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蔡京 政治是一门艺术1（第1页）

第五章蔡京政治是一门艺术1

我有一种预感。

我即将死在这条山长水远的贬谪之路上。

前方那座名叫潭州的城市，很可能就是我生命的终点。

其实我已经无所谓了。既然我的政治生命早已终结，那我的物质生命又何苦在这世上苟延残喘？

政治是我的一切。失去它，我的存在毫无意义。更何况，我已是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人生七十古来稀，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吗？

没有了。

真的没有了。

我现在唯一想做的，就是伸出我颤颤巍巍的双手，细细抚摩这八十载的悲欣与沉浮，以及记忆深处那斑斑点点的繁华与忧伤。对于一个万里投荒的老人来说，记忆就是他最终的财富——不会被任何外界力量夺走的财富。这些日子以来，每当我回首自己在北宋政坛上屡起屡落、大开大合的一生，一种莫名的兴奋之情便会一再盈满我的胸臆。

这是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的夏天，满山的草木翠绿葱茏。我坐在一驾灰色的马车上，一路与自己的记忆紧紧依偎。我发现离最后的时刻越近，过往的一切就越会在我幽暗枯槁的精神世界里泛起璀璨的光焰……

那是五十六年前吧，大概也是这么一个夏天，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正风尘仆仆地进京赶考。我看见他的脸上写满自信和憧憬，他的眼中闪烁着质朴而纯真的光芒。很显然，这个十年寒窗的年轻人跟所有莘莘学子一样，肚子里装满了圣贤学问，胸中激**着治国平天下的道德理想。

我面带微笑地看着这个年轻的蔡京。他却埋头赶路，顾不上看我一眼。所以他不知道我苦涩的笑容里泛着苍老的泪光。我真想叫他走慢一点。既然人生的每一段起伏、每一个拐点都已经为他准备在那边，他何必着急呢？可我又想让他走快一点。既然冰冷而坚硬的现实注定要将他改变，那他何不早一天抛弃所有不切实际的温情和幻想？

无论如何，年轻的蔡京还是踌躇满志地走进了汴梁。

那一刻，一座繁华富庶的帝都在他面前訇然展开。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看见北宋的汴梁就像一个陌生妖艳而又充满**的女子向他敞开了怀抱。

年轻的蔡京并不知道，随之敞开的，还有一片无涯无岸、深不可测的帝国官场。

那一刻，我真想拍拍他的肩膀，对他说：年轻人，小心点……

一

这是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的秋天，我金榜题名，考中进士，开始走上梦寐以求的仕途。就像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我步入帝国官场的这一年，正是北宋政坛风起云涌、万象更新的时刻。新党的领袖人物王安石与韩绛在这年岁末同时拜相，开始大刀阔斧地把他们一贯主张的变法运动推向了**。在这一年前后，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纷纷落马，为首的是司马光、吕公著、韩琦、富弼、欧阳修、范纯仁、苏轼、苏辙、程颢等人。面对如此政局，年少气盛的我当然是义无反顾地站在了新党一边。虽然我当时人微言轻，仅仅是一名小小的钱塘县尉，可我还是满腔热忱地为朝廷颁布的一系列新法鼓与呼。

王安石的变法，其主要者有十三项。民政与财政方面的改革有“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等六项，其目的在于富国；属于军事方面的改革有“裁兵法”“置将法”“保甲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等五项，其目的在于强兵；属于教育方面的改革有“太学三舍法”和“科举改制”两项，其目的在于培养实用型人才。对于这一系列新法，我当时的心态相当乐观，想法也很简单。我认为，既然神宗皇帝和王安石致力于变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富国强兵，那么人们就没有理由反对新法，而我更没有理由不支持新法，所以我毅然成了一名年轻的政治改革派。我相信大宋帝国必将经由变法而振衰起弊、获致中兴，而我的政治前途也必将和新政的前途一样坦**光明。

然而，事情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这场由神宗皇帝亲自主持的变法运动从一开局便遭遇了强大的阻力，其间又一波三折、屡起屡仆，至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便已名存实亡，再到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皇帝去世，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便以人亡政息而黯然收场。

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

如果你们曾经跟我一样为此感到困惑，那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作为中国政治史上屈指可数的著名变法之一，熙宁年间这场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境况和遭遇中走向失败的；再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当一种看上去既精致又辉煌的救世理想一旦与复杂而坚硬的社会现实相互碰撞，其结果会让人感到多么无奈而又意味深长；同时也让我们看看，当那个叫蔡京的年轻人耳闻目睹了一连串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后，他是如何一步步抛弃纯真的理想，最终领悟政治这门艺术的精髓，直至成为一个精明务实而又无往不胜的政坛不倒翁……

早在王安石拜相之前，也就是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九月朝廷颁布实施“青苗法”开始，朝野上下就掀起了巨大的反对声浪。所谓“青苗法”，就是由政府在春耕时节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到谷物成熟时收回本金和百分之二十的利息。这项新法出台的背景是由于当时北宋的兼并现象极其严重，大量贫困农民只能靠举债度日，长期遭受豪强的高利贷盘剥，尤其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乎无以为生。所以，跟后来出台的其他新法一样，“青苗法”从初衷来看绝对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善政，它的目的有三：一、帮助农民生产；二、抑制富豪兼并；三、政府从中获取利息收益。

然而此法遭到了司马光、吕公著、韩琦、欧阳修、苏轼、苏辙等当世名臣的一致反对。司马光说：“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日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硬性摊派）；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贫者之负。春算秋计，辗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

苏辙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非为利。然而出纳之际，吏掾为奸，虽有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

综合反对派的观点，主要有四：一、政府放贷取息，是与民争利；二、官吏以多贷为功，必导致强行抑配；三、富人不愿贷，贫人不易还，政府强制执行，必然导致社会矛盾；四、出入之际，执行官吏难免乘机舞弊，上下其手，如此则腐败滋生，法所难禁。

即便群言汹汹，神宗皇帝和王安石还是力排众议，一意推行“青苗法”。此法断断续续执行了十八年，虽然曾使部分贫困农民受益，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同时不可避免地滋生了反对派所说的种种流弊。

作为一个刚刚步入政坛的基层官吏，我对“青苗法”在地方上贯彻执行时表现出的人事和技术方面的弊端看得一清二楚。首先，此法严重损害了地主富豪的利益，而这些权贵历来在各级官府中都拥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所以为数众多的反对派便会采用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阻挠这项法令。其次，由于各地都有发放青苗贷款的配额，如果某些地区有很多人不愿申领贷款，主管其事的提举常平司就会对地方官员作出处分。如此一来，地方官员为了完成任务就会采取硬性摊派的手段，而那些被摊派的富户就要被迫领取贷款并承担利息。对他们来说，这无异于一项凭空强加的赋税。最后，另外一些地方又会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形，也就是地方官员对于需要贷款的百姓采取加息手段，坐收渔利。

一项原本利国利民的政策到最后就这样变成了扰民之举和腐败工具。

这就是理想和现实的矛盾。

从中我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为政在人。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样的政策都要由“人”去执行，而“人”又是利益的动物——整个权贵官僚体系就是一个庞大的利益关系网。在此情况下，越是理想化的政策越有可能损害权贵阶层的利益，所以新政策一旦进入官僚运作系统，其本意就越可能被扭曲，最后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而王安石偏偏又是一个典型的理想主义者，他所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大部分都打上了理想化的烙印，包括后来颁布的其他新法也都无一例外地遇到了和“青苗法”一样的问题。所以，随着新法日益深入地开展，我对这场变法的最终命运便越来越感到悲观。

王安石在熙宁三年十二月拜相之后马上又推出了“保甲法”和“免役法”。其中的“免役法”更是遭到士大夫阶层的极力阻挠。所谓“免役法”，即变原来的“差役”制度为“募役”制度，也就是民众“出钱充役”，各地方政府再以这项收入另行募用劳力。之所以要对此进行改革，是因为原来的役法名目繁多，百姓久已不堪重负，因逃避各种差役而出家或自杀的人比比皆是，实在是一种虐政。所以依照新法，贫困户不但可以免除原来的各项差役，而且无须交纳“免役钱”；与此相反，原本既无须出力也无须出钱的官宦人家则必须缴纳半数的“免役钱”，又称“助役钱”。

很显然，此法一出，中下层百姓普遍获益，而士大夫阶层则普遍受损，所以立即引起官僚集团的强烈不满。当朝中群情沸腾之时，神宗皇帝与老臣文彦博言及此事，文彦博说：“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皇帝说：“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

那一刻，我们这位德高望重的帝国元老文彦博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话。这句话不但令年轻的皇帝哑口无言，而且在事后也让初入政坛的我茅塞顿开，并且终生获益匪浅。

文彦博说：“陛下乃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句话堪称经典，一语道破了几千年中国官僚政治和权贵政治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