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不做杨八郎（第1页）

第五章　不做“杨八郎”

1986年5月13日，时任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和时任毕节地委书记禄文斌一起到毕节县访贫问苦。在观音桥办事处燕家凹组，胡锦涛看到苗族农民杨德才家家徒四壁，便问：“老杨，你家承包了几亩地啊？”

杨德才说：“四亩。”

胡锦涛问：“有几个孩子？”

杨德才说：“不算姑娘，八个儿子。”

胡锦涛说：“啊，真是‘杨八郎’了。这么点儿地，这样多人，日子咋过？”

当年杨德才50多岁，全家20多口人蜗居在30多平方米的茅草棚里。然而在当时，这样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可谓“走起一大串，站起一大堆，围起一大桌，吃饭一大甑”。在我们毕节这个石漠地区，经济非常落后，但人丁却比任何地方都兴旺。

1962—1983年间，毕节地区人口自然增长率高达30。33‰。1988年试验区建立时，总人口近570万。农民人均收入182元，人均粮食不足203公斤，人均财产不足100元。农村贫困人口345万，占农村总人口的60。5%。

我们知道，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联合国的倡导下，曾召开过多次有关人口问题的国际会议。但真正涉及控制人口和节制生育的问题，却是在1965年8月30日—9月10日的贝尔格莱德世界人口会议上，才被提了出来。88个国家和地区的852名专家学者，专门对节制生育问题特别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基本上同意夫妻们有权获得节制生育的知识。而到了1974年8月19—30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三次世界人口会议的时候，世界人口的激增已经使人口问题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这次会议的性质与前两次纯属学术讨论性质的世界人口会议有所不同，它是首次召开的全球性有关人口问题的政府间会议。包括中国在内的136个国家的政府正式派出代表出席会议，联合国各有关机构、一些政府组织的观察员和非政府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人数达3000余人之多。这次会上特别就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之间不相协调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地控制人口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中国代表在会上作了发言，阐明了中国政府在人口问题上的观点和主张。会议最后作出了广泛涉及人口问题的21项决议和4项建议，并以协商方式通过了《世界人口行动计划》。这是一项有关世界人口发展的政府性文件，目的在于协调世界人口发展趋势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景，敦促各国政府在人口增长问题上采取适当措施，推动人口和经济、社会更为平衡合理地发展。

一个人群是否幸福，是由他们的处境决定的。生在石漠地区的这一群人，土地连基本生活保障都给不了他们，结果就可以想像了。农民们首先想到的是扩大耕地面积，一块地给不了我温饱，多一块地行不？然后，地宽了，需要劳动力，就多生孩子。还有一种专门用来嘲笑这类人群的说法，说的是他们由于穷，点灯怕耗油，晚上基本就没有别的生活乐趣，天一黑就上床睡觉。又不是一上床就能睡啊，多余的精力怎么办，那就只能用于**那点儿事儿了。于是，孩子就这样源源不断地诞生了。尽管是笑话，说的也是一种处境。

在这样一种处境之下，人的欲望就只能伸展到下一代身上，希望“多子就能多福”，像石漠地头那些植物，拼命长出很多根，让根们从四面八方伸出去，紧紧抓住大地。

针对“杨八郎”现象，毕节地区成立试验区的时候，将“人口控制”列为三大主题之一。

贫困山区，男劳动力是主要生产力。1980年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各地农村按人头承包责任地，生一个人就划一份地，多生孩子多划地。这种现象倒是让农民在多生孩子这方面得到了大大的鼓励。多生孩子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之后，你跟他们谈计划生育，就成了笑话。更何况，孩子可以无限生，地却是有限的。

毕节成立试验区以后，确立了一种政策，即“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同时配合思想教育，行政处罚，经济惩罚和利益导向等手段来遏制人口的过速增长。

11

总是怪儿子们觉悟低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文朝荣在好多大事上，都得到了他们的支持。虽说这种支持不完全是他们自愿的，甚至有时候还是被迫的，但毕竟支持了。

在一个石漠地区做村支书，他要解决的问题很多，而且解决起来往往比其他地方难。很显然，肯定不是造出一片林子来，就能完全保证海雀人脱离贫困处境。况且，林子的功能发挥，得推迟到几十年以后。也不是一个地膜包谷就能让海雀人走向富足，那仅仅是解决了饿肚子的问题。如果人们一个劲儿想繁殖劳动力，那这些劳动力在长成劳动力之前，海雀早已经被他们掏空了。到时候，林子可能长不成了，地膜包谷也满足不了越来越多的饥饿的嘴巴了。

“杨八郎”一直被看成一种骄傲，人说到谁家有八个儿子的时候，想到的都是跟“福气”有关的光景。即使后来人们都明白那个词汇代表了什么，即使上头总在说“不做杨八郎”，即使计划生育是国策，也依然是。

在海雀，别的什么问题都有商量的余地，惟独生孩子不行。你跟他们讲“人少好过年”，他们就说“人多好种田”。你跟他们讲国策，干脆就是“对牛弹琴”。“国”是多大？他们没有概念。“国”跟他们有多大关系，他们也概念模糊。他们只知道“家”，“家”就在眼前，他们看得见摸得着，他们活着就是为了“家”，多生孩子也是为了“家”。国策意味着什么？他们似懂非懂。到后来“增人不增地”的政策出来后，他们似乎更懂了一点儿。再后来超生要罚款，并出现了“一胎安二胎扎三胎四胎扎又罚”的政策之后，他们算是充分理解“国策”这个词汇了。但这又如何呢？“超生游击队”这个词汇就是那会儿产生的。不能明目张胆地生，他们就藏着生。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农民获得了巨大的自由，不光是耕种的自由，还有时间上的自由，空间上的自由。他们今天想去哪儿，明天又想去哪儿，谁也管不着。他们可以不种庄稼了，因为他们要去生孩子，要逃过计生工作队的眼睛，逃过村支书的眼睛。有一阵儿，你看不见某某了，过一阵儿，他就带着个孩子回来了。你想捉他，他就又没影儿了。他神出鬼没，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他的身后已经有一长串孩子了……所以，这样的，就被叫做“超生游击队”。

一个村支书的工作真的很不易，文朝荣的“以理服人”和“以情感人”在这里就遇到了麻烦。海雀这地方，吃不饱饭不都是因为人口多了，地不够种吗？想到给一碗粮解决不了问题，文朝荣就给过人家地。比如王光德家吧，五口人只有一亩多地，一年种的粮食不够半年吃。那一年，王光德才十多岁。春耕马上就要开始了，家家都忙着把深藏的种子找出来放地里去，可王光德家根本就没有种子可找。因为害怕吃穷了种，海雀人一般都在年前就把种子选好，然后藏起来。藏，不是为了别人找不到，主要是为了自己找不到。怕没口粮的时候，自己忍不住想到它们，把它们拿来充饥了。可因为穷，屋子里没法复杂，藏种子也是件不易的事情。所以，多数人会选择床底下最靠墙的地方，放进去的时候必须是自己一个人，得爬着放进去，这样拿起来就困难，也就免得因为太容易拿到而失去了藏的意义了。几乎家家都有一只装种子的土坛子，这种容器能有效地防鼠，放在床底下的墙角旮旯很安全。

但这年春天，王光德家母亲在床底下只找到了一只空坛子。她似乎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又到屋子里别的角落，甚至靠屋顶的四个墙角都仔细翻找，还是没找到种子的影儿。当然是给挪用来充饥了。是啥时候挪用的，她记得很清楚，但她想不明白当时怎么就没能忍得住。海雀人的忍耐是很著名的，尤其在忍受饥饿这件事情上。可她怎么就没忍得住呢？那分钟王光德家兄妹几个正好饿得叽叽哇哇，围着她要吃的哩，她一下就明白了：是因为受不了这几个娃娃的闹，才至于忍耐沦陷，丧失了种子。如果孩子们背着这么大的罪过，还要哭闹，她就没道理不生气了。于是，她大着嗓门儿冲孩子们发火：“滚开！”孩子们给吓着了，哭声暂时收敛了些，但那种惊吓程度又让她心痛了。那做父亲的在一边看她对孩子们那么凶，眉头就皱得更紧些，看上去他要么牙痛，要么肚子痛。他甚至吸着冷气。他说：“你对他们凶个屁呀，种子又不是他们偷吃了。”做母亲的同样心痛孩子呢，心里正因为刚才吓着了孩子而打翻了五味瓶呢，他这一说，她就爆炸了。“我是吼了娃儿了，是对娃儿们凶了，哪叫他们整天哭闹呢？要不是他们整天哭闹，我会忍不住把种子也拿来吃了？种子都吃干净了，还闹，还闹我就不是吼两句，就是要打了！”她自己也没法明白那会儿她胸膛里的感情会那么复杂，痛啊恨啊悔啊担忧啊挤了满满一胸膛。它们找不到具体的针对目标，盲目地挤来挤去，挤得她好难受。

这里的动静大了，文朝荣就知道了。

文朝荣端了一钵荞子面过来。他一进门，屋里就安静了，全都盯着他手上的荞面。

文朝荣说：“赶紧煮碗疙瘩给娃儿们吃吧。”

王光德的父亲王富举赶紧接了荞面交给婆娘，把文朝荣让到火塘边，惭愧地说：“要不是二叔你经常接济我们一点，我们家年年的春荒都难过哩。”

文朝荣说：“平常那点儿接济解决不了多大问题，你们家人不懒，无非是地少了。你要是不嫌远，我家磨锅坎那两三亩地你家拿来种吧。”

王富举两口子一时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才去看文朝荣。文朝荣说：“看我搞哪样，我说了就是，今年就去挖来种吧。”

他还说：“种子的事情也不要闹了，我家余两升给你们，你们再想点儿别的办法，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王富举忙说：“没问题了没问题了。”“两三亩地”“两升种子”一旦被完全放心地装进心里，心里头那种热乎就没法言说了，他其实还想多说几个“没问题了”。庄稼人嘴笨，当心里头话多的时候，反而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结果王富举急出一头汗来，又说了两回“感激二叔了感激二叔了”。

王富举家从那两三亩地中得到的好处是有目共睹的，他们家从此每年都能增收几百斤包谷，日子不再像以前那样，总是青黄不接了。别人当然嫉妒，因为人多地少的大有人在。只不过，谁都清楚，文支书总不能把自家的地全部送人吧？就即使他想全部送人，也不够送啊。在这一点上，大家都还能理解。但当文朝荣去跟人说“这日子过得穷，主要是孩子多了。不要生了，响应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吧”的时候，人家就不理解了。人家说：“别人孩子多，你就给地，我们孩子多，你就叫杀孩子啊？”这话把文朝荣吓了一跳，他说：“我哪叫你们杀孩子了啊？”可人家说：“怎么不是啊，你叫我们不生了，那后头的孩子不都给杀了吗？”

文朝荣必须严肃一点了。他拉下脸，把口吻调得重一些，说：“那是两码事哈。”

他说：“让你们少生孩子，是为你们着想。国家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实在是为了让你们把日子过好一点。”

别人不吭声，他就只好继续说：“生一窝窝，你们给不了孩子好吃的，孩子也遭罪。”

他说：“晓得‘穷’字怎么写不？就是房子里八个劳力，却没田。晓得‘富’字怎么写不？是房子里每一口人就有一块田。光有人没田，不就穷吗？”

但不管如何，人家就是不听。人家拿一种含义深远的眼神看着他，他就明白是啥意思了。共产党服人，讲的就是平等，人家跟他要的当然也是这个。

做村支书难，做家长同样难。要给村民一个公平，同样也得给家人一个公平。那些天，文朝荣表现非常好。事实上，每每要和家人提出要求，他都会做出一番好表现，比如挑水劈柴，放马割草。自从当上村支书以后，他就疏远了这些活了。这当然不是说他当了村支书就有多傲慢，这一点，家里每一个人都能理解：他是顾不上。因此，一旦他抢着要干这些平常顾不上的活，那就代表他要向家人提出要求了。他得用这种方式来体现家里的一种公平。

这时候，家里老小也就警惕上了。他们知道，准又有事情需要他们带头了。不过，对于他们来说，警惕也仅仅是警惕而已，也仅仅表明他们对他有足够的了解而已。事情该到头上，还得到头上，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用眼神交换着心照不宣，也交换着一种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