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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的天空

生活于变动不居变幻莫测的大千世界，坊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其实，说这话时你大致已明确知道结论：意外随时会来。正如有人说：上帝也会打喷嚏，却不知祂何时打。既如此，便不妨姑且假定：祂随时会打。

是的，在人类逻辑（或称理性）的天空，时刻面对着偶然与必然、例行与例外、习惯与经验量子般的复杂纠缠，进而使人类永恒面对着有限与无限、可知与不可知的严峻挑战。所幸，有物质便有反物质，有逻辑便有反逻辑，有明知识便有暗知识。惟其如此，权将无常作有常，且以正常待异常，吾等素常方可少些忐忑、多些超然，进而从容走过人间。

唉！难怪尼采说：世界没有真理，只有角度（立场只是角度之一）。译成教科书里的话就是：世上只有相对真理，没有绝对真理。

习惯往往是很愚蠢的

让我们从“罗素的寓言鸡”说起吧。

一百多年前，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曾讲述了一个颇富哲理的寓言：从前，有位农夫每天都会到农场喂鸡，于是这只鸡每天都期待着农夫的到来。直到圣诞节前一天，农夫拧断了它的脖子。罗素认为，这表明当某件事重复发生一定次数后，动物和人类就会因此期盼它会再次发生。实际上，这种习惯性预期往往是很愚蠢的。

期盼生活有规律可循，似乎无可厚非。假如一切都毫无规律可言，很难想象我们该如何生活下去。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事情，是我们所掌握的能够预测未来的全部初始证据。从相信喂食的人不会杀我，到之所以进食是因为知道食物可以果腹……所有这些似乎都证明，我们从昨天学到的经验中找到了答案，因而我们今天所做的是对的。如罗素所言，我们很像那只鸡，都靠规律活得很好。然而，那只鸡最终却惨死了。

“鸡的悲剧”表明：一方面，它不得不依据已经掌握的规律来生活；另一方面，认为这些规律足够可靠且普适是危险的。一旦有它根本不了解的因素出现，期望就会落空。就是说，鸡生前只有了解了有关农夫行为、农场社会结构和圣诞节习俗等诸多具体细节，才能正确理解每天喂它究竟意味着什么。显然，鸡并不具有这样的预判能力。

人和鸡之间唯一的差别在于：人知道因为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自己对因果关系的直觉可能是不可靠的，而鸡甚至连这一点都不知道。无法意识到总会有隐藏的潜在因素（即例外），那么我们就与那只鸡没什么根本差别了。人类虽然可以尽可能多地了解，但永远也无法掌控事物的全部相关细节，事实上总有隐秘未知的影响因素存在。鸡死于无数次规律性喂养后的一次例外，人当然也会失手于先前所称规律之外的一次例外。没错，例行是常态的决定性因素，例外是变化的决定性因素。简言之，例行决定常态，例外决定变化。

有人曾戏说历史学家：对于已经发生的事，他们总说那是历史的必然；而对于尚未发生的事，他们又总说一切皆有可能。实则，前半句未必对，后半句未必错。在这个纷繁复杂、绚烂多彩的世界面前，我们已知的永远是沧海一粟，未知的永远是浩瀚星空，宇宙的不确定性永恒存在。为了避免出现“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尴尬，面对未知现象时，不妨经常提醒自己：一切皆有可能。

其实，很多时候人们应当对此持乐观态度。正因为世事无常，才给了众多身处底层藉藉无名者翻转命运的机会。当然，一个人倘若不幸处在逆向翻转中，则不妨牢记国学大师季羡林的那句名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运气往往是可把握的

说完罗素的“寓言鸡”，再看达尔文那“怪异的鼻子”。

查尔斯·达尔文年轻时游手好闲，后来却成为举世闻名的科学家，提出了自然选择进化论。他是如何从懒汉变为科学巨人的呢？个中缘由一定十分复杂，但贝格尔号航行无疑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对他职业生涯起到决定性作用。然而，很少有人知晓，达尔文差点因为自己怪异的鼻子形状，而与那次航行擦肩而过。

原来，当时面相学在欧洲很火，为了那次著名的航行，贝格尔号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想找一位有绅士风度的同伴同行，他认为一个人的面相可以透露出性格。初见达尔文时，这位船长觉得达尔文的鼻子长得怪异，并认定这种面相的人“没有耐力，吃不了航海之苦”，因而拒绝了他。

况且，达尔文的父亲因为想让儿子当一名牧师，原本也不允许他去航行。可就在出航前几天，他的叔叔约书亚·韦奇伍德赶来对老达尔文说：“他对自然史的研究虽不专业，但即使对于一位牧师来说，这次航行也是大有裨益的。”说服老达尔文后，这位可敬的伯乐叔叔亲自驾着马车，赶了近50公里的路，硬是把达尔文送到船长那里，从而使这位幸运小伙成就了一段传奇历史。

“达尔文鼻子”的故事昭示，总有某些关键但隐秘的细节，无数次地成就或毁灭着一个人的事业，令一个人的生活风云突变；生命的多数奥妙，一次又一次隐藏在一些偶然事件中。因此，细节往往是决定性的，正是细节使得一切变得皆有可能。问题只在于：怎么尽可能地洞察它把握它。

是的，谁能想到，英国的泰坦尼克号——“永不沉没”号，撞上冰山的原因竟是瞭望员行前忘了带望远镜。而它沉没的原因更小：正前方龙骨上有一条细如发丝的裂纹。撞上冰山时，一块坚冰把这条裂纹划开了，导致船体一崩为二。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的失败，是由于前缘隔热瓦被一块构件砸中，使它在返航时被火焰般的高温烧落，导致航天飞机在空中解体；前苏联“联盟一号”航天飞机的失败，则是因为少了一位小数点，着陆阻力伞打开程序无法开启，导致飞船直线坠落。

古今中外类似这种因小失大的惨痛教训，真是举不胜举。正如外国谚语所云：丢了一颗钉子，坏了一只马蹄；坏了一只马蹄，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亡了一名骑士；亡了一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

所谓“世事本无常，智者见有常”，说的确是某些隐秘细节促成了偶然事件，但是偶然中有必然，无常中也有规律可寻，这个“有常”就是：细节决定成败。天下大事，必做于细，必成于细。道虽学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欲做大事，不妨从做好细节开始。每完成一件小事，我们就离成功更近一步。

“达尔文鼻子”的故事还启示我们，机遇无处不在，关键看你能否把握它。阅历丰富者多有这样的体验：一旦你确定了某个目标，通常那些对的机会、对的事情和对的人，便会很快出现在你的生命中，与你结伴同行。相反，当你心浮气躁、心无定数时，即使身边满是对的机会、对的事情和对的人，你也会熟视无睹、擦肩而过。

就是说，很多时候运气是可以为我们所控制的（世人因此应该感谢达尔文那善于把握机遇的伯乐叔叔）。通常当你追寻着心仪的目标时，运气很快便会不期而遇；你只要做好充分准备，奇迹通常就会发生。

经验往往是可质疑的

尽人皆知，如同行车系上安全带一样，佩戴头盔骑行摩托车可以有效增加安全系数。然而，很少有人相信，佩戴头盔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功能：预防摩托车被盗。

资料显示，1980年，前西德的摩托车盗窃案数量达到创纪录的每年15万起。孰料，从1980年到1983年，摩托车盗窃案的数量竟出人意料地下降了14。在接下来的3年里，这一数据又减少了50％。到了1986年，一年被盗车辆只是6年前的13。这真是一个巨大而可喜的变化。盗窃率大幅下降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当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警察严格执法起到根本作用，即通过惩治和威慑，解决了部分坏人的道德沦丧问题。第二种观点则认为，是由于经济危机期间政府向窃贼伸出援手（如加大职业培训力度等），帮助他们把对摩托车的兴趣，转移到更有建设性的用途上。无论是观看电视节目，还是听政客演说，人们都能看到持上述两种观点的人站在对立面，个个讲得振振有词，各自观点都条理清晰、逻辑完整，似乎都很有道理。

然而，经过专家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发现，盗窃率降低的真正原因，与上述两种观点并无多大关联，而是因为当时出台了新的交通法规，要求骑摩托车必须佩戴头盔，否则就会被警察拦下。也许有人会说，假如盗贼真的担心被抓，随身携带一顶头盔就可轻易规避。但事实是，盗贼认为提前备好一顶头盔实在太麻烦。更有趣的是，相同的情形在英国和美国也得到了印证。这在最初立法时，倒是人们未曾预料到的。试想，假如有位政府部长提前想到这一点，然后宣称“佩戴头盔是一项新的反盗窃犯罪行动的基石”，那么可以断言他的政治生涯肯定不会太久。

探究摩托车盗窃率下降的原因，看到持不同观点的政客各自在电视上讲得振振有词，难免让人忍俊不笑：其实，站着撒尿不是大男子主义，那是男人的本色，与大男子主义根本扯不上边。再如，花在夜里开了，夜便争说那是它的功劳。令人遗憾的是，从古至今，类似这种牛嘴不对马唇的情形一再重现。

在中国，东施效颦的典故可谓尽人皆知，西施是春秋时期“四大美女”之一，她的大美原本不在因心口痛用手扶住胸口、皱着眉头走路时的样子，偏偏长相平平的东施，误以为只有这样才美，居然也效仿西施的样子走路，结果闹出了笑话。

和其他领域一样，商界往往对非凡成功的案例钟爱有加，向成功企业看齐，找出他们的做法，汲取他们的经验，然后亦步亦趋照着葫芦画瓢，这听上去很合理。但很少有人想到，无论人家取得多大成功，这些经验对你可能毫无用处，甚至即使经验创造者自己再度尝试时，都可能失效。因为成功的背后往往是诸多因素——包括那些不确切的神秘偶然因素（诸如摩托车头盔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这充分说明，经验往往是值得质疑的，不要轻信更不能盲目照搬别人的经验。这是因为：一旦成功了，人们往往喜欢把什么都说成是经验，而实际上可能凤牛马不相及，抑或仅有微弱的关联。其实，相比于借鉴经验，多吸取他人的教训则相对更靠谱更有效，因为失败后人们总结教训时，往往会冷静客观得多，如此才能避免重蹈东施效颦之类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