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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课的下课铃又响了。操场上的孩子们的嬉闹声一阵阵往校长办公室撞。天气不冷不热，孩子们在操场上玩得热火朝天。女孩子们围成一圈在玩跳房子。男孩子们不知道从哪里搞来一只篮球，因为没有篮球架，他们索性把篮球当成足球一样踢来踢去，你争我夺。只有几个好奇心重的妇女躲在窗户外头偷听，她们头一回看到女老师跟学生一样垂着头挨校长训。

我双腿并拢，双手直直地垂着，老老实实地听着教导主任义愤填膺地汇报。我几次抬头看他的眼睛。他的眼神里没有冷酷，没有撒谎者的狡黠，相反，是一副为孩子们打抱不平的愤慨，他的讲述使孩子们的恶行变得微不足道，一个代课老师的失态倒是天大的错误。经过他的反复强调，我对这两个孩子的保护行为才是那天唯一不合常理的事件。这些忽略事情的前因，直接追究后果的行为使我吃惊，他那严肃劲几乎跟升国旗时一样庄重。那天我失去了成为正式小学教师的可能性。

这种成人的低级补偿心理，最终对这两个孩子有什么好处呢？半个学期之后我便离开了。半个学期想要改变一个人的表面处境是容易的，建立自信就够戗了。给予他人自信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爱和平等意识。而我当时，连“平等意识”四个字都没搞清楚含义，同情生发出冒失的偏袒。我自己的权威都没有建立便迅猛地丧失，更没有树立什么理念在支撑他们。我离开后，他们因为我在时豁免掉的义务有可能都得变本加厉补回去，这何尝不更加残忍？所以，离他们越远，我的牵挂就越重，焦虑之心一直没有减缓。

你无能为力，一凡说。你能做得非常有限。他说他小时候生活过的巷子里住着一个智障的叫嘉良的男孩子，因其莽撞而分不清是非曲直，对危险缺乏防备和认知，许多人都担心他这样的人活不了多久。许多年过去了，一凡每次回去都能够看到他。他倚靠在门前，面带微笑地看着人来人往。随着这位智障者的奶奶和母亲相继老去，一凡说每次回去时他都以为这个人不在了，悲惨地去了。但是，每次他一踏进那巷子，嘉良都一如既往地倚在门口，看到他这位童年伙伴曾经熟悉如今满是沧桑的脸，总会报以微微一笑，表示他认出了游子。

我什么也没为他做过，我也心怀愧意，他说。

不过，后来，我听人说，一凡这些年一直在收留流浪狗和流浪猫，他持续捐助希望工程，他最早捐助的孩子已经大学毕业了。这些，没有得到他的证实，他从来不谈这些。不过，我确信其有。

即使心怀善意，也无法为他人长久地负责，这是人生最无奈的事，他们有自己的命运。有很多弱者，你很清楚，你若是不帮助他们，听之任之，他们会受欺压，无力继续，可是你还是无法为他们做什么。这是我们的局限，要承认这种局限。

正是他言称的局限，恰恰使我僵化了许多年的思想改变了。我反倒相信，他们会挺过去。我曾在他们暗无天日的童年涂上过一抹亮色，接替我的人也许会比我做得更好，或者他们慢慢长大，进入到新的天地之后，能够从自身生长出新的力量，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被鄙视、被折磨，他们的防备能力和承受能力反倒越来越强，形成了自身的抵抗力。那些嵌在泥土里的皮肉，那些被无端的恶所摧残的嫩骨，将会对随之而来的打击有足够的承受力。虽然在精神层面上他再也无法达到某种境地，但作为生物体的生命力会更加旺盛。

有活下去的自觉，是活着的最必要条件。

这个人，如此突兀而迅速地解除了我的武装，他像一个举着正义之剑的审判人员：陈述吧，把事实亮出来，我能还你公道。虽然声轻言细，却有着明辨一切的决断力和慷慨，激励我打开内心一道又一道紧锁的门。对于向来戒备森严又不怎么了解人情世故的我来说，这是绝对亲切又新鲜的体验。

有天早上，我刚起床，就看到母亲正站在楼下的树丛中，和小区里的一位刚结识的阿姨谈心。这是乡下女人的显要特征，向你示好，向你表达她的诚意的最主要做法，就是把她们的秘密贡献出来。我听到她小声地对那位阿姨抱怨说：

我女儿嫌我。

嫌你？对方好像挺感兴趣的。

嫌我饭做得不好吃，嫌我打麻将吵她，嫌我话多。

嫌你就不要帮她做事。回老家享清福去。邻居阿姨怂恿她说：我儿子，在我跟前大话都不敢说一句。

处境如此悬殊，我母亲的声音愈发悲壮和委屈：她有病，我不好丢下她，我舍不得。

切，我鄙视地想，丢不下我？舍不得我？我冷冷地笑着，牙齿发出吱吱的碰撞声。我找来耳机，把耳朵塞起来，后面的一句也不想听到。

今天，此刻，在回想这段对话的时候，我发现了真相，一个令我心碎不已的真相，那就是，我母亲身上带着的那些东西，准确地说，就是乞怜！

这种乞怜，不一定是从乞讨者身上发现的，我第一次发现，是在商店里。一位妇女，给她上学的儿子买书包，她根本不知道明码标价的商店不可以还价，她对营业员说，你瞧瞧，我的钱不够，差五毛钱，我们种田的不容易，来一趟城里不容易。

我当时也在，但不是今天的我，不是今天能够随随便便掏出十块八块施舍穷人的我，我拿不出五毛钱。她发觉了我的同情，伸出手，萎缩成鸡爪子一样的手，摊开给我看。她说，你瞧瞧，我关节炎，手疼，要瞧病。

她的身体不疏懒，眼神也不贪婪，不像那种喜欢幻想有饼干从天而降的人。

那个营业员或许动了恻隐之心，或者没有，她摇摇头，把书包放回货架上，没有解释，她深知解释多余。

后来，在公共汽车上，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过。那个挑了两捆塑料瓶的拾荒者，他可能是累了，他先提上一只袋子，刚把捏在手里的一元硬币投进投币箱，司机就喝令他下车。他愣在那里，我听到他腹语般胆怯的乞求：

走不动了，实在走不动了。

他并没有想到那其实是他的权利，上那辆公共汽车。

司机拦在门口，伸脚踢着他胸前的袋子，后边要上车的推搡他身后的袋子，他被夹在中间，进退不得。后边失去耐心的人，伸手拽开了他塑料袋的口，里面的瓶子哗啦啦往地上掉，他赶紧抱着胸前的袋子掉头往下挤，腿脚踉跄，眼睛直盯着地上的瓶子，生怕滚远了，不见了。

车子开出去老远，他才怀抱一堆瓶子，抬起头，嘴巴在动，仍然是那副哀求的表情，兴许想到投进去的一块钱。那乞怜的面目，渐渐模糊在我的视线里。

贩卖西瓜的经常跟砸他摊子的城管也是这样哀求。而钟点工，我不止一次地听她算账给我听：

要盖房子，要管老人的吃喝，要供小的读书。这就是她们希望工钱高一些的方式。

那种乞怜的语气，成了他们的特色。开口之前，心有所虑；开口之后，仍是心有所惧。仿佛站在那里就是对他人的冒犯，仿佛呼吸的空气也是别人施舍的。我记得我自己，找到第一份工作时也有一句话：

我带来的钱快花光了。

也是那样乞怜地望着招聘主管，仿佛我一定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只能靠眼睛里的乞怜才能获得那份工作。我死死地盯住他的眼睛，使他对我发出的绝望和恐惧无法回避。我牢牢地记住了自己的乞怜，在工作中经常回避跟他碰面。后来辞掉这份工作时，连招呼都羞于跟他打。那样乞怜的人，一旦翅膀硬了，就忘恩负义。我怕他那样指责的眼神。

我母亲，我以为没心没肺的母亲，她从进城的头一天起居然也染上了这种东西，或者，那不是染上的，是她骨子里、是我们骨子里与生俱来的。

这个东西，无论在什么人身上发现都令我心碎，更不要说从自己母亲身上发现。可是当时，我耳聋眼瞎，唯有恨意层出不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