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由欣喜到失望怀着郁闷的心情而归（第2页）

“我的演说大家感觉如何？”第二天，蒋介石问王登云，“我自己觉得，昨日的演说，虽长达一个半钟，但还是颇有条理。”

“这些留学生，都受马克思学说之影响，据说还有专门论述领袖与群众关系之内容，自有其一套说辞，”王登云说，“所以对你演说中突出宣扬孙先生，便有‘有崇拜个人之弊’这类的批评。”

“我演讲的题目是《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讲本党的历史，怎么可能不突出宣扬孙先生？”蒋介石冷笑说，“中国人自大之心，还有宁愿为外人支配而不愿尊重国内英雄，真是可笑！这就是青年人之所以能言难行而无结果的原因所在！”又感叹说，“党人好尚意气，重妒嫉，而俄党下级人员较吾中国更甚，此实为俄党虑也！”

隔了一天，蒋介石在苏俄外交部，读到了孙中山致苏俄领导人的三封信，随后，又陆续接到了孙中山、汪精卫、廖仲恺给他的来函。

蒋介石既感动，又着急。

“孙先生致苏俄领袖信中说，我的参谋长和密使蒋将军要和贵国政府及军事专家一起，提出一项由我的军队在北京西北地区进行军事行动的建议，并授权我全权行事；汪、廖二同志也对吾人此行充满期待。”蒋介石对同行者说，“吾人使命重大，然去国已二月有余，建立北方基地之事尚未进入实质性商谈，令人不安。吾人要积极进行，不负孙先生重托。”他又在日记里写道：“中师诚挚之辞，每使人读之泪下，其非比长于文字者故为笼络之语，此其更可贵也。”想到孙中山奋斗多年，仍在艰困中挣扎，蒋介石仰天长叹，“天何不欲至诚之人成功而使之久屈也！”眼下，孙先生的革命能不能成功，取决于能不能取得苏俄的支持，在北京西北地区建立新的军事基地，而这正是蒋介石此行的主要使命，所以他有些着急。

终于，在经过几次交涉后，10月21日下午，蒋介石与苏俄外长契切林见面，就建立新的军事基地问题进行商谈。

“蒙古人怕中国人。”契切林在听取了蒋介石的阐述后，并没有明确答复，只是笼统地敷衍说。

“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的中国北京军阀政府，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对契切林的观点大为不满，便反驳说，“况且，即使笼统说怕中国人，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

“原以为，事前就开辟西北基地事函电往来，此番到俄只是磋商具体细节，”蒋介石对同行者说，“哪里想得到，苏俄并未有明确态度，甚或是反对的态度。”

于是，蒋介石组织一行人，字斟句酌，写成了几份函件，分别致送外长契切林、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阐明立场，提出要求。

等了几天，三番五次致函，苏俄方面迟迟未做明确答复，蒋介石终于忍不住了，愤愤不平地说：“苏俄是不是故意拖延？显然，他们完全不把我放在眼里！”

蒋介石的不满和烦躁，这一切，都在苏俄的掌握中。但是，他们并没有立即对蒋介石的信函作出答复，而是要极其果断和坚决地向蒋介石灌输苏俄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判断所得出的结论。

“我身体不适，需要治疗、休养，”蒋介石心情郁闷而烦躁，对陪同的卢果夫斯基说，“请安排到疗养院休息两周。”

但是，得到苏俄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斯克良斯基等人将于11月11日与代表团会谈的通知，蒋介石也就不再催促疗养安排，而是全力以赴精心做着会谈的准备。

“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做好政治工作，”与代表团会谈时，斯克良斯基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蒋介石所提出的军事计划，“因为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

蒋介石听明白了，苏俄要求国民党当前主要做好宣传工作，办报纸、杂志，搞选举运动等等，至于军事行动，是将来的事情。他忍着愤懑，争辩说：“孙逸仙与越飞会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活动，但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而在中国，地球上的所有国家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的革命者，所以，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时才可能出现，”斯克良斯基不仅没有让步，而且索性批评说，“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风险。”

“在学习了苏联的经验以后，”归途中，张太雷阐明了自己的观点，“本代表团应该同意斯克良斯基的意见。”

蒋介石默然，只是对陪同的卢果夫斯基说：“我感觉身体好些了，疗养院就不必再安排了。”

“无论为个人，为国家，求人不如求己。无论亲友、盟人之如何亲密，总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业，无论大小成败，皆不能轻视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则最不可恃之物也。”当晚失望、愤懑的蒋介石在日记里感慨万千地说。

话虽这样说，苏俄方面的观点，还是引发了蒋介石对国内、党内现状的思考，痛苦地认识到，党内的优秀同志，或死节，或远离，现在所见者，趋炎附势、争权夺利、吹牛拍马、以公济私、卑鄙恶劣、互相利用挑拨之徒，还有的则贪似狼，猛似狗，蠢似猪，实在可叹！

即使是代表团内部几个人，蒋介石也头痛不已，张太雷、沈定一似乎认定，凡是苏俄方面的说法，无不正确，他每欲与苏俄方面据理争辩，沈定一、张太雷首先就和他争论起来，好在邵元冲于11月4日从欧洲赶来，他既是蒋介石的同乡，又一起追随过陈其美，邵元冲还担任过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在莫斯科相会，蒋介石有他乡遇故知之感，遂于11月16日，与他结拜金兰。

就在蒋介石和邵元冲互换兰谱的第二天，蒋介石接到广东来电，阅后不禁大惊失色！

“耀如，粤局危殆，石龙失守，孙先生下落不明！中正自去国，独于孙先生之起居，耿耿于寸心；今闻孙先生竟然下落不明，不啻晴天霹雳！真后悔不该负气远游！万一先生不幸罹难，我不能始终扈从，尽心卫主，岂能逃其罪？！”蒋介石焦虑万端，对邵元冲说，“负气去国，本来有短则五年多者十年在外游历之计划，今则一概打消，为不负使命，再做最后的努力，一俟与苏俄军事领袖托洛斯基会谈后，即启程回国！”

“蒋团长，共产国际东方局局长胡廷康即维金斯基约见，”张太雷向蒋介石报告说，“你看何时可以与之会谈？”

蒋介石想到代表团早就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个报告并请求拜会其领导人，可是延宕至今竟不得见，感到很愤懑，便说：“不见也罢！婉拒之。”

过了几天，张太雷又报告说，胡廷康邀请蒋介石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并与其领袖季诺维也夫会谈。

“代表团的使命，是实现在西北开辟军事基地的计划，苏俄方面虽然已拒绝，但是，还要与托洛斯基见面争取，”蒋介石说，“至于共产国际的会议、会谈，既然他们不热心，我看不去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