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第1页)
李白在长流夜郎前后
永王败走,李白也只好苍黄南奔。他奔到彭泽自首,于是便以附逆之罪被投入狱中。这在他真是没有梦想到的天外飞来的横祸。他的从永王“东巡”,本来是出于一片报国忧民的诚意,谁想到竟落得成为一个叛逆的大罪人?他是异常悲愤而伤痛的。他在狱中做了《百忧章》《万愤词》等诗,说他“举酒太息,泣血盈杯”(《百忧章》),又说“泪血地而成泥,狱户春而不草”(《万愤词》)。他在精神上受了很大的打击。
意外的是,他这时和十年前的诗友高适却成为了对立面。高适是反对房琯“制置”建议的人。《唐书·高适传》:“永王璘起兵于江东,欲据扬州。初,上皇以诸王分镇,适切谏不可。及是,永王叛。肃宗闻其论谏有素,召而谋之。适因陈江东利害,永王必败。上奇其对,以适兼御史大夫、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诏与江东节度使来瑱率本部兵平江淮之乱,会于安州。师将渡而永王败,乃招季广琛于历阳。兵罢。”高适,与李白、杜甫相反,成为肃宗集团的人,因而飞黄腾达起来了。高适既是讨伐永王的统帅,李白自然也就是他所讨伐的对象。李白的下狱是否出于高的指令不得而知,他至少是采取着作壁上观的态度。这在受者直等于幸灾乐祸。因此,李白对于高适的感情也就可想而知了。李白有《送张秀才谒高中丞》一诗,实际上是对于高适的一篇《广绝交书》。诗有序:
余时系寻阳狱中,正读《留侯(张良)传》。秀才张孟熊,蕴灭胡之策,将之广陵(扬州),谒高中丞(适)。余喜子房之风,感激于斯人。因作是诗以送之。
“中丞”为御史大夫的副职,史称高适兼御史大夫,盖尊称之。张孟熊“蕴灭胡之策”,是说他有恢复东西二京,消灭安庆绪、史思明的计划。当年正月安庆绪已经杀了他的父亲安禄山,仍然盘据在洛阳。张孟熊是想去见高适,劝他进兵洛阳。所以使得李白“感激”——深深地有所同感,而认为张孟熊有其远祖张子房(良)之风。因为这样,所以作诗送他。无疑也是有意通过他把诗给高适看,以表达自己的心境。诗的前半段称颂张良“智勇冠终古”,初则为韩报仇而反秦,继复佐汉解纷而灭楚。张孟熊既有平定安史之乱的计划,因而说他发扬了先人的“清芬”。接下去便转入了当时的现实。
胡月入紫微,三光乱天文。高公镇淮海,谈笑却妖氛。
采尔幕中画,戡难光殊勋。我无燕霜感,玉石俱烧焚。
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
在胡尘涨天的时候,东西两京沦陷,玄肃二帝蒙尘,日月五星的运行都混乱了。在这时出镇淮海的“高公”,在“谈笑”之间扫却了“妖氛”。但这所谓“妖氛”并不是主要的敌人安庆绪、史思明,而是准备去进攻安史的皇帝的兄弟永王;把永王打败了的也并不是出镇淮海的“高公”,而是地方势力。事实的经过赋予诗以讥讽。张孟熊怀有“灭胡之策”,假使“高公”能够采取这个计划,把内战的矛头转向外战,转向真正的主要敌人,那就会认真建立“殊勋”了。这些诗句,对于“高公”,应该是很犀利的刺。
由于内战,使得“玉石俱焚”,李白本人正被囚在狱中等待处分。说“我无燕霜感”,其实正是我有弥天的燕霜之感。这诗可以和《古风》第三十七首对照着读。
燕臣昔恸哭,五月飞秋霜;庶女号苍天,震风击齐堂。
精诚有所感,造化为悲伤。而我竟何辜?远身金殿旁。
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
古来共叹息,流泪空沾裳。
“邹衍无罪,见拘于燕。当夏五月,仰天而叹,天为陨霜。”(《论衡·感虚篇》引古说)“庶女叫天,雷电下击,(齐)景公台陨,支体伤折,海水大出。”(见《淮南子·览冥训》,高诱注云:“庶贱之女,齐之寡妇。无子,不嫁。事姑谨敬。姑无男有女。女利母财,令母嫁妇。妇益不肯。女杀母以诬寡妇,妇不能自明,冤结叫天。天为作雷电,下击景公之台。陨,坏也;毁景公之支体,海水为之大溢出也。”)
李白在这首《古风》中自比为邹衍与齐女,受了冤屈,大有燕霜齐电之感。这首《古风》,注家多以为作于被谗逐的天宝初年,如果当年便有燕霜齐电之感,那么在永王事件后被系狱于寻阳,更不能说没有燕霜齐电之感了。“但洒一行泪,临歧竟何云?”无话可说,也正可以解释为无言的抗议。
送张孟熊的诗,无疑是被高适看过的,但他来了个不予理会。从此,李白和高适之间便再也看不出有何关系了。高适镇广陵不到一年,在至德二年(757)的冬天改授太子少詹事,移驻洛阳。又不一年半光景,乾元二年(759)三月,九节度使师大溃于相州(今河南安阳),高适由洛阳南奔,绕道襄阳、邓州而至长安。五月出任彭州刺史,在任一年多,于上元元年(760)又改任蜀州刺史。当他在西蜀的任内,照杜甫的诗看来,西蜀的上层舆论认为李白是该杀的(《不见》:“世人皆欲杀”)。刺史是左右舆论的人,可以想见高适对于李白一直处在敌对的地位。李白以乾元二年春在长流夜郎的途中——巫峡,遇赦,东下江陵,在江夏、潇湘等地还流连了一年多,但他没有回到西蜀而放浪于长江下游,看来不是没有原故的。尽管杜甫在《不见》一诗中希望他回乡:“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然而他一直到死,终竟没有回到他少年时的读书处——绵州的大匡山。
李白和高适这两位诗人在梁宋之游所结下的友谊,成为了玄宗与肃宗父子之间、李亨与李璘兄弟之间权力争夺的牺牲。从这个角度来看,《古风》第五十九首的含义,才可以得到切实的理解。
恻恻泣路歧,哀哀悲素丝。路歧有南北,素丝易变移。万事固如此,人生无定期。田(蚡)窦(婴)相倾夺,宾客互盈亏。世途多翻覆,交道方崄巇。斗酒强然诺,寸心终自疑。张(耳)陈(馀)竟火灭,萧(育)朱(博)亦星离。众鸟集荣柯,穷鱼守枯池。嗟嗟失欢客,勤问何所规?
“路歧有南北”,不就是贺兰进明所指的玄宗集团的“南朝”和与之对立的肃宗集团的北朝吗?纯白的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看你是靠近哪一边。汉景帝时的窦婴与田蚡都以外戚相继得势,宾客即互为盈亏,趋炎赴势者流只朝有权势者的一边跑。交道是所谓“翻手作云覆手雨”的。饮酒高歌、慷慨激昂时所发出的盟誓,毕竟不过是一时的心血**。张耳与陈馀那样共同起义过的朋友,后来不是火并了吗?——张耳为汉将,把陈馀杀掉了。萧育与朱博那样的刎颈交,后来不是也势不两立吗?这些话里面,不能说没有含蓄着李白与高适的分道扬镳。“磋磋失欢客”另有所指,我以为指的是杜甫,留待下文适当的地方再加以说明。
李白对于交道的反复尽管这样悲叹,但他依然是得到了朋友的帮助。首先他的被捕下狱,又继之以长流夜郎而未遭到杀戮,有材料说明他是得到郭子仪的缓颊。不然,他是很难免于死的。
确实给予了帮助的还有宰相张镐、江南宣慰使崔涣和御史中丞宋若思。这些人,李白都有诗呈赠。特别是宋若思,在直接管理他的案件,曾经审讯过他,为他昭雪。他释放了李白让他参加了自己的幕府,还极力向肃宗朝廷推荐。李白有诗赠宋,题为《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诗赠之》。诗中有句云:“组练明秋浦,楼船入郢都;风高初选将,月满欲平胡。”所叙是秋天的气象,无疑是八、九月间的事。可知李白在狱中,可能呆了半年光景。
李白对于宋若思是很感激的。他从监狱里被释放了出来,在宋的幕府里虽然只住了短短的一两个月,却以宋的名义留下了一些有力的文章,足证李白又有了一个精神亢扬的期间。
《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把当时的局势叙述得比较醒豁。
今,自河以北,为胡所凌;自河之南,孤城四垒。大盗蚕食,割为鸿沟;宇宙屼,昭然可睹。
这是说黄河流域要光复旧业,很难办到。于是用对比的手法,接着写出金陵的形胜,表明最上的办法只好南迁。
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犹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
请注意,当时黄河流域的地主阶级南奔吴越,不仅有似永嘉南渡,而且可能超过了永嘉南渡。这是很好的史料。从这里可以看出:迁都金陵建立“东唐”或“南唐”,是当时的一种舆论。李白虽然在替宋若思立言,其实表达了一般地主阶级的意见,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李白之所以肯从永王“东巡”,其目的至少一半即在实现这种希望。李璘失败了,希望未能实现,现在他又通过宋若思去恳求李亨来实现了。然而唐代的统治者毕竟是幸运。由于敌人的内讧,也由于得到回纥的协助——是付了高度代价的协助,就在至德二年的九月和十月,也就是在宋若思上表的期间,东西二京都相继收复了,南迁或东渡的必要也就自然消除了。尽管洛阳的收复以后还有些波折,但恢复中原已成定局,中国不至于再分裂为南北朝了。
另一篇文章是《为宋中丞祭九江文》,文章虽短,却同样有力。这等于是一篇誓师文,值得重视。“祭九江”其实就是祭长江。文中称长江为“长源公”。王琦注引《唐书·玄宗纪下》“(天宝六载)封河渎为灵源公,济渎为清源公,江渎为广源公,淮渎为长源公”。王谓“今祭江神而曰‘长源公’,盖字之误也”。字误是没有问题的,但不是李白文的字误,而是《唐书》的字误。长江,源远流长,应是长源公;淮水,源多流广,应是广源公。李白文倒可以纠正《唐书》之误。
长江,何以又称为“九江”?旧时有种种说法,大抵都在两湖和江西境内寻出九条支流以充数,以说明所谓“江流九派”。但从《禹贡》的“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看来,在“九江”的总目下涉及了在四川境内的支流和湖北境内的云梦,可见古时所谓“九江”必然有不同的含义。我揣想,应该是指长江上游的九条大支流,即岷江(古以为长江之源)、大渡河、金沙江、沱江、嘉陵江、黔江、湘江、汉水、赣江。是这样的九条大水综合成为长江,故长江又称为“九江”。这样,《禹贡》的叙述也才可以得到妥帖的说明。
古以五岳四渎为神。四渎,《唐书》以江、淮、河、济当之,但亦有江、淮、河、汉之说。宋若思要誓师北伐,故李白为之作文以祭长江。虽然视长江为神而加以禋祀,沿袭了古来的迷信,但这是时代的限制。从文章的角度来说,《祭九江文》倒是值得欣赏的一篇古文。文章并不长,不妨把全文引在下边。
谨以三牲之奠,敬祭于长源公之灵。
惟神(指长江)包括乾坤,平准天地,划三峡以中断,疏九道以争奔。纲纪南维,朝宗东海。牲玉有礼,祀典无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