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第1页）

李白在政治活动中的第二次大失败——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

——安禄山叛变与永王璘东巡

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禄山以肃清君侧、诛锄杨国忠为名，叛变于范阳，出兵西犯，河东诸郡相继陷没。十二月攻占东都洛阳。第二年六月攻破潼关，哥舒翰被生擒而降贼。于是，被李白比为汉武帝的唐玄宗李隆基便成了逃亡天子，匆匆忙忙地向四川逃跑。一百四十年的李唐统治，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峰，仿佛从天上掉到地下，几乎一蹶不振。

安禄山是突厥人与波斯人的混血儿，他的成为最大的军阀以至于叛变，事实上是唐玄宗和李林甫们把他养成的。根据《唐书·安禄山传》，可以看出自天宝元年至十三年他的官职升进的惊人的迅速。天宝元年任第一任的平卢节度使，兼柳城太守，又兼渤海、黑水等四府经略使。二年，晋骠骑大将军。三年又兼范阳太守、河北采访使。六年，晋御史大夫，封为柳城郡公，不久又晋封为东平郡王。九年，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又兼云中太守、河东节度使。十三年，任尚书左仆射，实封千户。他真可以说是位极人臣，就只剩下做皇帝了。

他不是仅有虚位，而是大权在握的。今天的河北、内蒙、东北、乃至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一大片土地差不多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不断地在招兵买马，蓄积势力。连杨国忠在天宝十二、三年时都感觉到他必然叛变，而唐玄宗却一味宠信他，甚至于把他收为杨玉环的义子。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使这个混血胡人终至于叛变了。

安禄山叛变当时，所谓“盛唐”是怎样呢？同一《安禄山传》中有扼要的叙述，可怜得几乎令人不能相信。据说当时州县的铠甲兵器都锈坏了，不能用。临时招募的兵士，连弓套都不能解、剑鞘也不能拔。拿起木棒抗敌，当然不能抵抗。于是，地方官吏们便弃城逃跑，或者自杀，或者被俘虏。这样的情况，每日不断。这就是所谓“盛唐”的真实面貌。一方面是十几年的养精蓄锐，另一方面是几十年的文恬武嬉，两相接触，其结果也就一目了然了。自安禄山叛变之日起，仅仅三十三天便攻陷了洛阳，到明年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几乎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新的朝代。安禄山在叛变后的第三年，即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正月，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了。安庆绪也不到三年，即在乾元二年（759），又被突厥人的史思明杀了。而史思明也不到三年，即在上元二年（761），又为他的儿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后为回纥兵所败，在唐代宗广德元年（763）自缢，为期也不到三年。就这样，整整八年间的所谓“安史之乱”基本上也就平定了下来，李唐算幸运地没有失掉它的统治。然而这八年间，黄河流域的居民是遭了大劫的。经过乱离之后，全国人口只有一六九〇万强，比天宝十三年减少了将近十分之七。李白诗所哀痛的“白骨成丘山，苍生竟何罪？”（《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韦良宰》）看来不是夸大。

在安禄山叛变前三年，即天宝十一年（752）十月和十一月，李白去过幽州——安禄山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带。他当时也感觉到安禄山的叛变已迫在目前。他在追忆诗《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中有所叙述。

十月到幽州，戈铤若罗星。君王弃北海，扫地借长鲸。

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倾。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

弯弧惧天狼，挟矢不敢张。揽涕黄金台，呼天哭昭王。

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

这一段叙述得很沉痛，这里对于玄宗朝廷是有严峻的批评的。“扫地借长鲸”的“君王”是谁呢？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可见李白认为：酿成了安史之乱，李隆基要负很大的责任。是唐玄宗把当时天下的将近三分之一和盘送给了安禄山，使得他庞然坐大，一呼一吸可以使百川沸腾，连燕然山都会被吹成飞灰。这还只是天宝十一年十一月左右的事，再隔三年的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终于使“天下横溃”，实现了李白的预感。李白在游幽州的当时非常伤心，伤心他自己知而不能言、言而无人听。这样的话，在他的乐府《远别离》和《梁甫吟》中还反复地说过，只是把地上的舞台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时的人物换为了古时，在现实的描绘上，加盖了一层薄薄的纱幕而已。

他曾经在黄金台上“呼天哭昭王”是可以使人理解的。他在那时的确是无从进言，即使有进言之路，唐玄宗也不会信他。连杨国忠、韦见素的话都等于耳边风，李白以一个被谗逐的文人，所说的话能有多重的分两？“心知不得语，却欲栖蓬瀛”，这里面包含有自我批评。用了一个“却”字，那就等于说：在国难临头的时候公然还想游仙避世，是不应该的。诗作于乾元二年（759），上距天宝十一年（752）已经八年了。李白是经历了长流夜郎的刑余之人，他的思想有了相当大的变迁，故他回忆往事时能够批评自己。但他的自我批评是不够深刻的。在国难临头的时候，求仙固然不应该，“奔亡”也同样不应该。这种退撄逃跑的思想到后来一直纠缠着他。安禄山叛变时，他正采取了“奔亡”的道路，应该说是李白一生中所犯的最大错误。但他还在护短，说“乐毅倘再生，于今亦奔亡”，这正表明他的自我批评的极不深刻。

请读他的《扶风豪士歌》吧。“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这分明是天宝十五年三月安禄山占领着洛阳时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却是“我亦东奔向吴国，……来醉扶风豪士家”。“扶风豪士”不知道是甚么人，看来也不外是一个逃亡分子，并不能算作甚么“豪”！但李白不仅誉之为“豪士”，而且还跟着一道胡闹——大开酒宴，吴歌楚舞，脱帽在手，抛向空中，却自比为张良，实在是太不成话！

再请读他的《猛虎行》吧。同样是在天宝十五年的三月，在溧阳酒楼和草书名家张旭相遇，“槌牛挝鼓会众宾”，同样在歌舞作乐。尽管“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是国难严重的时候，而他和张旭却是忘乎其性。歌中又把张旭比为张良，而把自己比为韩信。他又在说：“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这时的逃避却是万万不能使人谅解了。他即使不能西向长安，为什么不留在中原联结有志之士和人民大众一道抗敌？而却“窜身南国”，还要胡乱享乐，自鸣得意！李白在这时实在是胡涂透顶了！

长安以天宝十五年六月下旬为安禄山的部下所占领，但在这之前的六月十二日唐玄宗早已离开了，逃跑得非常匆忙。十四日到了马嵬坡，侍从部队兵变，把阿飞宰相杨国忠杀了，玄宗被迫缢杀了杨玉环。十五日应老百姓们的请求，留下了太子李亨以图恢复北方，逃亡皇帝继续逃亡。七月二十八日逃到成都，据说“从官及六军至者千三百人”，人数虽不多，对于沿途的骚扰一定是大有可观的。

在逃亡途中的七月十五日，玄宗听从了房琯的建议，下出分置的制诏，史书上称之为“制置”，这在当时是紧急而重要的一项措施。根据《资治通鉴》（肃宗至德元年，即天宝十五年）所述，照录其内容如下：

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南取长安、洛阳，以御史中丞裴冕兼左庶子，陇西郡司马刘秩试守右庶子；

永王璘充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少府监窦绍为之傅，长沙太守李岘为都副大使；

盛王琦充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都使，以前江陵都督府长史刘彙为之傅，广陵郡长史李成式为都副大使；

丰王珙充武威都督，仍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都使，以陇西太守济阴邓景山为之傅，充都副大使。

应须士马、甲仗、粮赐等，并于当路自供。

其诸路本节度使虢王巨等，并依前充使。

其署置官属及本路郡县官，并任自简择，署讫闻奏。

当时规定，盛王李琦、丰王李珙都不出阁，随侍在玄宗左右。只有太子李亨和永王李璘分赴任所。这用意非常明白，李亨所负的是恢复黄河流域的使命，李璘所负的是经营长江流域的使命。江南东路、淮南、河南等虽然不归永王管辖，但盛王既不出阁，为之傅的刘彙是房琯的“私党”（见下引《唐书·房琯传》贺兰进明语），而权位在都副大使李成式之上，可见盛王的领域实际上也属于永王的势力范围了。李璘所负的使命，看来比李亨所负的使命还要重要。黄河流域如能恢复，则天下仍归于一统，自然是最好的前程。但就当时的情势看来，北路的恢复事业比较困难，希望颇为渺茫；而南路的经略则大有把握，至少可以维持到南北朝时代的局面。因此，李璘的赴镇，关系很重大。他所负的使命是在天下不能归于一统时准备建立“东唐”或“南唐”。在他离开玄宗时，无疑是曾经被面授过机宜的。

但在这“制置”下达之前，太子李亨于七月十二日已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尊玄宗为“上皇天帝”。直到八月十二日，灵武的通报到达成都，唐玄宗只好听从太子的摆布。再隔六天，八月十八日，玄宗派遣了韦见素、房琯、崔涣等把传国玉玺送给李亨，正式禅位，估计要九月中旬才能到达。于是父子之间的矛盾告一段落，兄弟之间的矛盾便突出而且激化了。

李璘是玄宗的第十六个儿子。据说幼时失母，是李亨把他抚养大的。开元十三年（725）三月封为永王，十五年五月遥领荆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开府仪同三司。“制置”之诏下达后，他离开了玄宗，以天宝十五年七月至襄阳，九月至江夏。到了江夏后，《唐书》本传说他“召募士将数万人，恣情补署，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破费巨亿”。其实这些都是按照“制置”的规定行事的。《新唐书》本传又说他“见富且强，遂有窥江左意。以薛镠、李台卿、韦子春、刘巨鳞、蔡为谋主，……以浑惟明、季广琛、高仙琦为将”。史官们忽略了“制置”的用意，偏袒李亨朝廷，而以李璘为叛逆。其实真正违背父命的是李亨而不是李璘。李亨既已擅自做了皇帝，天下成为了他的私有物，不愿意被别人分割。他是不同意“制置”的用意的。《唐书·房琯传》中，有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在肃宗李亨面前谗毁房琯的一段话，实际上道出了李亨的心事。

琯昨于南朝，为圣皇（指玄宗）制置天下，乃以永王为江南节度，颍王为剑南节度，盛王为淮南节度。制云：命天子（指肃宗）北略朔方，命诸王分守重镇。……此虽于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又各树其私党刘秩、李揖、刘彙、邓景山、窦绍之徒，以副戎权。推此而言，琯岂肯尽诚于陛下乎？

贺兰进明的这番话受到肃宗李亨的赏识，话是说到他的心坎上了。像这样，把玄宗集团说为“南朝”，则肃宗集团自然是“北朝”。父子之间，俨然敌国；更何况乎兄弟！实际上李亨当时是同两个方面在争夺天下，一个方面是同安禄山、史思明争，另一个方面是同“圣皇”和“圣皇诸子”之间争。因此，在东西二京都尚未收复的情况下，兄弟之间的内战便爆发了。

关于永王的东下，李白有《永王东巡歌》纪其事。诗现存十一首（其中第九首前人定为伪作），透露了当时的一些真实情况，很值得研究。因此，我想一首一首地加以解释。

第一首：

永王正月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