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法十 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势择路顺势行（第1页）
§心法十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势择路顺势行
水的特点在于变化，流到哪儿，它就形成相应的变势，故能顺物而下，小可涓涓细流，大可涛涛江水。人生亦然，常有变化之理。例如：遇到一堵死墙，你不可能硬着头皮撞上去；碰到绝壁，你也不能不顾死活硬要纵身跳下去。你需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怎样避开这堵墙和绕开绝壁。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善思多变，可搬梯子翻过去或钻个洞穿过去；可架座小桥走过去或找个助跳器跨过去。一句话，善思多变是成功的保证。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生三变成就一生
这世间的一切生物都必须适应环境，因为只有适应了，有了相应环境下的生存本领，才有机会繁衍生息。人类亦是如此，一个人只有正视环境、适应环境，才能拥有积极的、顺意的心态，才能拥有健康的人生。曾国藩虽然在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恪守仁义的其宗未改，但在为人做事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蕴涵了人们对他的褒贬。但不管怎样，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和名声。
我们生活在时间与空间共构的环境中，从生命的开始到结束，我们永远不能从这个范围中隔离自己。环境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它影响着人的精神、心理、意念和行为，甚至连人的生死存亡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种自然力量的影响。
人与环境是相互依托又相互矛盾的存在。在二者的关系中，人是主体，他希望从环境中不断获取自己的欲求，同时又希望摆脱环境的束缚；环境是客体，它有其固有特点及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过，当人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程度时，又可能会使它发生变化。
所以一直以来，人与环境的相互协调状况，以绝对分量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个人生存，这会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当然，每个人对于环境的协调都有着自己的方式，但归结起来不外乎两类：其一，通过变换环境使自己感到适应；其二，通过改变自己来适应环境。不过对于多数人而言，选择后者显然要比选择前者容易得多，因为，人还是更容易把握自身。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公权，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任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内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出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一生。
从太平天国起，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火烈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发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消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汲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无疑地，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由酷峻变柔顺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非常残暴，可以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这一变化过程有记载说：……先时文正（曾国藩）与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文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曾国藩如何变得“柔顺”呢？有人认为罗汝怀之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丁父忧请假在家时，汝怀寄以书，谆谆以尚平实勿争权相劝。其书略云：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何者？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坚炮利，壁垒坚固。即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曾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1858年以后其之立身行事亦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錱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说：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渐臻成熟，蔑以复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可说是一生多变。
一条路走到底，是不明智之举。成功者都有一个特长：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变化以适应形势，终于铸就了千古声名。
人的一生中面临的环境不同，有好有坏，有高有低，但环境的好坏高低只能表示命运的起点，而不是整个过程。同是一个人，在一个偏僻的不开放的地方，可能被认为行为怪异而受指责，而到了一个开放的、具有先进的领导潮流的地方，则可能会如鱼得水，成为出类拔萃的人。
所以，想要自己活得更好，那么当环境恶劣时，我们要么设法来应付环境，要么设法来改变自己，从而使自己与环境相适应。
能够接受环境的影响这是人生的第一课，它会影响我们的一生。伊索寓言中讲到了一个大树与芦苇的故事，其中芦苇回答大树的那段话颇是耐人寻味，“我知道自己弱小无力，便会低下头为风让路，避免冲击；而你仗着强壮拼命抵抗，结果被狂风刮断。”千年前的智慧，时至今日依然令人受用，给人以启发：当你无能改变环境时，就请低下高傲的头颅，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
有的人像芦苇，尽管微小，但有智慧，知道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相应的改变，所以他们的生活经营得不错；有些人非要让自己做大树，根本不晓得审时度势、避强就弱，一味固执顽守、死撑硬抗，结果使尽全身力气也不得改变环境，反而折断了自己的腰身。
后者显然太过强调自我，因此做不到向环境适度妥协，不肯适度、适时地改变自己，所以他们的人生之路往往充满坎坷，甚至为此郁郁而终。事实上，改变自己无非就是一种变通，是个人对于心态、思维以及行为做出的、适应环境的有利调整，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目标如愿以偿。
这个世界不会为你而改变，环境也不会自动自发地来适应我们。如果想要人生之路少一些坎坷、多一些顺畅，我们就有必要像曾国藩一样，改变自己去适应环境，从而将成功的果实收入囊中。
对于那些具有强烈上进欲望并愿为此付出艰苦努力的人来说，许多艰苦的环境、失败的环境甚至绝境也许更有助于他们的成长与成功；而对那些缺乏斗志不肯吃苦的人来说，逆境依然是一种灾难。遭遇失败时，怯懦的人往往失去自信，从此一蹶不振，而适应能力强、不屈不挠的人仍充满信心。如果你能以积极的态度去应对环境，就可以让自己很快适应环境，融入环境，就可使人生从此以后充满乐趣，从而蜕变、建立全新的人生观，使你的生活充满希望。
墨守成规不是执着，做人做事灵活变通
人生之路，不是一条，而是多条。同样，为求生存，也应该有多方面选择的可能，防止把自己引入偏端。当然，具体能否如此，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曾国藩带兵打仗，苦读古书，似乎不善求多变之路，实则不然，他能从大局看问题，灵活地对待眼前事，不是死板教条地固守一法，自然显得变化多端。作为一个驰骋疆场、又深习古籍的人，能有如此之头脑，实属不易。
有的人追求飞蛾扑火的壮烈，以为那是一种执着的美。扑火的一瞬间，飞蛾毅然决然，但终究还是化为灰烬。生活中有很多难题，唯有变通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现代社会是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变化，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须具有临危不乱的头脑和以静制动的思想，不能随波逐流，飘摇不定。同时，还必须具备随机应变的能力和灵活作战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
人的一生少不了一种叫做执着的精神，或者说是一种信念，但是，现实生活和世界的纷繁复杂和多变让我们意识到：其实机智灵活的变通往往比执着更能获得“完美”。
适时的变通往往需要一种灵活而又迅速的转变来挣脱规则的束缚，若一味地钻牛角尖，结果只能是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这就要求人们要真正地开阔思维，寻找多种渠道来解决问题。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皮鲁克斯曾说：“性格保守的人，只是相信以前的陈规，不善于开拓新局面，所以总是重复过去。”进一步讲，保守的性格于成大事无利，因为做事不可墨守成规，因为条条道路通罗马。
打破常规是成大事者必备的性格之一。没有这一点，一方面会阻碍你的成功，另一方面，你只能是一个可怜虫！
谈到模仿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人习惯模仿，不敢创新，或者说不愿意创新，是因为他们头脑中关于得失、是非、安全、冒险等价值判断的标准已经固定，这使他们常常不能换一面想问题。
举一个例子，假如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赢80块钱，而另外一种可能是有85%的机会赢100块钱，但是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最保险安稳的方式——选择80块钱而不愿冒一点险去赢那100块钱。可如果换一面来设定这个问题，一个人有100%的机会输掉80块钱，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有85%的机会输掉100块钱，但是也有15%的机会什么都不输。这个时候，人们都会选择后者，赌一下，说不定什么都不输。
这个例子使我们明白，平时我们之所以不能创新，或不敢创新，常常是因为我们从惯性思维出发，以致顾虑重重，畏手畏脚。一旦我们把同一问题换一面来考虑，就会发现很多新的机会、新的成功。
其实许多最有创意的解决方法都是来自于换一面想问题，在对待同一件事时，从相反的方面来解决问题，甚至于最尖端的科学发明也是如此。所以爱因斯坦说：“把一个旧的问题从新的角度来看是需要创意的想象力，这成就了科学上真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