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蔡元培与学生运动（第1页）

§第四章　蔡元培与学生运动

为学子撑起一片天

作为师长的蔡元培对他学生的关爱是无以复加的。

1901年秋，蔡元培来到上海就任南洋公学特科总教习一职，后来的民国名人如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等人都是蔡元培此时的学生。在此期间，南洋公学发生了一次学潮，事件的原委是，某守旧教师在上课前发现师座上有一只墨水瓶，认为是学生有意捉弄，结果校方将一位无辜的学生开除，进而引发其他学生抗议。校监汪风藻毫不退让，将这些学生一并开除，最终导致全校大部分学生愤而退学。

特科班总教习蔡元培和其他几位老师支持学生的行动，随即辞职，并组织了“爱国学社”接收这些学生，还请章太炎、吴稚晖等新派知名学者担任学社教师。

此后，蔡元培在上海发起中国教育会，在1905年日俄战争期间，更是剪掉辫子、脱下长袍，与年轻学生一起搞军事训练。

引燃“五四”之火

“五四”运动开启了中国一个新的时代。

后来有评说“五四”运动是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端。这次运动波及中国此后的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潮流，教育，不但对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到今天，对中国社会亦有着不可低估之影响。

蔡元培就是最初“五四”运动的促生者。它的缘起是这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看准国际风向，加入了协约国，这时也俨然成了“战胜国”之一。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间，中国人沉浸在欢庆中，这并不仅仅是因为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还有一个更其重要的原因，每个国人都期盼着中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员，能由此卸掉背负了半个多世纪的被列强各国强加给中国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以及屈辱。

蔡元培和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样，这时沉浸在无比的欢欣之中。为了庆贺德国投降，当时的教育部特宣布各学校在11月14日至16日放假三天。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积极带领北大师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庆贺活动。

他特地向北京政府的教育部借来天安门露天讲台，组织北大教员向各界民众演讲，宣扬爱国主义。15日，蔡元培亲自登台，作了题为《黑暗与光明的消长》的讲演，他赞扬协约国的胜利是“正义”战胜“阴谋”，“平民主义”战胜“武断主义”，“大同主义”战胜“黑暗的种族偏见”。他同时还号召国内的军阀武人们顺应世界潮流，“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16日，蔡元培又发表了著名的《劳工神圣》演说，宣告说，“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

此后，蔡元培又再次组织北大师生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演讲大会，并且，他要求北大的学生务必全体参加。他说，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休戚相关、学校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休戚相关、学生的命运与学校的命运休戚相关，“向使德国竟占胜利，而军国主义横行世界，则我国之命运将如何，其影响于我校者如何，影响于诸生者如何。诸生试以数月前全体赴总统府事，比例而推想之，恐有什百倍于囊日之恐慌者”。

蔡元培还更进一步说，凡是故意不参加演讲会的学生，“此其人即不屑以世界眼光、国家观念等绳之，而第即其对于本校及本班之无情，亦必为同班诸生所不齿。……苟有规避不到者，请本班同学自检之，然后施以相当之惩戒。同班诸生，决不恕此无情之同学，而为之容隐，此本校职员所深信不疑也”！

蔡元培的这几番话把对国事的关心上升到了人格优劣的高度，而且意气慷慨溢于言表。年轻的学子们本来就热血沸腾，被他们的蔡校长这么一鼓动，一时间家国天下的政治热情就高不可遏。胡适后来在1935年的《纪念五四》一文中有言，正是由于蔡元培的**，使北大人从那天起“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接下来的政治局势发生了陡然变化，把学人们的**完全推向了另一个方向。

1919年1月18日，作为战胜国的协约各成员国美、英、法、意、日等国，开始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召开处理“一战”善后问题的“巴黎和会”。中国作为协约国的一员，派顾维钧、王正廷等为外交代表与会。到了4月30日，在“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国置中国的利益于不顾，屈服于日本压力，竟在“巴黎和会”上决议将战败国德国原在中国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这对于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广大中国人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尤其是对“巴黎和会”抱有很高期望的中国知识阶层，所谓“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想完全被浇灭。

蔡元培是国内最先知道这一消息的人之一。5月3日，时任北京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焦急地乘马车找到蔡元培，透露说北京政府准备发出电报，密令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要蔡元培想想办法。得知内情的蔡元培在经过了一番焦灼的思考后，将罗家伦、傅斯年等北大学生代表请到家中，告知了此事。此时的蔡元培认为，只有借助爱国青年学生的力量，才能影响北洋政府的政策，改变国是。

从蔡元培口中听到这个消息，大家一时沸腾了。原本，北大学生们决定在“五七”国耻日进行游行，这样一来，游行马上被提前到次日，也就是5月4日，由此爆发了中国近代中上著名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爆发后，当时的北洋政府面临着极为尴尬的境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学生的爱国热情，称他们“纯本天良”，另一方面又想控制学生，把运动平息下去。在发生了火烧赵家楼等事件后，军警奉令当天捕去学生代表32人。面对各地学生对政府行政机关的持续围攻，北洋政府颁布严禁抗议公告，大总统徐世昌下令镇压。

蔡元培后来曾谈到了他对于“五四”学生运动的看法，“学校当局的看法是，如果学生的行为不超出公民身份的范围，如果学生的行为怀有良好的爱国主义信念，那么学生是无可指责的。学校当局对此应正确判断，不应干预学生运动，也不应把干预学生运动看成是自己对学生的责任”。

在这一事件上，蔡元培显然是支持青年学生这一爱国运动的。

5月4日当日，北洋政府的教育部曾发了183号训令，要求身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严尽管理的责”，对不遵守法纪，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应即予开除”。蔡元培置之不理。

当晚，北大学生在北大的三院礼堂开会，商讨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蔡元培亲临会场，向大家表示，一定要负责把被捕的32名同学保释出来。散会后，蔡元培即拜访与北洋政府关系密切的故交孙宝琦，为了说服孙宝琦，蔡元培坐在会客室，“从下午9时左右起，一直过了12时以后不走”。

此后，蔡元培又与北京其他12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在北大开会，商讨营救措施，成立了以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负责与政府交涉。蔡元培当场表示：为使学生出监狱，他愿意“以一人抵罪”。随后，蔡元培率校长团到北洋政府的警察部门与警察总监吴炳湘会谈，保释被捕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