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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或有两全法

大我四岁的哥哥生性愚钝，从小学习成绩一直不好，干起活来也差强人意动辄出错，故没少挨脾气暴躁的父亲的揍。每当此时，一生性情懦弱恬退隐忍的母亲，除在一旁干掉泪外，总也想不出别的好法子。

一次，邻居听到打骂声，过来把哥哥拉到街上悄悄劝道：以后你爹再打，你要么赶紧认错，要么像刘家老二那样赶紧跑路——跑得远远的，且别急着回家，等大人火消了，自会四处找你。

不知怎地，听闻此话后的哥哥之后再挨揍时，哪怕幼小的我在旁边大喊“快跑”，他还是从不认错也不跑路，真是急煞人！可能他真心觉得，自己心拙手笨甚或做错了事，就活该挨打，所以就那么一声不吭地傻站着。时间一长，旁人都说哥哥的脾气犟如牛，撞上南墙不回头。

那时的我咋晓得：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人过一千无边无沿。是啊，人原本就是各个不同的，比如长相，比如血型，比如性格。孰料，随着年龄和学识的增长，我居然发现，历史上别说挨揍不跑，就是挨刀子也不跑者，实不乏其人，且他们并非哥哥那样的凡夫俗子，相反个个都是英雄豪杰。于是，能跑不跑、当跑不跑——这个问号，更加令我迷惑不解。

一

回顾历史，能跑不跑者，近看有清末维新派“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幽禁光绪帝，捉拿维新派。原本和变法领袖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可以出国暂避锋芒的谭嗣同，却誓言要成为中国“为变法而流血第一人”，挥毫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生命绝唱，英勇就义，时年33岁。也许，历史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对于这样顶天立地不屈不挠，甘为民族进步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世人在唏嘘慨叹之余，似乎不应再多说什么，只能报以无限敬仰和感佩之情。

能跑不跑者，远看有楚霸王项羽。想当年，同样是三十出头的项羽，兵败垓下仅余28骑，逃至乌江边时，那里有等他的亭长和渡船。原本可以轻松逃走甚至可能东山再起的他，却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决绝地选择自刎。谈及个中缘由，有人说这源自项羽骨子里高傲的贵族气，因而才赢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李清照五绝）之美誉。但也有人说，这不过是他逞一时之快的个人英雄主义，即好面子而已。因为自古胜败乃兵家常事，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对于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曾经青葱懵懂的我，一时竟无法作出明确评判。直到后来得知伽利略和布鲁诺两位科学家的不同遭遇，我方才猛然从中领悟到：世间或有两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伽利略和布鲁诺是同时代人，都坚信哥白尼先前提出的日心说，并说了同样为教皇派所不容的话，结果布鲁诺由于生性耿直不肯退让，被绑在火刑柱上活活烧死。而伽利略则为了逃过宗教法庭的惩罚，与教皇签署了一份供词，承认自己有过失，承认太阳围绕地球旋转。客观而言，教皇派的确也有人家的信仰自由，尽管他们的信仰是错误的，且不应强求千篇一律信他们之所信。

伽利略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只求将时间留给自己，而将其它留给时间。此后，他在被软禁监视的情况下，奋力写出《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通过三个人物辩论正反两方观点，巧妙地让书中人物说了自己不能说的话，也让书中人物用问题揭露了禁止讨论的真相。这本书在他去世前四年出版发行，直到今天仍在发售。

正所谓：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与布鲁诺不同，伽利略既坚守了真理，又避免了火刑。他的这一隐忍退让以图长远的两全法启示我们：热爱真理，不一定非得选择成为殉道者不可。

倘细加推敲，不难发现，伽利略“能忍则忍、当忍就忍”的生存策略，便是一种变体的“能跑则跑、当跑就跑”的生存智慧。没错，跑，正是这样一种两全法：它看上去是一种示弱，是一种退让，实则很多时候，它是一种迂回，一种蓄势，既是一种灵活务实的自我保护策略，更是忍辱负重以期大业的生存智慧。当然，这与人们常说的苟且偷生、临阵脱逃、投机取巧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二

古今多少事，功过后人评。说及意大利的伽利略，难免让人想起中国的吴承恩。生活在明代“文字狱”盛行时代的他，创作《西游记》的真实意图，原本是通过讲述神佛鬼怪故事，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揭露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却不仅没被朝廷识破，最终还成为千古流传的四大经典名著之一。

老话说得好：身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和伽利略一样，吴承恩既致力于探索真相，又能灵活机变，不失为“不负如来不负卿”的两全法。事实正是如此，或许是基于伽利略对天文学的巨大贡献，对于他违心签署认罪供词的做法，世人宁愿选择理解甚至加以赞美。

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忍人之不能忍，为人之不能为。纵观历史，通过忍辱负重翻转命运的各色人等大有人在。诸如周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春秋》，屈原放逐赋《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刖刑（砍脚）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蜀地方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子被囚秦国作《说难》《孤愤》，等等。其中最典型的，要数西汉太史令司马迁。

司马迁因替战败投降的将领李陵辩护而触怒汉武帝，被以“诬罔罪”判处死刑。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与蝼蚁之死无异。为了完成父亲司马谈的遗愿：撰写《史记》，补齐从鲁哀公以来因诸侯混战，导致史书丢散四百多年的断代史，司马迁毅然选择以腐刑赎身死。因为当时死刑可赎买或改宫刑，司马迁因家贫无法赎罪，只能选择忍辱接受宫刑。

其后，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发愤著书，历时十三年，终于创作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试想，假如没有司马迁当年灵活机变忍辱负重的两全之道，世人便无从看到这部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宏伟奇书。这无疑是他个人之大幸，也是中华民族之大幸。

细说起来，以上圣贤达人皆属忍而不跑者（即只是隐忍退让甚至忍辱负重）。若论通过既忍又跑乃成大业者，恐非越王勾践莫属。想当年，他被吴王夫差击败并包围，被逼无奈准备自杀时，谋臣文种建议他向吴国求和，并贿赂吴国大臣伯嚭，最终成功说服吴王允许勾践回国——即典型的能跑则跑策略。回国后，勾践卧薪尝胆，励精图治，二十年后一举击败吴国，成为春秋末期最后一位霸主，进而赢得后人“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赞誉。

如前所述，作为特殊境遇下的一种两全法，跑本身便包括忍，但忍并不一定包括跑。如此看来，越王勾践不愧为江湖枭雄，竟将忍与跑如此巧妙如此天衣无缝地融为一体，且演绎得如此精彩绝伦，如此威武壮阔。相比之下，项羽则缺乏这种灵活机变忍辱负重的“跑的精神”，实在不能不令人多少感到遗憾。

三

古代兵法曰：三十六计，走为上。“走”即撤退，理解成主动跑路亦未尝不可，说的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有时撤退不失为一个明智选择。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但是也有防御和后退。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善“跑”者胜。君不见，长征途中，面对敌重兵围堵，毛泽东灵活改变原有作战计划，力挽狂澜保存了红军实力。四渡赤水中，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在三个月里转战川贵滇三省，巧妙穿插于国民党几十万重兵围剿之中，不断创造战机，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牢牢地掌握战场主动权，为以后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延安时期，面对胡宗南大军进犯，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主动撤离延安。随后，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先后取得青化砭、洋马河、蟠龙镇和沙家店大捷，重创胡宗南部，最终胜利收复延安。

当跑则跑——暂时的隐忍和退让，对一支军队来说尚且不丢人，对个体来说更不打脸。经历过十年浩劫的著名作家巴金，倾其余生解剖那“可笑又可恨”的荒唐岁月，自认当年“举起双手、甘心认罪、自愿改造、委屈求生”的巴老，曾多次为三位抱定“士可杀不可辱”而含冤自杀的好友叶以群、老舍、傳雷感到惋惜。诚然，他们因不同的性格，以不同的方式坚持真理、与邪恶抗争，虽然结局不同，但同样值得我们尊敬和爱戴。

显而易见，当个人遭遇飞来横祸特别是无妄之灾时，跑与不跑、忍与不忍，各人都有权作出自己的选择。愚以为，为求长远计，不妨效仿伽利略、勾践、司马迁、巴金，奉行“能跑则跑、当跑就跑；能忍则忍、当忍就忍”的原则。诚然，此举实乃不得已而为之的两全之策。愿苍天保佑，置身现代文明社会的每个人，今生今世直至千秋万代，永远别遭遇类似他们曾经的那种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