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党国教育界的奋争（第1页）

§第二章　在党国教育界的奋争

“党化”教育的历史

统一行政的建立，意味着强力政权力量的扩大，也必然伴随着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收紧。除了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民主与独裁之争，这一时期，蔡元培“教育独立”的主张与国民党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也越来越格格不入。

“党化教育”，曾被国民党在所谓“训政”[83]时期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

党化教育，在狭义上指执政党在学校推行自身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教育，甚至在学校建立和发展党组织，即教育的党化。广义上指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推广到社会的教育。

国民党党化教育的重点是中小学和中等师范学校，在时间上主要是1923至1954年，共31年。由于自由知识分子的顽强抵抗，抗战爆发前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在大学里则要宽松得多。

甲午战争后，严复提出了“公民教育”的概念。民国初，蔡元培担任教育总长期间，政府编写了中小学公民教材，此后，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公民教育运动。但这种公民教育和党化教育还扯不上关系。

北洋军阀时期，教育界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北洋政府尽力向学校拨发教育经费，但对于学校管理基本上采取了“放任态度”，希望学生好好读书，不要过多关心国家大事，以免造成社会动乱。这是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最宽松的时期，从而也是社会思潮和学术思想最活跃、最开放的时期。蔡元培曾感慨的回顾那一时期：“那时候，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真是达到近乎极点。”[84]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显示了学生运动的巨大威力，给孙中山以极大的启示。此后国民党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开始学习苏联，提倡“以党治国”，在国民革命军实际控制的广东省，开始在学校实行党化教育。1923年，孙中山受中国传统集权主义思想和苏俄双重影响，为了在高等教育中建立国民党的阵地，为国民党培养政治和文化人才，在这一年12月命令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法科大学和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国立广东大学。1924年，国民党在广东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着手对整个社会进行控制，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推行党化教育，通过组织手段将学校变为党的政治工具，通过调换校长将非国民党人管理的学校改为国民党可控制的学校，在所有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学校开设“三民主义”之类的课程，灌输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在这样的力量推动下国立广东大学成立；1926年8月，广东大学改名国立中山大学。

1927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举行的中央教育行政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所有大、中、小学的教职员和学生全部加入国民党；另一项决议规定县视学或督学兼任县党部组织部官员，到各校建立区分部和宣传党的纲领。1927年8月，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订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为全国推行党化教育的开端。

1927年10月，光华大学校长胡适发起批判和抵制党化教育。1928年3月，胡适、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其《人权论集》直指国民党的“训政”。他们较早意识到了党化教育的危害，要求恢复公民教育。

到了1929　年，胡适在中国公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这样的话：“（现在我们）可以否认上帝的存在，但不能批评孙中山。我们可以不上教堂守礼拜，但不能不读总理遗嘱，也不能不参加每周孙中山的纪念周。”[85]

蔡元培一方面继续倡导自由化教育，一方面也被迫向国民党妥协。于是，1928年5月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国民党把“党化教育”改名为“三民主义教育”，部分恢复了公民教育、精英治校、教育家管理教育的自由化教育，但国民党对学校的控制作用没有改变。

1928年9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命全国学校增加党义课。此后，北伐战争打到哪里，课程就开到哪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课程计划规定，党义是高等及初、中等学校全体学生的必修课。国民党开始收敛北洋政府的“放任态度”，实行“严格主义”政策。1930年12月，蒋介石以行政院长兼教育部长身份发布命令，针对此前青年学生积极参与自由民主运动，禁止学生罢课和举行游行集会，要求学生埋头功课，不问政治。

1932年，国民党将党义课改名为公民课，而党义课实质未变。1934年，国民党颁布《大学组织法》，彻底取消教授治校制度。总的来说，党化教育是国民党革命时期的一种非常措施。国民党正式执政时期，由于遭到具有科学和民主意识的自由知识分子的强烈抵制，例如蔡元培等就坚决抵制“党的孩子”教育，因而在党化教育中也插有公民教育的内容。

1938年2月4日，根据抗日战争的需要，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委会第35次会议通过了《总理纪念周条例》，规定内容有：唱国民党党歌、向党旗及孙中山遗像三鞠躬、主席恭读全体跟读总理遗嘱、宣读党员守则，等等，对纪念活动不力的人或单位处分很严厉。这个时期，由于大多数知识分子以抗战大局为重，抛开各自成见，基本停止了对党化教育的抵抗。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相继新建立了10多个国立师范学校，以培养人才所需要的师资，以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在中等师范学校里，始终坚持三民主义信仰和党史教育，也插入公民教育的内容。

1940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发布训令，责令包括国立师范学校在内的国内中小学教师一律入党，加强了党对中小学教育的全面控制。幸运的是，没有要求大学教授入党，这是基于大学教授多元化、自由化和教授们的顽强抵抗。同年7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又发布了关于在学校内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匾额的训令。

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促进宪政实施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就有今后“各级学校以内不设党部”一条，被认为是国民党决心终止党化教育的开始。但是，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失利，转守台湾后，又曾企图靠党化教育巩固“复兴基地”，要求学生研读“总理遗教”“总统训词”“总裁言论”“三民主义”等等。

国民党党化教育断断续续、羞羞答答经历了大约31年的历史。由于国民党党性的软弱，实行党化教育却始终不力，国民党及其政府对大学的控制并不强大，再加上知识分子对反动政策的抵制，因而，整个民国时期，全国的大学仍然基本上是独立自由的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

谋求教育独立

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蔡元培既是老同盟会员，又在“清党”活动中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一边。他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监察院长、代理司法部长等职。

蔡元培没有在政治的洪流中迷失而愈行愈远。在参与了国民党内的一些政治活动之后，他很快就回归他念兹在兹的教育事业上。对于蔡元培来说，政治并不是他最终的旨趣，他不过是作为学界的一分子，不得不对历史的进程发出他的鼓与呼而已。

这种对政治的有限参与，客观上又使蔡元培获得了影响和实践教育理念的资本。对蔡元培来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他实践教育兴国的舞台又一次拉开了帷幕。

1927年4月27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蔡元培即建议，仿效法国教育制度，在国民政府内不设教育部，而设“中华民国大学院”，作为全国最高之学术和教育行政机关。

蔡元培这样做的目的，是“但求办事上能增加效率，不因人设事，致成衙门化”。他说，“近来官僚化之教育部，实有改革之必要。欲改官僚化为学术，莫若改教育部为大学院”。他的理想是不让中国的教育事业行政化，而是走上专业化、学术化的路子。

大学院的特点是贯彻“以教育家办教育”的思想。如，在院内设大学委员会，作为全国最高的教育立法机关，这个委员会由各国立大学校长、大学院教育行政处主任、国内专门学者这三部分人组成，委员长则由大学院院长兼任。这个委员会可推荐大学院院长的人选，议决国家教育的重大方案、政策，与政府各个部门保持相对独立。

大学院内设院长一人，总理全院事务，下属办事机构仅设秘书处和教育行政处。

10月1日，大学院正式成立，蔡元培宣誓担任院长，他任这一职务直至次年8月大学院取消。

这时的南京国民党政权已日益走向集权，越来越不容许有在国家中独立于其掌控之外的领域出现，乃至于教育、学术领域。这也是现代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之后，一切集权政治的必然趋势。

蔡元培的这一教育行政制度，渐渐越来越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相抵触，即使蔡元培的初衷绝不是为了挥洒学人的精神绝对自由，而还是为了民族的富强，但这种理念与政治强人的作风不能相容。1929年6月的国民党三届二中全会最终停止了试行大学区制。

但蔡元培仍然利用他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和资本，为教育事业争取尽可能多的资源，努力争取教育经费独立、增加经费、提高老师待遇。

“清党”之后的蔡元培渐渐与蒋介石疏远，力图在国民党内保持一种“超然”态度，然而，在非友即敌的政治氛围中，不可能允许真正的“超然”存在。蔡元培的态度加深了他与蒋介石国民党政权之间的罅隙。蒋介石遂进一步在文教界支持李石曾等人的势力，压制蔡元培及与之亲近的学界领袖。

1928年，南京的国民党政权初步巩固后，为把文教事业也完全掌握在国民党手中，国民党内的一些政客开始排挤蔡元培。陈果夫、丁惟汾等坚决要求废止大学院制度，他们的理由是：“大学院的机关，明明列在国民政府组织案中，当然在国民政府之下，和其他各部院同一性质，何以大学院门口所悬的招牌，不称国民政府大学院，大书特书而曰‘中华民国大学院’？是否表示教育独立，大学院和国民政府并列？”[86]

面对国民党内政客的一系列争权夺利的政治手段，1928年6月15日的大学院委员会会议上，蔡元培愤然要求辞去大学院院长职务。会后，他感慨地对胡适说，他从不晓得社会这样复杂；他应付不了这样复杂的社会，干不下去了。[87]

蒋介石控制的南京国民党政权一方面废置大学院制，另一方面，于这年8月通过《北平大学区组织大纲》，以北平为中心设立北平大学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在教育系统内极力发展自己的势力，他们谋求由李石曾取代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因北大方面师生的坚决抵制而没有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