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七 唐宣宗 从智障人士到强势帝王（第3页）
在这种目光如炬洞察一切的天子面前，如果有人心存侥幸，那他就要遭殃了。有一次，主管财政的大臣在奏疏中把“渍污帛”（被水浸湿污染的布帛）中的“渍”写成了“清”，枢密承旨孙隐中就把那个错字的笔画修改了一下。不料，宣宗一拿到奏疏，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被涂改过的字，顿时勃然大怒，下令追查涂改奏疏的人。孙隐中随后便以“擅改奏章”的罪名遭到了处罚。
还有一次，新任的建州（今福建建瓯市）刺史于延陵赴任前入朝辞行。宣宗问他：“建州距京师多远？”于延陵说：“八千里。”宣宗说：“你到任之后，为政的善恶我都会了如指掌。不要以为那地方远，这阶前就可直通万里，你明白吗？”于延陵当即吓得手足无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宣宗安慰了他几句就让他上路了。于延陵就任后，或许是把天子的告诫忘了，或许是不相信天子真有那么神，总之在建州的政绩并不理想，所以没多久就被贬为复州司马。果然如宣宗所说，于延陵在建州的一举一动根本没能逃脱他的法眼。
宣宗的事必躬亲还不仅仅体现在治理朝政上，就连生活中的一些琐碎事务也是如此。宫中负责洒扫的那些杂役，宣宗只要见过一面就能记住他们的姓名和各自的职能，所以不管宫中要做什么事、派什么活，天子往往随口就能点名让人去干，而且每次派任都毫无差错，让宫中的宦官和差役们咂舌不已。
宣宗一朝，原本甚嚣尘上的“牛李党争”终于偃旗息鼓，其原因除了两党的党魁相继离世之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宣宗驾驭百官的智术、心机和手腕均非前朝的历任天子可比。
早在大中初年，人们从宰相马植旋起旋落的命运中就已经明白了一点——要在这个强势天子的朝廷上结党，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马植是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五月入相的，本来干得好好的，可到了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四月，马植突然被一纸诏书贬出了朝廷，外放为天平节度使。
此次贬谪在事前毫无征兆，所以人们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后来他们才知道：原来是一条宝玉腰带惹的祸。
这条宝玉腰带是御用物品，天子在不久前把它赏赐给了左军中尉马元贽。众所周知，宦官马元贽是拥立宣宗即位的主要功臣之一。所以，不管天子在内心如何看待这个功高权重的宦官，反正在表面上，天子对他是极尽恩宠和礼遇之能事，从登基之后便赏赐不断，这条腰带只是为数众多的赐物之一。
可忽然有一天，在朝会上，宣宗却赫然发现——这条腰带系在了宰相马植的腰上。
这个发现非同小可。天子立刻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和警觉。他当场质问马植，这条腰带是不是马元贽送给他的。马植已经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不敢隐瞒，只好道出真相。第二天，宣宗李忱就毫不留情地罢去了他的相职，并将他贬出朝廷。
因为一条腰带而罢去一位宰相，这种事情乍一看会让人觉得荒谬。可在宣宗李忱看来，这件事一点也不荒谬。
他的理由是：马植与马元贽本来就是同宗，而他们一个是当朝宰辅，一个是得势宦官，具有这种关系和身份的两个人原本就应该主动避嫌而不能走得太近，如今马元贽居然把天子的赐物转送给马植，那就证明他们已经越过了雷池，天子就完全有理由认为他们有结党的嫌疑。轰轰烈烈的牛李党争刚刚过去，它给天子留下的记忆太深刻了——在此前每一度你死我亡的激烈党争背后，都曾经站着宦官的身影。
所以，宣宗绝不会让这一幕在他面前重演。
退一步讲，就算马植与马元贽不搞党争，可仅仅是“禁中与外廷暗中交通”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对登基未久的天子构成某种潜在的威胁了。宣宗绝不会让自己像文宗那样受制于强势宦官仇士良，也不可能像武宗那样事事听从于强势宰相李德裕。
因为，李忱是一个强势天子！
在宣宗一朝前前后后的诸多宰相之中，令狐绹是在位时间最久的一个。从大中四年（公元850年）十月起，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十二月宣宗驾崩止，令狐绹为相近十年之久，几乎与宣宗一朝相始终。而令狐绹之所以能稳居相位的唯一秘诀，既不是因为他的政绩特别突出，也不是因为他建立了怎样的功勋，而仅仅是因为——他自觉主动地放弃了相权。
也就是说，他人在其位却不谋其政，把宰相应有的权力都拱手让给了天子。
这是他的聪明之处，也是他的无奈之处。要在强势天子李忱的朝廷中做稳宰相，除了选择这样的生存之道以外，令狐绹别无他法。
然而，即便令狐绹十年如一日地夹着尾巴做人，也难免会有偶露峥嵘的时候。而仅仅是这一两次偶露峥嵘，就足以导致宣宗的怀疑、愤怒和指责。
我们在前面已经不止一次地看到，宣宗极为重视地方官吏的品行和能力，所以他总是会尽可能地亲自把关。为此他下诏规定，各地方刺史一旦要调往他州任职，一律要先到京师当面向天子作述职报告，经过天子面试合格之后才能调任他州。令狐绹有一次将一个刺史调往邻州，由于此人与他是旧交，而且考虑到只是在相邻两州之间调动，就没有要求他绕道到京师述职，而是直接赴任。随后宣宗看到了此人赴任后呈上的谢恩表，发现此人没有经过他的面试，马上质问令狐绹。
令狐绹慌忙解释：“因为两地距离较近，想省去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而已。”
宣宗顿时脸色一沉，说：“如今各地方刺史大多不称职，往往为害百姓，所以朕才要一一接见，考察他们的行政能力，按其能力高低决定去就。这道诏命颁发已久，如今却被弃置一旁，可见如今的宰相相当有权啊！”
那一刻，令狐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虽然是寒冬腊月，但全身瞬间爆发出的冷汗还是浸透了他的裘衣。令狐绹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说：“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延英殿）奏事，未尝不汗沾衣也！”（《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宣宗李忱在位期间，除了以强硬手腕消灭党争，并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宦官的嚣张气焰之外，还有一项巨大的历史功绩也不可不提。
那就是河湟的收复。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河湟地区（甘肃及青海东部）已经在吐蕃人的手中沦陷了将近一百年之久。玄宗之后的历任天子、尤其是宪宗李纯，虽然大都怀有收复河湟的志向，但始终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藩镇之乱连年不绝，朝廷不得不屡屡用兵，而且朝政又被党争和阉祸搞得乌烟瘴气，使得李唐王朝自顾尚且不暇，更不用说腾出手去对付吐蕃人了。到了武宗会昌年间，形势开始发生逆转——吐蕃爆发了大规模内战，国内政局紊乱，人心离散。
上天似乎注定要把收复河湟的历史功绩送给宣宗李忱。
因为吐蕃开始走向衰亡的时候，正是他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夕。
李忱即位后的大中三年（公元849年）二月，原本在吐蕃控制之下的秦州、原州、安乐州，以及石门、驿藏、制胜、石峡、木靖、木峡、六盘等“三州七关”在一夜之间全部归降大唐。
本来三州七关的收复就已经够让大唐臣民出乎意料了，没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所有河湟失地竟然又被一个叫张义潮的人一一收复，全部回归了大唐版图。
不可否认，百年失地的收复并不是宣宗的武功，而是一时的机运。如果说“遏制宦官”和“整顿吏治”的确是出于宣宗的个人努力的话，那么“收复河湟”却显然是上天的馈赠。但不管怎么说，自从安史之乱后，已经在内忧外患的灰暗历史中艰难行进了一百年的大唐帝国，毕竟还是在宣宗李忱的手里闪耀出了一抹辉煌。
就连一直以来作为帝国心腹之患的跋扈藩镇在宣宗一朝也显得相对平静，没有再掀起太大的波澜。其中的客观因素固然是武宗一朝强力平藩所打下的基础，而主观原因则是宣宗在藩镇事务上采取了灵活而务实的政策，既非力主征伐，亦非任意姑息，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决定应对的策略，从而避免了像前几朝那样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
宣宗时代，帝国虽然称不上是太平盛世，但起码也算是承平之局。“大中之治”落下帷幕后，历史给予了李忱很高的评价：“宣宗明察沉断，用法无私，从谏如流，重惜官赏，恭谨节俭，惠爱民物。故大中之政，迄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卷二四九）
但令人遗憾的是，宣宗后来也走上了历任李唐天子的老路，开始如痴如醉地追求长生、服食丹药，结果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八月驾崩。同月，宦官王宗实等人拥立宣宗长子郓王李温（同时改名李漼）即位，是为唐懿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