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是一本怎样的书（第1页）

附录　《李白与杜甫》是一本怎样的书

（一）作者自述

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郭沫若《我的幼年》，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版

当然，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他经常把救国救民的大业，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结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时代的文人，大抵是这样，不限于杜甫。这种时代残疾，我们不必深责，也不必为他隐讳，更不必为他藻饰。例如有人说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国家，那是有意为杜甫搽粉，但可惜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郭沫若《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光明日报》1962年6月9日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诗人。……

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也并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何况“圣人过多，贤人过少，要愚人才无过”。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

——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后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郭沫若1977年1月28日复胡曾伟信，《东岳论丛》1981年第6期

（二）学者印象

郭老《李白与杜甫》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

——茅盾致周振甫信（1972年），《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李白与杜甫》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

——恽逸群《关于〈李白与杜甫〉致郭沫若书》（1972年），《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由于《李白与杜甫》是针对现实中“全面颂扬”杜甫的倾向而写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而又强烈的倾向性。……郭沫若所反对的李杜研究中的错误倾向，既有历史根据，又有现实的目标。一句话，有强烈的针对性，是在做“翻案文章”。李白，郭沫若“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仔细研究全书后是可以同意的。如果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工作者对李杜的比较研究看，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是观点，还是方法，郭沫若的论著都要高一筹。

也许有人会问，依你的看法，《李白与杜甫》就没有问题了吗？不！《李白与杜甫》的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然而，尽管如此，《李白与杜甫》还是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其敢于打破因袭的见解，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解决了或接近解决了一些前人或同时代人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难题，提出了一大堆供人们思考，也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闻一多先生说得好：

有些拘谨的学者，很不以郭先生的见解为然，而且说他大胆与轻率。好！这些学者先生们一次都没有错，因为一句离开前人见解的话也不曾说过，这种过分的“谨慎”，如果是怕说错了影响自己已成的学者之名，那却未免私心太重，这样谨慎了一辈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整理上最后还是没有添加什么，而郭沫若，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说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的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王锦厚《〈李白与杜甫〉的得失》，《郭沫若学术论辩》，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萧（涤非）先生尽管对《李白与杜甫》一书不满，但也吸收了该书中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重复那个年代流行的“好便一切皆好，坏便一切皆坏”的简单思维逻辑。勿庸讳言，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问世以前，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杜甫的研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对杜甫及其作品的全盘肯定和过高颂扬。坦率地说，这种倾向在萧先生的《杜甫研究》旧版中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这同样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郭老《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对这种倾向，显然是一种冲击，至少或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或是在思想方法论方面提供了反面教训。

——杨廷治《〈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和〈杜甫研究〉的修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从“国学”研究的视角来审查《李白与杜甫》一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超越前人的，或者说是显示其大师手笔的。

其一，发挥着他独具的文史“两栖”的特长，透过李白与杜甫，尤其是李白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自开元至天宝年间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

其二，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显然，他只是想翻“抑李而扬杜”的旧案，恢复“李杜并称”的平衡局面。但当展开具体考察之际，一进入诗的意境，诗人郭沫若渐渐淹没着学者郭沫若，浪漫情趣使之倾向于李白，感情的“好恶”时不时地战胜着学者的理智，书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扬李抑杜”的明显倾向。完全可以说，《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学者郭沫若与诗人郭沫若“相混合”的产物。

——谢保成《品味唐诗，评李说杜》，《郭沫若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