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由欣喜到失望怀着郁闷的心情而归（第3页）

“介石兄，既然胡廷康三番五次相约，还是去的好。”邵元冲劝解说，“至少可以阐明观点，让他们了解本党的立场。”

蒋介石勉强同意了。

11月25日晚7时，蒋介石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一到会场，看到各色人等，经介绍，原来各国共产党的领袖都齐集这里，参加会议。

蒋介石也应邀发表演说：“共产党实行的是共产主义，而本党实行的是三民主义，”蒋介石在演说中说，“民族主义，就是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帝国主义，扶持弱小民族；民权主义，就是每个人都拥有言论、结社、集会、出版等自由，政府必须来自人民并为了人民；民生主义就是国家社会主义，所有大工业、所有土地都属于国家，由国家管理，避免资本主义的危害。”他接着阐述说，“民生主义是通向共产主义的第一步。因为中国大多数人民不识字，属于小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国目前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使用共产主义的口号。经过三五年的努力，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我们就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即在共产主义的口号下展开工作。”

随后，共产国际对蒋介石演说展开讨论。

“三民主义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季诺维也夫说，“民族主义应该更具体、更明确；民权主义在欧洲已经是反动的口号，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不能享有自由和权利；至于民生主义，完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未必有必要详细讨论。”

“我们不是为资产阶级而进行革命工作的，”蒋介石解释说，“目前我们希望，小资产阶级和我们建立反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但是，我们并不为它的利益而斗争。”

“当然，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否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也是革命的政党。”季诺维也夫说。

虽然蒋介石对苏俄方面的观点并不完全赞同，但是感到在这样的会议上自己的演说最从容而有条理，他的会议的感觉还是很不错。

隔了一天，托洛斯基终于出面与代表团会谈。

“国民党和孙逸仙应该尽快放弃军事冒险，只要孙逸仙只从事军事行动，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里，就会同北方的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别无二致。”托洛斯基毫不客气地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该放在宣传工作上。”

蒋介石试图说服托洛斯基，同意建立中国西北的军事基地。

托洛斯基断然拒绝：“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蒙古发起军事行动。”

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怒火中烧。

“很显然，苏俄并不视蒙古为中国领土，他们言而无信！”回到驻地，蒋介石愤愤不平地说，“远的不说，就说最近，今年初，越飞在和孙先生会谈时，曾经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苏俄绝无使蒙古脱离中国的目的；就在我们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苏俄与北京政府谈判中曾经向报界公开声明，蒙古为中国之一部，俄国决无任何侵并计划。言犹在耳，可是实际上这是在欺骗我们！”

“你不能这样看！”沈定一大声反驳蒋介石，替苏俄辩护，“苏俄是真心帮助我们，怎么可能欺骗我们？”

“苏俄之所以反对我们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就是因为这样做影响了他们实施操纵蒙古独立的政策。”蒋介石激愤地说，“蒙古如果想独立，需要我们承认，我们给予他独立！”

沈定一也不示弱，继续和蒋介石辩论。

争吵在升级，两个人差一点动起手来。

第二天，共产国际发表了《关于中国民族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蒋介石读后很是失望，对邵元冲说：“此决议普浮不实，其自居于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

两个人又说到对苏俄领袖人物的观感，蒋介石说：“我看季诺维也夫似有颓唐不振之气，俄国有排斥异己之征兆，吾为之危。”

“托洛斯基似乎很有活力。”邵元冲说。

“托洛斯基其人慷慨活泼。他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相辅并行且缺一不可，倒是耐人寻味。”蒋介石感叹说，“反思我中国人，个性上厌倦与消极，此所以不能成事也。”

当晚，蒋介石又到车站送邵元冲去德国：“良友何去之速！”他感慨说，“此番择友不良，沈定一者流，甘心为外人支配，一味替外人讲话，见之心烦。”又说：“此行劳而无功，实在烦闷。”

邵元冲赴德，张太雷留在莫斯科，代表团只有蒋介石、沈定一和王登云三人，于11月29日启程回国。

坐在火车上，蒋介石一语不发，感到“抑郁无聊之极。”

[1]蒋介石日记，1923年9月2日，本篇加引号处，除对话外，引用蒋介石日记和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均转引自杨天石著《寻找真实的蒋介石》上部，不再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