分别”。杜甫也是一样，一方面在《饮中八仙歌》中称颂张旭，另一方面在《李潮八分小篆歌》中却认真地菲薄张旭。“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李潮）不流宕，丞相（李斯）、中郎（蔡邕）丈人行！”这不同样也是“没分别”了吗？李白和杜甫，在书法的观点上，也是有所同而又有所不同。李白的抑张旭而扬怀素，颇有奖励后进的用意；杜甫的抑张旭而扬李潮则完全是贵古贱今了。

又杜甫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中曾说：“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尝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迈感激。”而李白则说“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之同而又不同。李白重视首创（即所谓“天生”），杜甫则重视学习。两者须得辩证统一，然后才能达到好处。

近人詹锳也认为李白的《草书歌行》是伪作。他的理由有二。其一，谓“怀素生开元十三年，晚太白二十五岁。今诗中一则云：‘吾师醉后倚绳床’，再则云：‘我师此义不师古’，太白一生倨傲，断不至对一少年上人若是之尊崇也。”（《李白诗论丛》55页）其二，谓“诗又云：‘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琦注：‘湖南七郡，谓长沙郡、衡阳郡、桂阳郡、零陵郡、连山郡、江华郡、邵阳郡。此七郡皆在洞庭湖之南，故曰湖南。’不知其何所据。按《新唐书·方镇表》广德二年置湖南节度使，共辖五州。‘湖南’二字用作政治区划之名，当始于此。至宋太宗置湖南路，始统潭、衡、道、永、邵、郴、全七州，一桂阳监。太白卒于宝应元年，而此诗中已有‘湖南七郡’之称，亦至可疑。”（同上）

今案：称怀素为“师”，是一般的通称，如画师、医师、巫师、禅师、法师等等。故诗中的两个“师”字（第二个“我师此义”的“师”字可能是动词）就等于“上人”，等于“和尚”，并非特别“尊崇”。至于“湖南七郡”犹如杜甫《兵车行》中的“山东二百州”，“山东”乃华山之东，“湖南”乃洞庭之南，在古时都非“政治区划”。“七郡”字样，在李白诗中尚别有所见，“七郡长沙国，南连湘水滨”（《送长沙陈太守二首》之二）。这所指的正是潭州长沙郡、衡州衡阳郡、永州零陵郡、连州连山郡、道州江华郡、郴州桂阳郡、邵州邵阳郡。七郡在汉时都是长沙国旧地，都在洞庭湖之南。王琦的注是有根据的，一点也没有错。因此，李白的《草书歌行》，不能说是伪作。

言归正传，还是来谈苏涣的问题吧。

苏涣是什么时候到广州的？大抵的期限是在大历五年四月臧玠之乱以后和大历八年九月与哥舒晃一同造反之前。关于哥舒晃的造反，《唐书·代宗纪》有扼要的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