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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变节”
这样的争论会有什么结果呢？
罗世文是能直接阅读俄文版列宁原著的，被共产党人奉为革命导师的列宁，在其重要著作《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专门就应该有“必要的妥协”作过精辟的论断。
列宁在谈到俄国十月革命后为赢得喘息时机而由他力排众议坚持与德国帝国主义签订的那个“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时，针对一些“左派幼稚病”患者对他的指责，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
假定你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你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许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谋者（虽然强盗可以坐上汽车，利用它和武器再去打劫）。
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还特地用了整整一章来论证“不作任何妥协吗？”这个问题。他尖锐地抨击那些“左派幼稚病”患者拒绝任何妥协的态度是像小孩子一样“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认为“这是愚蠢，而不是革命性。”“革命阶级的政治家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役，那就是毫无用处的人。”
其实，在显然不利的形势下实行必要的妥协，这种认识应该是任何有着正常思维的人都应有的常识。
当时罗世文与文强的战友，四川的一些共产党领导人、革命烈士，在被军阀当局逮捕后，就并非“愚蠢”得像小孩子一样“事先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只知道一味做出“浑身是胆雄赳赳”的英雄状。
从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留下的年度报告中可知，在文强事件之前已经壮烈牺牲的中共四川省委领导干部中，除刘愿庵、邹进贤、程攸生等人是在开常委会时被当场逮捕并搜缴大量文件，无法否认身份外（即使如此，刘愿庵等人仍未承认真实姓名），其他如李鸣珂、穆青、牛大鸣等省委领导干部，都无不有过以假口供与军阀当局虚与委蛇的经历——尽管李鸣珂是在制裁叛徒后军警包围搜捕中在现场被捕，穆青、牛大鸣都是被认识的叛徒当面指认逮捕，但他们仍然拒不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或身份，都要编造一套看上去不仅毫不慷慨激昂甚至还显得有些“丧失原则”的假话以作“招供”。
李鸣珂谎称自己叫李春发，“入党仅年余”，被党组织派到乡下作农运，被认为“工作不力，是机会主义者，最后交通断绝，未曾通信”，意即已同中共组织中断联系。他还说“（共产）国际有命令，智识分子不准当常委”，因此“他在党中不重要”。同时，李鸣珂还瞎编了一些地下组织的“接头方式”作为口供；
穆青谎称叫袁雨苍，在叛徒与他对质时，他当庭编造了一个“黄色故事”，说自己是在闹市区商业场见到两个女子，“因其行动轻薄，即尾之到他们住所”，以为两人是妓女，可以随便玩，不知其中一人是叛徒之妻，被叛徒回来撞见，“大起醋意，当下我们口角一场”，因此之故，叛徒对他“挟嫌诬告”，他还给二十一军军部写了很长一篇呈文为自己辩护。要不是后来因刘愿庵等被捕时搜缴的大批文件中暴露了穆青身份，穆青的这一番自我辩护已经完全迷惑了当局，大有获救的希望；
牛大鸣被捕后，矢口否认特委会搜缴的省委文件中有关他曾代表省委到中央汇报工作和到川东领导农民（三路红军）暴动的记载，谎称：“四月中旬刘愿安找我到中央当代表，报告一切，我因怕危险，故未遵行，即下乡教书，三（个）月以来，已消极与共党脱离，现在一切组织及计划，概不得知。”还说他在不接受刘愿庵派去上海汇报工作的任务而“潜往乡中”时，已“留信与党表示脱离”，此前“我系在支部工作，并非省委委员”，所谓担任的“秘书长”职务，只不过是因“转信细心谨慎，便提升秘书”，而所谓秘书“实即负抄写之责而已”。他甚至还把自己弟弟牛正坤的叛变也利用来做文章，谎称其弟叛变是受了他的指使……
这些烈士在被捕之初都是采取的避实就虚，避重就轻，以假乱真，以曲求伸之类策略，以假口供蒙骗当局，混淆视听，掩盖真相，力求保守党的机密，并尽量争取获救机会。
直到最后，这一切努力失败，他们才从容显出了慷慨激昂的英雄本色，留下遗书或遗诗，英勇就义。
如果按照左倾路线的观点，这些烈士在被捕之初的一些言行，显然也是大可上纲为“变节”的。
当然，罗世文此时的左倾，不应简单地看作是出自他个人品质或性格、学识、经验等方面的原因。
在当时，左倾冒险，左倾盲动，或曰左倾机会主义，不仅是中共全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是笼罩中共全党的思潮和情绪。
即是年轻的文强自己，也同样不可能脱离这一思潮的影响。
在大半年前，文强代表省委到川南巡视后所写的报告中，就曾将川南党组织在实践中总结提出的“以赤色区域包围城市”这一战略思想当作川南行委的“严重错误”，指责其“在客观形成放弃了取消了最主要的职工运动”，“是群众的落后观念、失败观念的反映，同时也是再呆板再机会主义没有了的右倾错误。”
就像那时文强认为川南行委右倾一样，如今，在更加左倾的王明路线影响之下，罗世文认定文强与特务们的虚与委蛇是“变节”行为，自然也就不足为怪了。
只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变节”与右倾相比，性质显然大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