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为官要善用人之术（第2页）

果然，塔齐布后来在湘潭之战、岳州之战、小池口之战和武昌之战等湘军前期几次最大的恶战中，都表现了出众的勇敢，尤其在被称为“湘军初兴第一奇捷”的湘潭之战中立了大功而被提升为提督。湘潭之战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湘军能否崛起，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可见曾国藩后来对其的注重。

咸丰四年（1854年），塔齐布以收复湘潭有功，超升湖南提督，鲍起豹被革职。塔齐布位至大帅后，遍赏提标兵，收人心，并在左臂刺“忠心报国”四字，得士卒死力。每当深夜，呼亲卒相语家事，说到悲痛事，相对泣泪以流。塔齐布以严于治军，并能与士卒同甘苦著称。一次，德化县令给这位大帅送了一张莞席，塔齐布说：“军士皆卧草土，我睡莞席，岂能安枕？”立即下令退了回去。

这年年底，曾国藩正驻军南昌，塔齐布驻扎九江，隔庐山相望，因太平军往来攻袭，两人多日不通音信，曾国藩为此十分焦虑。

除夕前一天，塔齐布攻九江，后因寡不敌众，单骑败走乡间，马陷泥潭中，迷失道路。后被一位乡农带回家中。

次日，各军见到塔齐布仍未回来，于是以为塔齐布已经遇难，士卒们哭作一团。而曾国藩，也因此悲痛不已。直到了三更时分，一位乡农将塔齐布送回，士卒们才转忧为喜，大声欢呼。曾国藩、罗泽南听到塔齐布平安回营，都翻身跳将起来，光着脚就出去相迎，三人抱在一起，以泪倾诉劳苦。这时，塔齐布却谈笑自若地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评价一个人才，要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塔齐布平时虽然看似有愚憨、无能之态，但一到战场便摩拳切齿，口流唾沫，一副好似要生吞对方的架势。尤其好单骑逼近敌垒，以侦视虚实，因此几次都陷入危境，之后才转危为安。

正所谓知人善任，曾国藩既要对上等人才加以引导、提拔，也要对下等人才加以勉励和推荐。曾国藩的知人之明，既表现在知道人的长处，还表现在知道他的短处。

在曾国藩的幕府中，李鸿章的长处在聪明，有才华，短处在于初步仕途，不免棱角太明，过于外露，正如曾国藩所说，“神采外腾”。所以曾国藩有意磨炼，使他能尽展其才，扬长避短。对于其他部下，他在指出其优点时，也一并指出其短处，加以告诫。

对于淮军名将郭松林，曾国藩则评价说：“郭公治事气足，而才不长，顿欠条理，难将多人，仍恐不克独当一面。”郭松林后来参与围剿捻军，轻敌冒进，结果兵败身死。而对于李元度，曾国藩一直提心吊胆，因为他知道“次青实不能治军”，李元度却不服，率军独当一面，后来在徽州一败涂地，从此一蹶不振。

在评价刘铭传时，曾国藩说他：“所长在果而侠，其所短在欠谋蓄”，因此责令其防守沙河，“教之以坚忍，正所以勉其海量，进之于蓄也”。

曾国藩评价降将陈国瑞，说他：“气矜太甚，又其部下诸将不乐为用，终难独当一面。”评价另一位部将时却说：“用兵之道，知人之明，实非所长。”果如其言，陈国瑞因过于骄纵，终被流放，另一人也未有大功。

评价李鸿章之弟李昭庆，曾国藩说：“未尝多历艰苦，恐其视事太易。”李昭庆随曾国藩剿捻，总理营分，也无大建树，最后只升到记名盐运使，与他的两位兄长简直是天壤之别。

曾国藩对鲍超的认识最为深刻。他曾对鲍超进行过详细的分析，认为鲍超有几个致命弱点：

1。贪利

“春霆（鲍超）于‘利’字素看不薄，颇有不服众心之处”，“春霆所短，在用人不慎，取财无制。”因为他贪心，所以部下统领、营官、哨官惯扣勇粮，终致引发金华兵变。

2。贪名

曾国藩在给河南巡抚李鹤年的信中说：“春霆素好美名，好小殷勤，若于奏疏中偶说好话，渠感之最深，或送高丽参及鞍马、衣服等事，渠亦历久不忘。阁下若于此等小事稍一留心，则大事最易商量，断不龃龉矣。”这样的人贪小失大，很难办成大事。

3。有勇无谋

咸丰十一年（1861年），鲍超奉命与多隆阿并肩作战，令曾国藩很伤了一回脑筋。因鲍超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与多隆阿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曾国藩不得已派左宗棠前往调停，说：“鲍公勇多谋少，一切布置，皆求老兄指教，千万！千万！性命攸关，不可客气。”

他进一步分析说：“春霆之才，善于战守而不善于料理外事；惯于平原而不惯于深山穷谷；宜于坐营而不宜于屡次移动……”

因此，曾国藩只将他作为冲锋陷阵的猛将，从不让他兼管地方政务，鲍超最后也只做到提督。

三、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

一个人成功与否，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别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己用的人。

春秋战国时期，最激烈精彩的不是战争，而是对人才的争夺。人才的得失直接导致王朝的兴衰，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说：“殷纣王杀比干，而致殷并于周；陈灵公杀泄治，而使陈亡于楚；弱小的燕国得到了乐毅，遂破强大的齐国……”

刘邦与项羽的胜败，也是得人用人的经典之例，拿刘邦自己的话说：“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他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他不如韩信。子房、萧何、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因此，刘邦战胜项羽得到天下当上了汉朝开国皇帝。

通读历史，曾国藩很有感触，于是在他的《杂注》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大意是：打江山创事业一定要有基础，你的宅基有多大，事业基础就有多大，就像房间一样，你盖得有多大，庇护你的人就有多少。所以，基础的打造非常重要。而这个基础就是人才的舞台。后来的事实也说明，曾国藩的盖世功业，与他在身边聚集起能够和太平天国相对抗的人力资源密不可分。

曾国藩非常注重借人之才为才，用人之力为力，因为他知道古今人们的著述非常丰富，而自己的见识非常浅陋，那么就不敢以一己之见而自喜，应当择善而从；他知道自己所办的事情非常少，所以不敢以功名自居，应当思考怎样推举贤才，一起去完成伟大的功业。曾国藩自认为自己属于“中才”或接近于“笨”的一类，因而注意吸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他的幕府就像一个智囊团，曾国藩常以各种形式征求幕僚们的意见。

当然，曾国藩深知什么时候该借人，什么时候不该借人，可谓睿智。“朝中有人好做官”是古代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不是，他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而决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因为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品。当然，这并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他在暗中也是使着“借”字诀的。

曾国藩24岁以前，他的足迹从未踏出过湖南，到过的地方只有长沙、衡阳等地。他也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在湖南家乡，除郭嵩焘、刘蓉等，也没有结识几个对他以后人生有特别重要影响的人。

曾国藩在打造湘军之初，势单力薄。在给刘蓉的信中，他曾这样写道：“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意指刘蓉必须过来，希望每天闻一闻你脚丫子的味道，还有郭嵩焘必须要加盟到我这里，要在一起共事，要支持他的事业。

曾国藩所打造的湘军与清政府的其他军队完全不同。清政府的八旗兵和绿营兵皆由政府编练，遇到战事，清政府便调遣将领，统兵出征，事毕，军权缴回。湘军则不然，其士兵皆由各哨官亲自选募，哨官则由营官亲自选募，而营官都是曾国藩的亲朋好友、同学、同乡、门生等。

这样一来，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实际上是“兵为将有”，从士兵到营官所有的人都绝对服从于曾国藩一人。这样一支具有浓烈的封建个人隶属关系的军队，包括清政府在内的任何别的团体或个人要调遣它，是相当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到后来，湘军便有了很浓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就连朝中都有人怅然说过这样的话，大意也是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湘军，但曾氏一纸手令，部属便为之千里驱驰，曾国藩的声望可见一斑。

后来，曾国藩还用联姻的方式来巩固自己事业的根基。其中最有名的是与他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刘蓉、罗泽南、郭嵩焘等人，都与他结为了亲家，从而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的一层更坚固的关系。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李元度、李鸿章等也都是曾国藩的生死之交，最后亲上加亲成了亲家，有如一家。

拥有这些人才组成智囊团参谋其事，曾国藩最终成就自己的功业，他身边的这些人能够成为基干力量是关键，他的合纵连横之术才是其事业最终发展的保障。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无论如何智慧超群，他总是有缺点的，而那些笨人也有自己的可取之处。尤其他认为自己属于中等之才，或接近于笨人一类，因而更注意汲取他人之长，以补一己之短。在同自己的幕僚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每遇大事决断不下，曾国藩就会以各种形式向大家征求意见，而幕僚们也经常向曾国藩投递条陈，对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