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1（第1页）

第1章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1）

游民是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游民生活的空间在江湖。江湖是干什么的呢？它是游民觅食求生的场所，游民脱离了宗法网络，一无所有，他们为最基本的需求——生存而奔走奋斗。游民既是社会问题，又是文化问题。

游民观察者

此篇发表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10月）。采访者是该刊记者彭淑女士，采访时间是2011年9月。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1999年，王学泰在他的代表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引用了闻一多先生（原话来自于英国学者韦尔斯的《人类的命运》，闻一多在《关于儒·道·土匪》中引述过来）的这句话。

学界曾有人将王学泰研究的“游民文化”，与余英时的“士文化”、吴思的“潜规则”，并称为“中国当代人文学科的三大发现”。

在多次采访中，王学泰一再阐述他所定义的游民：“凡是脱离当时社会秩序的约束与庇护，游**于城镇之间，没有稳定的谋生手段，迫于生计，以出卖体力或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手段取得生活资料的人们，都可视为‘游民’。有没有文化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游民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意识到，只有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中才会改变现有一切。他们不理会秩序，欢迎冲突，甚至欢迎剧烈的社会冲突和社会动乱。”

“当然，这里闻先生指的‘土匪’和‘土匪意识’，也就是我所说的‘游民意识’。”在文中，他进而表述。

目光犀利的受难者

“这是一个在旧诗词、旧小说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人物……他追慕的人格是：看破红尘、遗世独立、清高飘逸、不骛名利、**不羁、冷嘲热讽的亡臣隐士。他向往的生活是：一屋线装书、一壶清茶……他最终决定去追求丰富的学识。这样，他就有了傲世人不学无术的资本，生活就有了内容和乐趣。任何新事物的缺点、失败他都欣喜，它都用来证明自己是时代目光犀利的受难者。”

20世纪60年代，闵家胤偷偷为自己高中时的同学、老师“立传”。他笔下的这位“受难者”便是王学泰。后来，他们还分到了同一所大学，而且同院同系，1980年，他们又成为中国社科院里的同事。

闵家胤在电话里笑道：“念高中时，我们都在六十五中学五班。班上五十多名男生，我是班长，而王学泰是落后生。”

当年，王学泰有一特色：上课爱睡觉。“有一次上俄语课，他又在呼呼大睡。俄语老师把他叫起提问。他睡眼惺忪，没头没脑答了一句，‘amb！’（睡觉）再看他那张胖脸，全班哄堂大笑。”从此，王学泰有了一个绰号：amb。

“说他落后还不在这事上。那时候，大跃进、大炼钢铁、下乡劳动、学校迎接外宾，运动一波接一波。王学泰在班上却是个‘观潮派’，有时候还冷嘲热讽，为此，全班给他专门开过会。”闵家胤接着说。

“我不喜欢耗费时间、永无休止的运动、开会，厌听‘假大空’那一套，我觉得那很像表演，大家说一些谁也不相信的空话……我只爱跑图书馆读书，读几本能够点燃好奇心的书。这种想法是大悖时运的，因此在校方眼中我就是落后分子。我也有自知之明，不混迹于积极分子之中。”日后，在悼念同窗的文章《野驴顾惟乔》中，王学泰继续揶揄那股“时代洪流”。

那时，他偏好文科，尤好古典文学。人至暮年，他对闵家胤说起，有3部书自中学时便紧随他：《史记》、《杜工部集》、《鲁迅全集》。

“还有一本书，他终生难忘《元曲别裁集》，那是遇罗克送给他的。”闵补充道。

在《一本书的故事》里，王学泰回忆了好友遇罗克：“他在四班，由于都是学生会下属文学组的成员，我是组长，有时举办一些活动常常请他帮忙，所以往来就多了起来。我们私下常常议论一些文学和人生问题……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海聊是在美术馆对面的平房上，一连聊了3天，那时正逢全市消灭麻雀，他很感慨，对我说：人生是不是就像那被驱赶的麻雀一样，永远没有止息之处？”

“我和遇罗克常常争论，或者是抬扛……后来他对我说：学泰，你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但是不合时宜，坚持下去要犯错误的。”

不料，遇罗克一语成谶。1958年10月，王学泰随校下乡参加农业大跃进，“我们翻的这一块地是普通地块，只翻一尺五寸深，明年亩产万斤小麦。另外一块试验田深翻一丈二尺，由老乡们自己翻，那里明年亩产120万斤……当时我不到16岁，又长在城市中，根本不了解翻地在农业生产中有什么作用，但120万斤这个数字令我很好奇。劳动休息和同学闲聊时便问，120万斤小麦到底有多少。在旁边指导我们翻地的一个农民插话，一麻袋才装200斤小麦，小麦还别太干了”。

老农不经意吐出的数据，经他一细思量，“120万斤小麦要占多大地清晰起来”。

学习会上，他问教导老师：“一亩地怎能产120万斤小麦呢？它要装6000个麻袋，平码在地里要堆6层呢。”

“你是认为这根本不可能么？”老师追问道。

“什么样的麦秆能把这6层麻袋挺起来呢？”他说到这里，会场突然沉默了，生怕其他学生被毒害似的，老师匆匆宣布散会。

“第二天刚刚出工，年轻的教导主任在会上板着一副面孔宣布：王学泰和王某某到队前来……紧接着那位女连长也走到前排，拿着一张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全体同学面前指控我的罪状。”王学泰在《生活的第一课》里写道。

“受到批判后，我变‘懂事’了。报考大学时，班主任为我的操行分评了一个‘良’。幸好有这个‘良’，我才勉强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哪怕它是当时最差的一所大学。”王学泰轻轻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