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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打击

次日中午，文强在赖兆年的护送下抵达江津县城，找到那位姓黄的学生家。江津县城当时属另一军阀刘文辉的防区，二十一军特务委员会的触角不能伸到这里，文强这才喘过一口气来。

约一周后，周敦琬赶到江津。她告诉文强，她已同郑佑之仔细商量过，认为文强已被特务委员会的特务们认熟了，不便在重庆城中再抛头露面，需要请示省委易地安排工作。她已将有关事务移交给郑佑之，决定陪文强上成都向省委汇报和请示。

随后，周敦琬带文强溯江而上，回到白沙镇她的老家——周家洋房子。

周敦琬孀居的大姐在老家主持家政。他们只告诉大姐是准备上成都去求职。大姐把难得回家的五妹和从未谋面的五妹夫待若上宾。

大姐虽说是乡间绅粮（地主），属于共产革命要打倒的阶级，但她十分开明，对周敦琬更是爱护和支持。在周敦琬担任江津县委书记时，正遇上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周敦琬将县委机关搬到周家洋房子的地下室办公。大姐看在眼里，一点未加阻拦，还多方为之打掩护。

文强死里逃生，因狱中折磨，加上逃亡时担惊受怕，旅途劳累，偶感风寒，安定下来后便大病了一场。大姐请来名医给他诊病，让他在周家洋房子里养了十来天。

临行时，大姐给他们筹足了一笔旅费，依依惜别。

文强与周敦琬夫妻俩乘小火轮溯江而上，经泸州、叙府（宜宾），到嘉定（乐山）换乘拉纤的帆船，直驶成都。

一路上，两人想到，只要到了成都，找到省委，就好比到了家。他们设想着向省委汇报后将会得到的新的任务，估计着将要奔赴的新的战场，心中充满了战斗的**。

为了急于找到省委，他们无心流连旅途风光，连慕名已久的三苏故里也没有去逗留游玩。

到成都后，他们先到春熙路一家小客栈住下。周敦琬先去找到交通机关，同省委接上头，约定了见面时间。

然后，她带着文强，去后子门骡马寺街刘愿庵家中探望。

刘愿庵的父亲已经去世，此时家中只有孤苦的继母和幼弟二人相依为命。周敦琬仍执媳妇之礼，对婆婆和小叔殷殷问询安慰一番之后，备上酒礼香烛，同文强一起来到刘愿庵灵位前祭奠。

文强伴随周敦琬在刘愿庵灵位前跪下。此时，刘愿庵烈士生前与他交往中的情形如在眼前，在周敦琬的悲泣声中，文强也不禁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到了约定的时间，周敦琬由在重庆时就熟识的女友，中共党内同志王凛若带领，去见新任省委书记罗世文。

王凛若也是那个时代出类拔萃的女性，先后在中共四川省委组织局、宣传部从事秘书、机要工作，对外身份先后是重庆地方法院的推事（法官）和地方检察处的检察官，是当时为数极少的女法官、女检察官之一。

她原是前省委组织局主任穆青的妻子。穆青牺牲后，她冒着极大风险，预支了薪水，买来上等白绸和棺木，安葬了穆青。随后，她又奉中共组织之命协助罗世文工作，并照顾罗世文养病和负担他的生活。

当中共四川省委在“寮叶巷事件”后被迫迁往成都时，程子健找到王凛若，请她以其地方检察官身份，将一批党内重要文件安全转移到成都。

当时若是查出带有红色封面的书籍都可能被杀头的！

王凛若冒着极大的危险，圆满完成了这个任务。

省委在成都设立秘密机关，经济拮据，也是由王凛若拿出钱来租了房屋，并从自己家中搬去家具，提供活动经费。

她与罗世文在共同生活中产生了真挚的爱情，在这不久前，两人已经同居。

周敦琬与罗世文早已相识。刘愿庵牺牲后，罗世文参加组建了临时省委，负责宣传工作，与周敦琬有过不少工作上的来往。

尽管罗世文此时在党内的身份变了，但在他面前，周敦琬无论在年龄还是资历上都仍然是大姐。

文强独自在小客栈里兴奋地等待着，猜测着省委将要给他什么样的新任务。将要派他去什么地方。

然而，周敦琬却闷闷不乐，一言不发地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