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外圆内方的儒者（第1页）

§第四章　外圆内方的儒者

中国只有两个好人

以特立独行而著称的国学大师辜鸿铭最佩服的中国人里，蔡元培居然算一个。

辜鸿铭在西方的声望远胜于国内，他号称自己“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纳了一位日本爱妾），仕在北洋（指作张之洞的幕僚）”。他创造性地向西方译介了“四书”中的三部，即《论语》《中庸》和《大学》，英文著作有《中国的牛津运动》《春秋大义》等，这些著作为他赢得了世界性声誉。尤其在当时的德国，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他的名字。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说：“辜鸿铭在欧洲是很著名的。”丹麦评论家勃兰兑斯称他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就其著作在欧美的阅读范围和产生过的轰动效应而言，辜鸿铭称得上是近代中国第一人，在他之后，也仅有林语堂有此殊荣。时人有评其“最善大言不惭，为中国争面子”。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他聘请辜鸿铭为北大英文系教授。有人表示异议，蔡元培说：“我请辜鸿铭，因为他是一位学者、智者和贤者，绝不是一个物议飞腾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极端保守的顽固派。”

于是，辜鸿铭每日里以他那副标志性的遗老装束，在北大激昂亢进的革命氛围中保持着鲜明的个人姿态。他用纯熟的西方语言宣扬古老的东方精神，他反对女生上英文课，反对新文化运动，这在当时的北大校园里的确是独树一帜。当辜鸿铭梳着小辫第一次走进北大课堂时，学生们哄堂大笑。辜鸿铭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教室里立刻沉寂下来。

当时的北大有不少外籍教员。一次在教员休息室，辜鸿铭遇到一个英国人，便用英语问他教什么的，回答说教文学的。辜鸿铭立即改说拉丁文，英国人当场语无伦次，辜鸿铭丢下一句“教西洋文学的人怎么能不会拉丁文？”转身就走了。

在很多人眼中古怪之极、眼高于顶的辜鸿铭，骂过慈禧太后、袁世凯、徐世昌这样的权势者。只有一个人他一直保持着尊重——蔡元培。这还并非因为蔡元培给了他饭碗——他的另一位上级张之洞也被他毫不客气地讽刺批评过。辜鸿铭曾在课堂上对学生宣讲：“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我。因为蔡元培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

对于辜鸿铭来说，蔡元培慧眼识人，能发现和肯定他辜鸿铭的价值，对他有知遇之恩，当然算得好人。这就是辜鸿铭的识人逻辑。

到了1919年6　月初，受“五四”学潮的影响，校长蔡元培的去留引起了当局和校方的争议。北大教授们在红楼开会，主题就是挽留蔡元培校长。会上大家纷纷表示赞成，只是具体怎么交涉还需要讨论。大家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时辜鸿铭表达自己的意见，主张积极挽留校长，但他的理由和别人不一样。辜鸿铭的理由是：“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非得挽留不可。”这么一说就显得滑稽了，好在大家的立场和意见一致，才没人与他抬杠。话虽然滑稽，但是在性情的辜鸿铭看来，蔡元培就是那种内圣而外王式的人，是他绝对值得效忠的圣人，值得他发自内心报以崇敬和喜爱。设想换一个人当这个学校的“皇帝”，辜鸿铭非撇嘴不可。

1923年1月，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克扣教育经费，愤而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重赴欧洲。辜鸿铭与蔡元培同进退，随即也辞去北大教职。

教育家胡元曾用八个字形容蔡元培：“有所不为，无所不容。”“有所不为”意味着非义则不取、行正；“无所不容”意味着兼收并蓄、广大。蔡元培是对事有主张、对人无成见的长者，一生从善如流，却未尝疾恶如仇。也难怪他能得到辜鸿铭这样的人物的敬重。

在一般人眼里，处事“超然”的蔡元培平日里在大家的集会之中，其言讷讷，但与人交接则侃侃如也。蔡元培最爱谈论的话题不是时事政治，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

无论当教育部部长也好，当北大校长也好，当大学院院长也好，当“中央研究院院长”也好，蔡元培给人们的印象是偏于理想，始终只负责确立宗旨，制订方针，并不羁縻于行政。很显然，蔡元培还有一个长处，就在于慧眼识人。

蔡元培总能给自己的事件擢选到好的帮手，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都是偏于实践的干练之才，为他很好地打理了实际事务。蔡元培无为而治，治绩却有目共睹，原因只有一个：那些大名鼎鼎的学者无不发自内心地敬重蔡元培，乐于为他效命，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最大的。

1940年，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全国哀挽。蒋梦麟的挽联是“大德垂后世，中国一完人”，而他的老朋友吴稚晖送的挽联是“平生无缺德，举世失完人”。这样的推崇、这样的评价在中国社会里，绝非随便可以予人的。

中国社会中向来不但用事业，而且注重用私德评价一个人，有时求全责备乃至于到了苛刻的程度。传统意义上的完人必须立言、立德、立功，三者缺一不可，不仅要在公共事务方面恪尽责任，大有建树，而且在个人私德方面也不能留下任何瑕疵，而在大家看来，蔡元培是近代社会中罕有的符合这些标准的士林典范。

林语堂在《想念蔡元培》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论资格，他是我们的长辈；论思想精神，他也许比我们年轻；论著作，北大教授很多人比他多；论启发中国新文化的功劳，他比任何人大。”是的，蔡元培的主要著作有《石头记索隐》《教授法原理》《中国伦理学史》《美育实施的方法》和《华工学校讲义》，算不上著作等身，也算不上学问精深，但在近代的知识分子学人眼中，他是一位真正的大师。

培养人才，引领风气，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近百年间，蔡元培的功力和成就无人可及。正如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元培之风格》一文中所说，“蔡元培实在代表两种伟大的文化，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揭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此两种伟大文化，具其一已难，兼备尤不可觏。”

蔡元培具有淡泊宁静的志怀和正直和平的性行，但他何尝不是一位白刃可蹈、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斗士。蔡元培一生不断与权势相搏，与清廷斗过，与袁世凯斗过，与北洋军阀斗过，与蒋介石斗过，多次名列通缉令，多次收到恐吓信，走在生死边缘何止一两遭。种种做法都是公开与当局唱反调。这些作略体现的是学人在人格上对道义的坚守。

曾任北大教授的王世杰在《追忆蔡元培》一文中写道：“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死后无一间屋，无一寸土，医院药费一千余元，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只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衣衾棺木的费用，还是王云五先生代筹的……”

在蔡元培为代表的老一辈学人，其为人难以企及的地方就在于：他们追求真理，不愧屋漏；坚守信念，不避刀俎；用以身殉道的精神，将知与行打成一片，决不与时俯仰、与世浮沉；于一己之艰难处境，甚少挂怀、计虑。朱熹尝言，“是真虎乃有风”。蔡元培无疑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头真虎。

蔡元培与鲁迅的过从

蔡元培的恕人、宽广，从他与鲁迅的相知相交也可见一斑。

鲁迅（1881—1936）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曾自认自己的性格不易与人相处，但却与蔡元培有过长达二十余年的友情。郭沫若曾这样说过：

在章太炎之外，影响到鲁迅生活颇深的人应该推数蔡元培吧！这位有名的自由主义者，对于中国的文化教育界贡献相当大，而他对于鲁迅始终是刮目相看的。鲁迅的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援引。一直到鲁迅的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的友谊。[105]

蔡元培和鲁迅都是浙江绍兴人。蔡元培长鲁迅13岁。在科举取士的年代，蔡元培这位朝廷翰林院学士在当地反响很大，在童年鲁迅的心田自然也就留下了神奇、仰慕的印象。

辛亥革命时，蔡元培已是闻名全国的革命家。1904年11月，蔡元培等创立光复会，并任会长。他邀浙江会党首领陶成章加入光复会，而陶成章也是鲁迅的朋友，两人无话不谈。陶成章常向鲁迅透露革命党人的一些动向，鲁迅也因此而成为光复会会员。通过陶成章，鲁迅闻知了光复会领袖蔡元培，虽未谋面却神交久矣。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任蔡元培为教育总长。蔡元培上任后便各方延揽人才，鲁迅的朋友许寿裳向蔡元培推荐鲁迅，蔡元培回应：“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时鲁迅正在绍兴，已对辛亥革命后绍兴的局势失望至极，接到许寿裳的两封信后即来到南京。蔡元培回忆说，鲁迅进教育部后，他们“始常见面”，并由此而结识、订交。

由于蔡元培力主，鲁迅被聘为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馆、图书馆、音乐会、演艺会等。

蔡元培毕生注重美育，提倡“以美育代替宗教”。5月，蔡元培派王家驹筹办“北京夏期讲演会”，他知道鲁迅对美学有独到的见解，便指派鲁迅讲授《美术略论》。鲁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这一任务。他不辱使命，讲演深入浅出，很得学员的喜爱。

蔡元培执掌教育部后，一系列革故鼎新的主张遭到社会守旧人士围攻：“其祸我国民，岂有极哉？”遂于7月10日辞去教育总长职。22日，一个黑云压城的傍晚，鲁迅和许寿裳几个朋友，为蔡元培饯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