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2（第1页）

第2章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2）

“那会儿申请研究经费还挺困难。我将通俗小说定义为江湖艺人，或者说是游民的自我表达，包括我对《水浒传》、《三国演义》里，充满了游民文化与意识的评价，让所里的同仁视为荒谬。恰好董乃斌（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时任研究所副所长，与我关系不错，比较了解我的想法。于是，他向大家表示，‘我们支持学泰研究一下吧，尽管他的观点大家还不理解，但我们试着看看，它到底怎样荒谬’。”

撰写《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期间，王学泰编辑了包括秦晖、雷颐、水天中等人的一套随笔丛书，名为“学人文库”，其中也有他自己的一本《燕谈集》。

“当时出版社想做点宣传，请我联系一些著名学者揄扬一下，我认识的人不多，但恰恰与李慎之先生的女儿李伊白很熟，于是请她捎上这套书给她父亲。本来想让李先生就其中有关西方学术的随笔谈谈想法，不料几天过后，老爷子打来电话，说看了我的《燕谈集》，对其中有关‘游民文化’的部分特别有兴趣，问我还有这方面的作品吗。我说我正做着一个项目就是有关游民文化，基本写完，有三十多万字，您愿意看我可以打印出来给您寄去。”

“我在文中引用三国刘关张结义时的一段故事，引起他的共鸣。这是一个反映游民心态的故事。据明朝成化年间刊印的《花关索出身传四种》唱本所说，汉末刘关张聚义之初，刘备指派关羽、张飞各自到对方家里杀光全家老小几十口人，以杜绝‘回心’，只因张飞一时心软，放走了关羽怀孕的妻子胡金定，后生子关索。关索长大后认父归宗，为关羽拒绝。关索大怒，翻脸威胁，如果不依他，他便投奔曹操，起刀兵捉拿自己的父亲等人。这些观念都是与宗法传统大相背离的，反映的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游民进行冒险生涯时的心态。”

“李先生感慨说，‘我入党时，介绍人问我，你爸爸要是反革命，你敢不敢一枪毙了他？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也不敢想这个问题。’难道非要把革命与不革命搞得如此对立？这绝不是正常人的反应。”王学泰反问道。

一个月后，李慎之在电话里说，他认真地看了书稿，希望我能就朱元璋问题深入地谈一谈，他有兴趣给这本书作个序。

《发现另一个中国》，李慎之所写的这篇长序中，字里行间折射出他对于“游民文化”牵动中国社会变迁的密切关注，“游民阶级在我国社会力量强大，他们有时与过剩的知识阶级中的一部分结合，对抗贵族阶级。他（杜亚泉）认为秦始皇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大都由此发生。可是革命一旦成功，他们自己就贵族化了，于是再建贵族化政治，而社会组织毫无变更。他说这不是政治革命，也不是社会革命，只能说是‘帝王革命’”。

只有在民主运动中才能学习民主

人物周刊：《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出版至今已有11年了，其间，您对游民文化的研究是否有变化？

王学泰：2007年，我又出了《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增订本，字数由原来37万字，增加到近60万字。在增订本里，我提出了“江湖”的概念。

简而言之，游民是指脱离宗法秩序，从宗法社会中出来的人。他们出来后，很多根本生存不下去，死于道路。但也有些经过奋斗生存了下来，逐渐磨炼成为江湖人，形成了江湖。

江湖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里面当然包括有形的组织，比如一些秘密会社、山头等，但总的来说，江湖是一个“场”。就像只要有电子活动的地方，就形成“电场”。只要有江湖人，这些江湖人按照江湖规则办事，那就有了江湖。江湖既在城市，也在乡村，既在通衢广陌，也在大江大海。即使上层社会也有江湖。

人物周刊：既然上层社会也存有江湖，游民意识与他们的意识是否有重合？

王学泰：为什么最底层人的要求有时能与最高层想法重合，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都关注最切近的利益。游民关注眼前，因为明天醒了还没有饭吃，而高层关注眼前那是因为自己的位子问题，这是一切利益之母。

人物周刊：书中，您还谈到社会变化存在一个“治乱周期率”，200年一个轮回？

王学泰：对，不论公民社会、法制社会，永远脱离不了这个周期。解放前那几十年，统治者并非有意识要让社会全面退化，只是统治力的疲弱，因此任由社会腐败，大家非常厌恶。解放后，政府希望用一种质朴的文化或说所谓的“同志式文化”来取代传统文化，却不知道这种看似质朴的“同志式”的文化实际上就是“李逵式的文明”。很多人都赞扬李逵，我说那是他没坐在你身边，坐你身边你就会感受到什么是“李逵式的文明”。

中国这60年是一个极特殊的时间段，执政党力量强大把国家弄得很完整，过去统治者鞭长莫及的地方，现在是无远弗届。“文革”“破四旧”，几乎所有的穷乡僻壤，都会有人主动把“四旧”扫光。统治力强弱也有其两面性。我们是个整体性很强的一个国家，但也非常容易破碎，这就是说“强”既能使国家完整，但因其力强大，也在自觉不自觉地破坏这整体性。

另外，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缺少自生的机制，一切都靠政府组织，这既增加了统治成本，又使得它缺少弹性。一个组织太刚性也是易碎的。

人物周刊：您的书中提到，“农民的独立人格、自由个性、主体意识沉睡状态下，即使取消强制，造成的也不会是自由，而是宗法式的散漫”，今天的农民是否依然如此？

王学泰：对。农民长期缺乏教育，本身不具备组织能力。宗法解体之后只能成为游民，无目的地在大地上行走。而游民经过游走与奋斗，特别是在与主流社会及与他相同的游民奋斗与博弈中，逐渐江湖化。游民成为江湖人甚至是老江湖时，他自然会有一种江湖意识。江湖是皇权专制社会解体的产物，总体来说，江湖是无序的。金庸幻想“一统江湖”，真的“一统”，就不是江湖了，那是建立一个新的朝代了，那就是另一个皇权专制社会了。所以我说江湖是散漫的，它在破坏着旧的皇权专制王朝，也在修复着皇权专制制度。

去年，我在岭南大讲堂上讲过，我们需要的是江湖社会还是公民社会？江湖社会就是一种无序状态。所谓公民社会也就是现代法制社会。要实现公民社会，最重要的是实施公民教育，公民懂得了自己的权利义务，增强了自主能力，社会自然而然就会形成自生机制。有了自生机制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社会，这正像有了免疫能力机体才是健康身体一样。这种社会进步不是谁代替谁，也不是非得要打碎什么东西。新生的东西是靠自己的生命力取代老朽。暴力解决不了复杂的生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