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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数钱的周炳言忙抬头一看是柳依红,愣了一下。

“小柳是你呀,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找你呀。”柳依红说。

“找我干什么?”周炳言问。

“你个大剧作家,怎么到这里摆起摊来了?”

周炳言把钱扔进里边的一个旧鞋盒里,叹口气说,“嗨!还不都是让钱给闹的,歌舞团萧条,好几年都没上像样的戏了,光靠那两个死工资,根本就没法活,家里再摊上个病人,就更不用说了。”

“有个挣钱的活你接不接?”柳依红问。

“挣钱的活?挣钱的活还能轮到我头上?”

“怎么就不能了?你堂堂一个大编剧,动动脑子钱不就来了,还用得着在这里摆摊?”

“你就别忽悠我了,一提这事,我就来气。”

“怎么了?”

“我有个同学,戏剧学院时候的同桌,叫高勇,现在在一家北京的影视公司当制片。去年,高勇急匆匆地在电话里找到我,说是要我给他写个电视剧,二十集,一集一万。我什么也没说,兴冲冲地就动手了。几个朋友叮嘱我,让我和他签了合同再动笔,别让他给骗了。我哪里听得进去,一再说这是我同桌,骗谁也不会骗我的。我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提纲拿了出来。搞电视的都知道,提纲一出来就等于是电视剧出来了。高勇原来说,等提纲一出来,就和我签合同。就在我把提纲发给他的一周后,高勇来电话了,说资金不到位,电视剧做不成了。既然是资金不到位,我的稿费也就泡汤了。想想自己起五更睡半夜的白折腾了三个月,我就火不打一处来,想找高勇讨个说法,谁知,这小子死活就是不开机了。更可气的是,听人说,高勇并没有停下来,他找了个枪手,按照我的故事大纲写,二千一集,现在已经开拍了。一个朋友让我打官司,一咨询,才知道根本就赢不了,一没有合同,二没有证据,都是电脑打的字根本就不能证明那是你的东西,只好自认倒霉。”

“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柳依红感到很吃惊。

“看我像在写小说吗?告诉你,这样的傻事我是再也不干了,还不如在这里替朋友看摊哪,怎么着一天也能挣个三十五十的。”周炳言说。

“这个活是先付定金的,你要相信我。”

“我谁也不相信。”周炳言说。

柳依红把包打开,拿出一个信封,她把信封轻轻甩了甩,里面露出了一沓钱的边缘。

周炳言的眼睛亮了一下,问,“你说的是个什么活?”

柳依红向四周看了看,说,“找个地方仔细说吧,这里说话不方便。”

“好。”周炳言收了摊位,锁上门,跟着柳依红走了。

柳依红把周炳言请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的饭馆。点了菜,服务生刚转身离去,柳依红就把装着五千块钱的信封拿出来,推到周炳言的眼前。

“总共的稿费是一万,这是五千,剩下的五千等稿子写完后再给你。”

“写什么?”周炳言迫不及待地问。

柳依红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说到她为什么不能亲自操刀的时候,她是这样解释的,“但凡有一点时间,我也不会让别人写的,无奈我的婚期已定,客人也都通知了,许多事情等着我做,根本踏不下心来。”

六十分钟的歌剧,给一万块钱,这对周炳言来说,是天大的好事。退一万步说,就是剩下的五千不给了,也是拣了个大便宜。周炳言生怕柳依红反悔,忙说,“理解理解,结婚是人生头等大事,马虎不得!”说着,就把那信封拿到了自己跟前。

菜上齐了,柳依红轻松一笑,“周老师,咱们吃饭。”

吃饭的时候,柳依红又说出了自己的第二个要求,歌剧将来不能署周炳言的名字,要署她的名字。她说,“这是院里给我下达的任务,必须署我的名,否则我就不好交差了。”

周炳言没有说话。

柳依红看了一眼被周炳言拿到自己跟前的信封,说,“你要是觉得不能接受,那就算了,我再找别人。”

周炳言笑了,说,“就听你的,其实,这种破东西署不署名都一个样,算起来,我已经写了几十部戏了,不还是这样吗?”

柳依红暗松了一口气,笑说,“周老师,这事就这么说定了,来,咱们接着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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