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党国政坛上的蔡元培（第1页）

§第一章　党国政坛上的蔡元培

回归党国政坛

蔡元培绝不仅是让人如沐春风式的师长，也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问家，那只是他多面人生中的一个侧面。蔡元培还是清末民初一位在政界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走进蔡元培的世界，不得不再次重提他的这个侧面。

我们只要看一看蔡元培曾经的履历，光复会会长、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国民政府的中央委员、第一任监察院院长、代理司法部长，就可略见端倪。当然，这绝不是说，蔡元培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人。

是的，名列革命家、政治家、教育家的蔡元培，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的真身？归根结底还是在教育上。而蔡元培的多重身份，给他施展教育领域的抱负、深远影响中国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那样一个岁月里，如果没有蔡元培这样既有学养，又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革命家，更有其对知识和思想的深深体知，则学人将无以安身立命，中国的文化史或将要大大的改写了。

1923年1月19日，蔡元培发表《辞北大校长职声明》，后于7月20日，携夫人周峻、女威廉、子柏龄从上海乘轮船再度赴欧游学，直至1926年初。

这期间，国内的政治形势风起云涌。先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4月12日，旅英各界华人在驻英中国使馆举行追悼大会，蔡元培亲致悼词，他说：

现在，孙先生的体魄，我们就是有法保存，也无法侯他活动了。然而，他的精神，还是活现在我们的精神上。我们大家若是都能本着他卓越的政见，而师法他的毅力，为不断的奋斗；师法他的度量，为无涯的容纳；将来终有一日，把孙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那就我们现在的追悼会，也未尝不可算是孙先生复活节了。我们还当于极沉痛的聚会中，提出极严重的责任心，才能不辜负孙先生呵！[60]

像民初的很多政治家一样，蔡元培也是一个优秀的演讲家。这一番话，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随后，抗议日本资本家和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工人的“五卅”运动爆发。蔡元培致电北大及全国各社会团体声援，并敦促政府“宣告列强，指明此次冲突，实为外国行政机关及其他不平等制度在华不能相安之铁证，应即废止，应特派全权专使另订平等新约，并对此役牺牲者有相当赔偿”。[61]他不断发声，号召当局废除不平等条约。

1926年，到了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大举誓师北伐的前夜。

国内的政治形势转折之日，往往就是蔡元培慨然贲张、投身其中之时。这时的蔡元培，应北大及教育部一再电促，遂自欧洲返回上海。

回上海第二天，蔡元培就公开向报界发表谈话。他说，国内军阀混战“殊非国家、人民之福……军阀均是一丘之貉，盛衰起伏，罔民则同。故余深冀今后之政客学者，能幡然悔悟，即不能积极造成真正为国为民之军队，以扫**恶势力，亦当消极的不予军阀助力。矫除利用军阀之心理，其无形成造福于民不少也”。[62]

6月28日，蔡元培向北京北洋军阀的国务院和教育部辞北大校长职，以示再不与军阀合作之意。在蔡元培看来，北洋的当权者已远远脱离了孙中山的路线，越来越成为全中国的共敌。他要支持的，是国民党领导下广东的国民革命军统一中国的事业。他要做一个身先士卒的坚定的国民党人。

为配合北伐战争，蔡元培与褚辅成，沈钧儒、谢世英、黄炎培一起积极策动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自治，以抵御这一区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蔡元培并被选为三省联合会的委员。

1926年11月28日，三省联合会与上海总工会、商会总会、学联等各界400余社会团体召开“上海市民反对奉军南下”大会，蔡元培在会上登台演讲，号召上海市民组织起“人民政府”。随后他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制造社会舆论策应北伐。

此外，蔡元培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人筹组浙江省临时政府的活动。

在1926年12月南昌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蔡元培被举为临时政府政务委员会的委员以及代理主席，并在1927年2月北伐军打下杭州后，转赴杭州。他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写道，虽然自己对政治问题毫无经验，但“两奉手书，并委任状，承委以浙江政治会议委员及政委委员职，并于张静江先生回浙以前，代理政治会议主席，为国为党，义不容辞。”[63]

反共往事——蔡元培与“清党”

蔡元培的学生柳亚子（1887—1958）曾这样回忆“清党”运动中的蔡元培：“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上半年，却动了些火气，参加‘清党运动’。一纸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表的通缉名单，真是洋洋大观，连我也受到影响。”

柳亚子说自己也受到“影响”，说得非常委婉。如果说直白一点，那就是蔡元培当年参与策划国民党内的密谋，清除共产党人士之时，柳亚子也赫然名列“清党”的黑名单。

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后来人所熟知的一个大事件。在1927发生的这次反革命政变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党内的共产党展开了一次极为血腥的大“清洗”，大批共产党人及“左倾”人士被捕杀，中共的组织活动顿时受到极大摧残，从此在中国的广大地区不得不转入长达十年的“地下”活动，直至抗战全面爆发。

作为国民党人的蔡元培一开始的时候参与并“主持”了这场严酷的清党运动。那么，能够让大家眼中的儒厚长者蔡元培也卷进反共的大合唱，不仅成为主持人，帮蒋介石决策清党大计，乃至于要对自己的学生进行跨省捕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要从蔡元培对当时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工、扶助工农”政策的看法说起。

虽然蔡元培当时积极地投身到了国民革命之中，但他对于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却有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孙中山之所以联共，是因为当时中国的各政治力量中，唯有共产党与三民主义的理念更为切近，又因在国际上苏俄领导人率先取消与中国所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故而孙中山选择了与共产党人联合。

但是，在1926年归国后，2月4日，蔡元培在与新闻界的谈话中，即明确表示反对马克思的阶段斗争理论，而是主张走社会改良之路。他说：“共产主义，为余所素服膺者。盖生活平等、教育平等，实为最愉快、最太平之世界。”

但他继之又说：

然于如何达到此目的之手段，殊有研究、讨论之余地。以愚观之，克鲁泡特金所持之互助论，一方增进劳工之智识与地位，一方促起资本家之反省，双方互助，逐渐疏浚，以使资本家渐有觉悟，以入作工之途，则社会不致发生急剧之变化，受暴烈之损失，实为最好之方法以。若夫马克思所持之阶级争斗论，求效过速，为害无穷。[64]

从上面的言论也可以看出，作为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和“好人政府”的推崇者，蔡元培曾多次选择了与“坏政府”“不合作”，但他更反对共产党人用暴力革命来推翻政权、重建国家体系。

蔡元培还认为，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与军阀段祺瑞、张作霖的联合几可同日而语，“先生与他党联合的程度，大率如是，其与共产党及苏俄，亦非一切苟同，可推而知矣”。

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让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动了杀机的原因何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前的这一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全面渗透到了当时国民党的党、政、军组织之中。例如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几乎被共产党人的骨干力量控制。

国民党内部的右派如“西山会议派”，这时认为蒋介石是赤色分子、共产党的同路人；而国民党的左派中又有一种声音，认为蒋介石是“新军阀”，都要打倒他。时任代理海军局局长的共产党人李之龙提出，蒋介石要在3个月之内把广东所有的工厂收归国有，否则就要以“叛变革命”的名义查办他。来自苏俄的军事顾问也一再危及蒋介石的权威。

在蒋介石看来，给国民党打下的地盘、让共产党做主，还左右受气，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近来所受苦痛，至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是何异佛入地狱耶。”这是喜欢写日记的蒋介石在1926年3月17日写下的。他开始谋划把共产党人清除出国民党的计划。

这一时期，新生的共产党人在指导思想和做法上也出现了一些不成熟的极左倾向。当时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农协的刊物如《湖南民报》甚至提出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口号，不加区别的镇压当地的地主、豪绅，没收其财产。结果，有很多国民党人和国民革命军军人的家属被列为“土豪劣绅”，成了揪斗的对象。这在国民党看来，简直是抓反革命抓到自己人头上，让国民党内包括中间派的很多人觉得中国共产党人野心勃勃、居心叵测。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汉口召开，这次会议上，选出了左派人士和中共党员占绝对优势地位的中央委员会，并以“提高党权”的名义免去了蒋介石的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只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在蔡元培等一部分国民党元老看来，国民党几乎快要被左派和共产党人架空，国民党和国民党人的革命事业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非要出手挽救危局不可了。蔡元培基于他改良主义的立场，迅速与国民党内积极反共的人走到了一起。

1927年3月21日，国民党内力主清共的张静江（1877—1950，他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抵达杭州，即与蔡元培、邵元冲等会晤，告以蒋介石的清共计划。在随后的28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会议上，蔡元培任会议主席，对吴稚晖提议弹劾共产党表示附议，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之党籍”，会后并将这次活动定名为“护党救国运动”。[65]

4月2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在吴稚晖提交查办共产党的呈文之后，蔡元培亦向大家出示了名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的两份材料，一份是中共自二大以来“阴谋破坏国民党”的种种决议和通告，另一份则是中共在浙江“阻止入党”“煽惑民众”“扰乱后方”“捣毁米铺”“压迫工人”等若干条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