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 安史之乱上（第2页）

而他之所以迟迟没有动手，一来是尚无合适的起兵借口，二来也是惮于当朝宰相李林甫的权威。史称：“禄山于公卿皆慢侮之，独惮林甫，每见，虽盛冬，常汗沾衣”；“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因此，只要李林甫仍然当政，安禄山就不敢轻举妄动。

天宝十一载（公元752年），把持帝国朝政达十九年之久的李林甫终于死了，安禄山大喜，立即加快了阴谋反叛的步伐。继任宰相杨国忠担心安禄山威胁自己的相位，却又无力制约他，便屡屡向玄宗奏称安禄山必反。但久已荒疏朝政的玄宗根本看不透安禄山包藏的祸心，所以始终不肯相信。次年冬，杨国忠向玄宗献策，说要想试探安禄山是否有谋逆之心也很简单，请陛下颁一道诏书召他入朝，臣料他必定不敢来。

可杨国忠万万没有料到，安禄山居然来了！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正月，安禄山一接到诏书，立刻马不停蹄地赶到华清宫觐见玄宗。杨国忠弄巧成拙，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安禄山向玄宗哭诉说：“臣本胡人，受陛下宠任，擢居高位，为杨国忠所嫉妒，欲谋害臣，臣性命难保啊！”

玄宗大为怜惜，遂“赏赐巨万，由是益亲信禄山，国忠之言不能入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安禄山担心留在长安夜长梦多，不久便向玄宗辞归，以日行三四百里的速度疾驰出关、直奔老巢。“禄山既至范阳，忧不自安，始决计称兵向阙”（《安禄山事迹》卷中）。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突然召集众将，宣称奉天子密诏，发兵入朝讨杨国忠，旋即集合所部及同罗、奚、契丹等十五万众大举南下，“步骑精锐，烟尘千里”。当时天下承平日久，“百姓累世不识兵革，猝闻范阳兵起，远近震骇”（《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十一月十六日，当玄宗确定安禄山的反叛已经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后，急召安西节度使封常清赴华清宫见驾，商讨平叛战略。封常清久镇边疆，素以骁勇善战著称，所以根本不把安禄山放在眼里，当即拍着胸脯对玄宗说：“臣请求立即前往洛阳，开府库，募骁勇，不日定将逆胡首级献于阙下！”

玄宗甚感欣慰，遂于次日任命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让他即日开赴洛阳，募兵御敌。二十一日，玄宗匆匆返回长安，用大约十天时间完成了战略部署：

河东（今属山西）方面，以朔方右厢兵马使、九原太守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右羽林大将军王承业为太原尹，程千里为潞州（今山西长治市）长史，以“三点一线”的方式协同防御，防备叛军西进。

河南方面，一共设置三道防线：以卫尉卿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领陈留（今河南开封市）等十三郡组建第一道防线；封常清在洛阳就地募兵六万人，构成第二道防线；以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元帅由玄宗之子荣王李琬挂名），率五万人镇守陕郡（今河南三门峡市），作为第三道防线。

做完这一切，玄宗总算松了一口气。

在他看来，这个防御计划还是比较周全的，就算不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叛军，也足以挫其锋芒，保证两京无虞了。

可是，玄宗错了。

叛军的战斗力要比他想象的强大得多，而朝廷将士的战斗力却是出乎意料的脆弱。所以，这个看似严密的防御计划，很快就将被所向披靡的安禄山彻底粉碎。

十二月二日，安禄山大军从灵昌渡口（今河南延津县古黄河渡口）渡河南下，当天攻陷灵昌郡（今河南滑县）。新任河南节度使张介然刚到陈留没几天，叛军便已大兵压境，他仓促组织一万人登城拒守，可士兵们毫无斗志。五日，陈留太守郭纳开门出降，叛军蜂拥入城，张介然旋即被杀，第一道防线宣告瓦解。

十二月七日，玄宗下诏，宣布准备亲征，命朔方、河西、陇右各节度使亲率主力火速前来长安集结，限二十天之内抵达。

八日，安禄山挥师西进，迅速攻陷荥阳（今河南郑州市），兵锋直指东京洛阳。封常清率部进驻虎牢关，准备据险而守。可他招募的这六万人都是未经训练的新兵，与身经百战的叛军铁骑交锋，无异于以卵击石。官军一战即溃，虎牢旋即失守。封常清收集余众边打边退，但是却连战连败，最后连洛阳也被攻破，只好率残部亡奔陕郡。第二道防线就此崩溃。

十二日，安禄山叛军进入洛阳，大肆烧杀抢掠。封常清退至陕郡，向副元帅高仙芝奏报：“累日血战，贼锋不可当。且潼关无兵，若狂寇奔突，则京师危矣。宜弃此守，急保潼关。”（《旧唐书·高仙芝传》）高仙芝素来信任封常清，此刻战况又如此危急，遂采纳他的建议，放弃陕郡，仓促退保潼关。

十六日，玄宗再次强调要御驾亲征，并下诏由太子李亨监国，同时向宰相们透露了传位之意。杨国忠大为恐惧，退朝后对韩、虢二夫人说：“太子素恶吾家专横久矣，若一旦得天下，吾与姊妹并命在旦暮矣！”（《资治通鉴》卷二一七）二夫人即刻入宫找杨贵妃，杨贵妃马上去向玄宗请命，于是监国之议就此搁置，亲征计划亦随即不了了之。

此时的玄宗已是七十一岁的老人，所谓的“亲征”本来就是很不现实的事，说白了不过就是做做样子、为前线将士打打气而已，如今既然杨贵妃出面劝阻，玄宗当然就顺坡下驴，再也不提亲征之事了。

安禄山起兵不过月余，便已占领河北、河南的大部分土地，并轻而易举地击破两道防线，毫不费力地拿下东京洛阳，如此局面不能不让玄宗产生强烈的恐惧和愤怒。

接下来的日子，被恶劣情绪所左右的玄宗开始丧失理性，接连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致使战况进一步恶化，并最终导致了西京长安的沦陷。

玄宗犯下的第一个错误是临阵斩将，错杀了高仙芝和封常清。

早在高仙芝东征之前，玄宗就派了宦官边令诚去当监军。可边令诚不但不懂军事，而且为人阴险贪鄙，几次向高仙芝索求重贿不得满足，因而怀恨在心。所以，当高仙芝采纳封常清避敌锋芒的战略，主动弃守陕郡、退保潼关时，边令诚便抓住这个把柄，入朝向玄宗打小报告，夸大封常清和高仙芝的战败责任，并声称：“常清以贼摇众，仙芝弃陕地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封常清确实说过“贼锋不可当”的话，可那是建立在“累日血战”基础上的正确判断，并非畏敌怯战、动摇军心；而当时陕郡无险可守，潼关的防守又薄弱空虚，所以高、封二人弃守陕郡、退保潼关的战略也不失为明智之举；至于说高仙芝克扣军饷，那纯粹就是造谣污蔑了。

可玄宗却听信边令诚的一面之词，旋即下诏将高仙芝和封常清斩于军中，并紧急起用正在家中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让他取代高仙芝的副元帅之职，率八万人进驻潼关。

河南战场一败涂地，但是河东、河北战场此时却出现了转机。以郭子仪、李光弼为首的朔方军屡屡击破叛军，大有自井陉口出太行山，直捣叛军老巢范阳之势；与此同时，颜杲卿、颜真卿（二人是堂兄弟）也在河北坚持抵抗，与河东的朔方军遥相呼应，致使原本降于安禄山的十七个郡又重归朝廷，使得安禄山在河北的实际控制区只剩下范阳、卢龙等六郡。

安禄山本欲亲自领兵进攻潼关，但迫于河东、河北的两线压力，不得不回镇洛阳。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正月，安禄山为了加强政治号召力，遂于洛阳称帝，国号大燕，改元圣武，设立文武百官，正式与唐朝分庭抗礼。

自唐军退入潼关，安禄山便命将领崔乾祐入据陕郡。哥舒翰接手潼关防务后，只一意加固工事，拒不出战。崔乾祐被这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关所阻，也只能干瞪眼，“数月不能进”，与哥舒翰形成相持状态。

此后，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部进入河北，屡屡击败燕军骁将史思明，其中仅嘉山（今河北曲阳县东北）一战便斩敌四万、俘敌千余，并切断了洛阳与范阳的联系。燕军将士无不担心老巢被占，人人惶恐不已。此时的形势对唐军大为有利，连安禄山自己也发出了“北路已绝，诸军四合，吾所有者仅汴、郑数州而已”的哀叹，一度还想放弃洛阳，回保范阳。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潼关不失，郭子仪挥师直捣范阳，燕军军心就会瞬间瓦解，洛阳的安禄山也必将陷入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之境。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玄宗犯下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勒令哥舒翰出战，导致潼关丢失。

当时，天下人都认为杨国忠恃宠擅权引发了叛乱，所以人人必欲诛之而后快。杨国忠眼见哥舒翰手握重兵，担心他反戈一击，遂频频怂恿玄宗，说崔乾祐兵力薄弱，应让哥舒翰出关，主动进攻陕郡，趁势收复洛阳。玄宗颇以为然，遂连连遣使强令哥舒翰出关决战。哥舒翰万般无奈，只好挥泪出关。

六月八日，哥舒翰的前军在灵宝（今属河南）西面遭遇崔乾祐伏击，被打得丢盔卸甲，中军和后军望风而溃，争相逃命，十八万大军顷刻间星流云散，哥舒翰仅率百余骑逃入关中。次日，崔乾祐乘胜攻克潼关，哥舒翰被俘，旋即投降安禄山。

潼关一失，整个战局为之逆转，关中门户洞开，长安岌岌可危。

六月十三日凌晨，玄宗抛弃了繁华富庶的帝都，抛弃了他的万千臣民，带着杨贵妃、杨国忠、太子、宰相等少数人，在禁军和宦官的簇拥下偷偷出城，向西逃往巴蜀。

数日后，燕军兵不血刃地占领长安，大肆屠杀劫掠。远近各地官吏风闻皇帝流亡、西京沦陷，纷纷弃城而逃。至此，整个帝国到处是一片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惨象，曾经的太平盛世灰飞烟灭，唐王朝陷入空前的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