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最后的岁月（第1页）

§第三章　最后的岁月

忧政思国

1936年9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致函蔡元培，希望他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实现全民抗战。函中说：

五四运动时期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数聆先生之崇论宏议，不期忽忽二十年矣!今日者何日?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不论贫富，不分工农商学，不别信仰尊尚，将群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所谓亡国灭种者，旷古旷世无与伦比，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与农工政策，行之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之第一次大革命而有效，国共两党合作之时期，亦即国民党最革命之时期。孙先生革命政策之毁弃，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八月二十五日共产党致国民党书，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读《新文字意见书》，赫然列名于首位者，先生也。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孑民先生，发表了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然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当民族危亡之顷，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痛责南京当局立即停止内战，放弃其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撤废其爱国有罪卖国有赏之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召集人民选举之全国国会，建立统一对外之国防政府，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若然，则先生者，必将照耀万世，留芳千代，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矣。先生其将不令数千里外曾聆教益之人，稍稍减杀其欢跃之情而更增之增之以至于无已乎？

毛泽东的这篇致信写得气势雄浑、情足动人，对蔡元培的敬重则溢于言表，既概括了蔡元培过往的革命生涯，又对他提出了殷切的召唤和期待。虽然蔡元培曾主导“清共”，但毛泽东从蔡元培过去几年的作略中早就看出，蔡元培是一个把民族利益放在至高地位的正直的国民党人。

自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誓师北伐，后在冯玉祥及阎锡山的配合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至此北伐完成，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日本军国势力眼见北伐将伤及其在华利益，同时，统一的中国是它最不愿意看到的。1928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进占省会济南、枪杀中国军民，制造了“济南惨案”。

蔡元培此时正在主持中华民国的全国教育会议，他拍案而起，以会议议长身份致电“国联”及美国总统，“日本派兵至中国领土之山东，实为违反国际公法。日军在山东之挑衅举动及其残酷之行为，纵日人极力作虚伪之宣言，然其真相，此时当早已在洞鉴之中，毋庸赘述。国民政府明知日本以帮助北洋军阀、破坏中国统一为其传统政策，故当时以全力扫**军阀余孽之时，竭力避免与日本发生任何纠纷。济南附近之革命军之全体退出，即为吾方不惜委曲求全、力避冲突之表示，乃日本横暴竟不稍减，且挑衅更甚，辱我更甚。既占胶济全线，撤毁黄河铁桥，袭击济南以南之革命军，复要求将国民革命军之大部军队，当济南军之前，全体解散；同时日军之兵舰纷纷开至中国腹地，其形式无异对华战争”。[99]

这年8月，北伐几告完成，蔡元培即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关于外交问题提案》，提出将废除以往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列入国民政府议事日程，把国民革命进行到底。提案中说：

……平津克复后，吾国国际地位，表面上虽似增高，但关于中外关系之厘定，及不平等条约之废除，列强狃于既得特权，似仍未能与吾国从事开诚布公之磋议。……盖中国不欲成一现代国家则已，敬欲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则丁此时期，努力求对外问题之解决，实为吾党同志刻不容缓之责任。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屡在中国东北挑起事端。蔡元培公开发表了对日问题的看法，一方面，他建议向东北地区移民，充实东北三省；针对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地区搞的“满铁调查”，蔡元培说，“日人以一南满铁道会社之力，作种种调查事业[100]，巨细不遗，随时刊布，设资源馆，以陈列当地物特产，设中央试验馆，搜罗专门学者，研究种种问题，以指导企业者而代为计划。在上海同文书院的学生，每人都有在我国内地实地调查的报告。我们现在要知道的事情，反而要借助于日本的书籍，这还了得！现在我们各地均有党部，留学界也有，谁敢说在党部服务的同志，竟不及同文书院的学生吗？要是能把当地的情形的调查与研究，列入工作，几年后，必可大有贡献”。[101]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举国震惊。蔡元培马上放弃了在国民党内成立第三势力，制约蒋介石等的活动，调和宁粤矛盾，以图一致对外。

这年12月15日，蔡元培在接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抗日的北平学生时，混乱中被激愤难遏的学生打伤。

蔡元培一方面觉得学生的行动粗暴，“必有反动分子主动其间”，但他对爱国学生并没有过于责备，反而说，“值兹国难，吾人精神上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伤痛已极！尚复何所怨尤？……如果全体学生出于爱国之真诚，自为我民族精神之表现，倘从此能编练成为坚苦之义勇军，以备万一，固亦属壮举……至个人对学生救国之轨内行动，纯洁热诚，仍愿政府与社会加以爱护，绝不因今日之扰乱而更变平素之主张也”。[102]

从此，蔡元培在国民党内力主抗战，并力促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改变消极抗战政策。

1932年1月28日夜11点，日本海军陆战队突然进攻上海闸北地区，遭到中国驻军的奋勇反击，爆发了惨烈的“淞沪保卫战”。日军对上海市区进行了不分区别的轰炸，多家极具影响的文化机关被毁，其中就有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的一本《茶花女遗事》，注有“国难后第一版”字样，版权页印有一则简短明了、痛入骨髓的启示文字：“民国二十一年一月十九日，敝公司突遭国难，总务处、印刷所、编译所、书栈房均被炸毁，附设之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亦遭殃及，尽付焚如，三十五载之经营，于一旦。”

蔡元培代表中研院，联合国内各大学校长致电国联，愤怒抗议日军野蛮轰炸文化单位，同时，致电国际名人如爱因斯坦、杜威、巴特勒等著名学人，控诉日军罪行，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

战役结束后，阵亡将士公墓上树起一方石碑，刻有蔡元培悲愤而书的铭文：

淞沪一役，顽寇逞凶。洸洸武士，来摧其锋。

忠贯日月，气挟云龙。攻坚陷阵，决脰断胸。

谁能无死，死国从容。谁不慕义，义战肃雍。

顽廉懦立。响应风从。王罴冢高，苌宏血滢。

千秋万古，英爽如逢。[103]

1935年，战争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时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请他吃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行为，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话未说完，大家看到了这一幕：激动的蔡元培眼泪夺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着泪水的酒，一饮而尽。举座的人见一这情景，无不动容，汪精卫则如坐针毡，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尴尬之余只好顾左右而言他。

1936年4月16日，在中研院评议会第二次年会上，蔡元培作了《中央研究院进行工作大纲》的报告，他要求研究院所属各研究所加强与原料和生产问题有关的课题研究，以适应抗战的需要。他说：

根据上次欧洲大战史之史实，吾人深知，凡科学发达之国家，皆可于应战时召集其国内作纯粹科学研究者，临时变作为国家军事技术服务之人，本院同人准备于如此机会之下，用其技术的能力，尽其国民的责任。在准备过程中，本院之个人及集体，自当随时应政府之需求，贡献其技术的能力。[104]

晚年的蔡元培兼任了诸多教育界的社会职务，如：中国公学董事长兼校董、上海法学院校董、上海美专校董兼主席、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上海市图书馆临时董事会董事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长兼董事、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会长、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监事、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北平孔德学校校长、爱国女学主席董事兼校董、中华职业教育社评议员、南通学院校董、苏州振华女学校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