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表天地大法（第1页）

对表天地大法

但凡关注俄乌冲突的朋友，可能都会发现一个见怪不怪的细节：穿插突袭战中，双方官兵的钢盔和胳膊上，分别扎有一道黄胶带或绿胶带。为何？

“识别敌我，防止误伤呗。”聪明的看官，想必定会脱口而出。

恭喜你，猜对了！本人也是这么猜的。可是，两军明明各有迷彩军服和特定标饰（如帽徽、胸标和臂章等）呀。如此岂不多此一举！倘若这么一追问，你可能一时语塞。

别急！个中道理，且听我慢慢道来。

一

放眼四望，世界各国军队都有各自的迷彩作训服，虽然式样、质料不尽相同，但种类、图案和色调却高度相似。就种类而言，不外乎丛林迷彩、荒漠迷彩、海洋迷彩、航空迷彩、特战迷彩、雪地迷彩、城市迷彩等。

就设计原理而言，迷彩图案和颜色的选择，主要基于环境模拟需求。它通常有四种颜色组合：绿、黄、茶（棕）、黑以及不同变体。如棕色模仿树干和泥土，黑色用于阴影对比，绿色匹配植被，黄色或土黄色对应干燥地面。由此组合而成的迷彩，被广泛应用于包括军服在内的多种军事伪装设计。

以常见的各国海陆空迷彩服为例，它们主要通过颜色、图案及军种标识区分。陆军多以深绿、棕黄为主色调的林地或荒漠迷彩，适应丛林、山地、沙漠等陆地环境。海军多采用深蓝、浅蓝及白色组成的海洋迷彩，模拟海浪与天空的视觉效果，适用于舰艇和海洋环境。空军则多以蓝灰为主，搭配低可见度城市迷彩，适应机场、低空及城市作战场景

基于环境模拟需求设计迷彩，必然带来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因为全天下的沙漠、丛林和海天的顔色大致相同，因而各方迷彩的图案和顔色也就大同小异，以至经常缺乏足够的辨识度？当交战双方服装高度相似时，仅靠帽徽、胸标和臂章等标饰，在远处或高处仍很难区分敌我。这就是穿插突袭战中俄乌官兵钢盔和胳膊上，分别扎有黄色或绿色胶带的直接原因吧。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科技发展，迷彩设计理念也会不断更新，但谁都无法改变一个基本设计原则：与天地对表——即以天地自然为基色、为共同参照点，哪怕它的确不利于战时敌我识别。因为其背后隐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铁律。这大概就叫：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与此同时，各国军队迷彩高度相似，谁也不能因此推定说，这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刻意模仿甚至全盘照搬。因为根本说来，它们皆源自实战化需要，皆以天地自然为共同参照系。

二

由黄胶带与绿胶带，不免想到黄皮肤与白皮肤，乃至棕皮肤和黑皮肤。

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倘若对文明起源与发展做深入研究，便不难发现，多元文化的相似性远大于其差异性，其根源就在人性的一致性和稳定性。正如享誉全球的美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威尔·杜兰特所说，“历史只是生物学的一个片段，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体重复着，是因为人类天性的改变，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悠然”。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往往直观地折射在肤色、服装、语言、风俗等显性方面，而这些恰似为同一首曲子填写的不同歌词，抑或对同一语义的不同语言表达而已。而其基本思想内核的差异，似乎不会大于前者的差异。

先以各类艺术经典（如文学、音乐、舞蹈、雕塑、绘画等）为例。人们常说，经典无国界，同为人类宝贵精神财富。这些经典何以能够超越区域文明为人类所共享，以至千百年来为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们所喜闻乐见？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性是相通的，基于人性之上的价值取向和思想情感也是相通的。比如，古今中外各民族创作的摇篮曲，虽然语言不同、旋律不同，但用于其它时代、其它地区的儿童催眠，效果一样好。

再从宗教和道德角度看，以记载于《旧约·出埃及记》的“摩西十诫”为例。其核心内容，于敬拜唯一真神耶和华、不可雕刻与跪拜偶像、不可妄称神的名、守安息日为圣日等具体宗教诫命外，所余六条皆为家庭伦理及社会道德规范。如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他人所有等。试问，谁能说这些道德诫命不是普世价值。

进而言之，不同国家和民族间之所以能够开展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通常也是建立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等普世价值准则基础之上的。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联合国宪章和各种国际公约及协定，它们无不超越国家和民族，为世人所公认。

以《世界人权宣言》为例。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由来自世界各个地区不同法律和文化背景的代表起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参与《世界人权宣言》起草的核心人物张彭春，于1947年至1948年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及起草委员会副主席，全程参与并领导了《宣言》的起草工作，成为国际人权领域的杰出贡献者。宣言第一条强调“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这里的“生而平等、生而自由”，既说明自由和平等乃人之天赋权利，也说明它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等，是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均应努力实现的共同人权保障标准，亦即普世价值。

是的，人类之所以执着于那些代表公平正义和永恒美德的普世价值，部分是因为人类具有向上向善的天性本能——这当属天赋权利或称自然权利；部分则缘于为实现自身天赋权利，不得不尊重他人天赋权利——这当属人类对趋利避害天性本能的妥协。它可以理解为世界各国经过千百年反复磨合争斗，逐渐达成的有关人类共同利益、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共识。换言之，倡导普世价值并不是不讲国家利益。相反，它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如同加入WTO会带动一国经济全球化实现经济腾飞一样。

由此不难看出，犹同各国军队迷彩相似绝非刻意仿冒，而取决于对表天地法则一样，倡导普世价值，也绝非如某些人妄言的那样，是西化洋化甚至崇洋媚外，而仅仅是因为：普世价值既是向善人性，更是天道公理；既是不同文明交流合作的桥梁纽带，也是人类对于自身的终极关怀，与科技文明和艺术文明一样，是人类共有的宝贵精神文化财富。

三

诚然，不同民族和阶级基于相同人性，却往往有着相互对立的善恶是非表达。然则，两者间难道就没有高尚与卑微、进步与落后、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吗？双方孰是孰非谁对谁错，难道就没有客观公正的评判标准吗？当然有。

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中的“道”，就是最终评判依据。这个“道”，指的又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就是人类普世价值。由此可见，普世价值引领人类光明前行；没有普世价值，人类将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创造文明和谐、共生共荣的美好世界。

倘若深加探究，民族性和阶级性，其实并未超出人性本身。相反，它们恰恰是人性躁动曲线上周期性的脉动或跳转，抑或是人性暗流涌动之上翻腾的浪花，它们起于人性，也终将回归人性；否定人类具有共同的人性，无异于直接否定了人本身。一如威尔·杜兰特所说，“总的来说，穷人和富人都有同样的冲动，只不过穷人没有什么机会，而且技能太差，无法实现他们的本能冲动而已。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这样一个事实：获胜的反叛者会采用他们过去习惯于谴责的方法”。这正是历史周期律难以避免的终极人性依据，也是人性相同且恒常不变的一个有力佐证。

明代心学大儒王阳明有言：“天理之在人心，终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万古一日。”的确，不管世界如何沧桑巨变，不管不同时代不同民族或阶级，给天道人性掺杂了多少机心，但总有一些理念和美德亘古不易，诸如诚信、友爱、善良、宽容、勇敢、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平等。它们不会因时空变化而变质，于天地它们是根本，于人类它们是灵魂，因为它们闪耀着人性向善的光辉，**涤着人性趋恶的阴霾。

更何况，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关系一样，贵在求同存异合作共赢，而非求异存同制造对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者对天道人性的认知和把控。普世价值固然不能成为个别国家推行自身意识形态、干涉他国内政的工具。同样，强调文明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不能成为任何国家否认人类核心价值共通性的借口。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通过积极对话与交流，努力寻求价值共识与包容，并最大限度地与世界主流价值体系融合对接。因为这背后同样隐藏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铁律。

有人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利益主导，哪讲什么仁义道德，甚或断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从实际情况看，或许很多时候情况确实如此（不妨称此为事实判断）。殊不知，这一观念和做法无一例外总是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这同样也是事实（不妨称此为价值判断）。如同法不责众，但并不意味着违法之众的所作所为就是对的。多数情况下，类似的做法恰恰被世界公认是有悖于普世价值的下作之举。

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里的道，显然特指中国传统文化之仁义理智信。那么，国之爱财，当然也应取之有道。而这里的道，无疑只能是普世价值。换言之，只有基于普世价值基础上的利益诉求，方乃君子国所为。否认和背弃普世价值，难免陷入民族闭关主义和文化孤立主义。退而言之，在全球化时代，一国即使奉行闭关锁国的孤立主义，倘若背离普世价值，也绝不可能实现自我变革自我振兴，而终将只会走向自我僵化自我毁灭。道理很简单：天道人性不可违，世界潮流浩浩****，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四

由迷彩设计对表天地自然，还不免想到经济社会运行对表天道人性。

道教始祖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谓“道”？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意即道乃先于万物的终极存在，它超越时空和具体形态，是宇宙的终极本源和运行规律，是万物产生的根源。道无形无象，其“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即特定时空中的一切具体之物，都有生有灭，唯有道恒常永久。一句话，道乃统摄宇宙的客观规律或称宇宙大法。

梳理人类思想史发展脉络，不难发现，“希腊三贤”之一的哲学家柏拉图提出的“理念世界”，古罗马“马上皇帝”、思想家马可·奥勒留提出的普遍理性，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的绝对精神（又称绝对理性），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提出的“唯意志论”等，与早前老子关于“道”的精辟论说，可谓异曲同工一脉相承。足见，道家思想之前瞻超拔之睿智深邃，不仅堪称“中华文明之昆仑山”，亦可谓开创人类宇宙本源论之先河（姑且甭管它们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更重要的是，这些古圣先贤的智慧创造，千百年来引发无数思想者对天道人性的迷思。

话说天道人性，不能不提及庄子提出的“天人合一”思想。道教经书《阴符经》里说：“宇宙在乎手（修行感官借指本心），万化生乎身（意指天人同构）。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这里，“天性，人也”，指天道与人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离开天道亦无人性，或者干脆说人性就是天道的一部分。就人类社会而言，天道往往要通过人性来体现。“人心，机也”，指人只有通过反观内心才能获得宇宙天机。“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说的是只有认识并把握了天道，才能施行真正的人道，让人们过上安定生活。一句话，万物源于道、生于道，天与人各为万物之一，出于同源，其本相通。

识人性者识天道，得人心者得天下。天道强调顺应自然规律和客观法则，比如经济发展不能违背资源环境的承载限度，须得尊重市场运行基本逻辑；人性则关注人的需求、情感和价值，比如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生活更幸福，不能忽视公平、尊严这些核心诉求。其实很多时候，经济社会发展出问题，往往是因为偏离了这两点：要么急功近利破坏了天道，如过度透支环境资源等；要么奉行理想主义忽视了人性，如分配失衡、精神需求被边缘化等。人类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制度设计和政策制订，都必须在人类向上向善和趋利避害这两个天性本能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否则最终都会归于失败。

没错，如同迷彩设计要对表天地一样，经济社会运行也应对表天道人性，否则任何社会理想必将成为乌托邦。前苏联一台曾经壮怀激烈的计划经济体制大戏，最终只能偃旗息鼓、黯然谢幕，便是切近惨痛的教训。正如威尔·杜兰特分析的那样，“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不在于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也许出于对战争的持续恐惧，这种战时经济体制得以存活下来；但只消一代人的和平，它便很可能被人的本性所侵蚀”。当然，犹同历史上各种失败的社会改良试验一样，如果能够证明此路不通，未必不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大贡献，尽管代价太过高昂。

综上所述，善与天地对表，就是回归天道，就是回归人性，就是回归常识。化用圣哲老子的“道法自然”说就是：道理本就如此，也本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