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法九 为大事能屈能伸求安宁装装糊涂（第1页）

§心法九为大事能屈能伸，求安宁装装糊涂

为人不可太张扬，行事须有一个度数。锋芒毕露显然不是处世之道，不识时务难免遭受打压。为人处世，要晓得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什么时候必须屈，什么时候可以伸。其实有时候，糊涂一点才是真正的清醒。

过刚易折骄矜招祸，为达己任忍辱负重

“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获得成功不能硬着头皮往前冲，而是要有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的方法。当然，这是一种很高的智慧。在清廷“抑制汉臣”的大背景下，曾国藩知道硬着头皮往前冲，只能自绝生路，被强大的对手打倒！莫不如静待时机，证明自己。

能忍辱者可分两种：一、真正胆小懦弱之人，见势则怕，苟求安稳，往往为人所轻视；二、为达己任，忍辱负重，伺机成大业者。毋庸置疑，后者忍辱并非胆怯，而是“忍”有所图，乃是成大事者的一种谋略，更值得大家学习。

人生如棋，一味冲撞的阵前卒子很容易丢掉身家性命。唯有将帅者才知道何时该冲锋陷阵，何时该韬光养晦。做人处世需知过刚则易折，骄矜则招祸，必要时需忍辱负重，刚柔并济，进退有度，谋定而后动。既应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骨气，又要有躲避狂风暴雨，以保存自己的机智。这也是成功者一个必备的智慧。

曾国藩晚年很后悔，说自己应该当攻下天京时退隐江湖，如果这样，就不会有“剿捻无功”、“津门受辱”等“画蛇之笔”。实际上，正如曾国藩所声辩的那样，僧格林沁剿捻数年，也没有一句责备的话，他剿捻伊始，就期望过高，好像他一出山，捻匪就该如鸟兽散一样。他说这不公平，他也没有这个本事。这听起来，似乎是无奈之叹，实则为一种进退之道，当捻军冲过他设计的贾鲁河防线驰入山东时，调入京师的官文抓住把柄，大肆煽动，并再次放出暗箭，射向曾国藩。他利用位高权重的有利条件，暗中煽动那些满洲贵族，重弹多年老调，认为曾氏兄弟及其湘、淮系统大将占据地方的许多高位，并非国家之福，规劝太后和皇帝，重视汉人宜防的祖训。当太后不以为然之后，官文又拉拢一批满员，联合地方权贵，收买言官，掀起反对曾国藩的一个浪潮。这就是曾国藩所不理解的，为什么“河防大计”仅仅在一次战役中失利，就出现一群言官上疏弹劾，而皇帝也接连下旨申斥的原因了。

同治五年（1866年）九月间，官文用重金收买御史朱学笃，上疏重劾曾国藩误国、庸陋等六大罪状，疏中极尽挖苦讥讽之言词，几乎不是对一个“有功”之臣，仿佛面对一个罪犯，必欲置其于死地。最令曾国藩不解的是，慈禧太后将此弹劾折发交廷臣议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清廷已不信任他了，该“兔死狗烹”了。由于有此波澜，曾国藩回两江也很没有面子。所以他上疏宁可留在军营效力，也不回两江。随后几天，又有法国人上书清廷，讲恭亲王不胜任军机大臣之职，应该撤掉，将王爵让给李鸿章。又说李鸿章兄弟同任封疆大吏，“东南已非国有”。这无非是离间之计。在此内外的煽动下，曾国藩感到十分灰心。他连上三疏坚拒回两江。同时，陕西巡抚刘蓉、陕甘总督杨载福等同时乞休。清廷见湘系大吏纷纷“救援”，只好下旨斥责御史朱学笃，又安慰了曾国藩一番。

本来慈禧太后在曾国荃对官文的劾案后已和平解决了曾、官的矛盾，对此案反映出的满汉矛盾也采取了和解的政策，但经官文暗中一拨弄，京内外便掀起罢斥曾国藩的风浪来。太后和皇帝也改变了态度，对曾国藩及湘、淮大员，尤其是湘系地方大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裁制。曾国藩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他对“河防”的暂时失利不服气，而对清廷的下旨申斥表示了自责，但他自刻了一枚写有“会办中路剿匪事宜”的“木戳”，上奏要求开去各缺，仍以散员身份留在军营效力，他满有把握地认为清政府会发下“温旨慰留”，让他继续留任前线统帅，直到把捻军镇压下去为止。

但是这次他想错了，等了一个多月，却于同治五年十月二十一日（1866年11月27日）等来了一通“严旨切责”。

这一次的“以退为进”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曾国藩接旨后心里很是气恼，他给曾国荃写信说：“昨奉十四日严旨诘责，愈无庸徘徊。大约一连数疏，辞婉而意坚，得请于己，获祸亦所不顾。”他心里仍不想离开前线，嘴上说打算向皇上“一连数疏”，申请回家养老了事。然而他又估计错了，信发出去才两天就接到朝廷谕旨，令他把钦差大臣关防“赍送徐州”（此时曾住济宁）由李鸿章护理，休假一个月后回任两江，曾国藩见清廷对他如此无情，干脆说他既然不能胜任钦差“剿捻”之任，不如连两江总督之任一同开去落一个干净。10天之后，上谕以日递500里的速度送到济宁曾国藩行营。上谕说：“曾国藩当体仰朝廷之意，为国分忧，岂可稍涉嫌虑，固执己见！着即懔遵前旨，克期回任，俾李鸿章专意剿贼，迅奏肤功。”寥寥数语，使他看到了慈禧太后那愤怒的面孔，于是不再坚持己见，只得怏怏南返，回任两江了。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认为对不可抗拒的力量只能顺从，否则一味较劲，对自己则是一无所益，因此只有在权势者的轻视、冷落中面向未来再图崛起，重建新功，让世人包括薄情于他的当权者重新认识到他的重要。

古往今来，多少人虽有志成就一番事业，但最终只能在人生的风雨飘摇中遭遇不幸，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谙形势，逆势而上，最终倒在了自己的莽撞之下。或许，只要他们能忍耐一下，哪怕是委屈自己借以自保，静待时机，就未尝不可东山再起。

做人，不能逞匹夫之勇，该低头时就低头，该忍辱时就忍辱，切不可为争一时之气，急躁冒进，如此只会让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尤其是在实力不如对手时，忍耐和取信于对方是很有效的办法，可以让对手放松警惕，从而取胜。在工作生活中，适时的隐忍也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缓。当实力不如对方时，不妨默默忍耐，静候时机。

每个人都会遭遇困境，只有常怀隐忍之心，才有可能挺过难关，东山再起，成就大业。无论是示敌以弱，还是韬光养晦，这都是为人处世的深奥哲学。

能大能小能升能降，识时务者是为俊杰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作为臣子，如果希望获得朝廷的信任与重用，学会尊重朝廷的决定是第一要诀。无论官职多高，都不能忘记一点——自己是在辅助，而不是决策，即便朝廷的决定不如人意，必要时，也得低头顺从。这也是曾国藩一直谨记于心的为官守则。

很多人崇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英雄气节，无论何时，只管高昂着自己那骄傲的头颅，结果往往是被碰得头破血流。其实，这未必是明智之举。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有气节不好，而是要提醒大家，“气节”也要用在该用之处。面对一件无关紧要、不值一提的小事，倘若你拘泥于“气节”二字，就很难摆正心态，你的处世哲学自然也很难为别人所接受。

聪明的人大多懂得顺势而曲，保存实力，坦然面对屋檐的存在。他们随机应变、能伸能屈，从而避免了很多忌妒与是非，因而，他们的人生之路大多走得比较顺畅。

意气用事，只能进不能退是用兵的大忌，每个人都应该掌握这种聪明的做事方法，不识时务、只知斗一时之气的人绝对算不上英雄。

世间的英雄就像龙一样，能大能小，能升能降。大可以兴云吐雾，小可以隐藏于无形；向上升可以升腾于宇宙之间，向下降可以潜伏于大海的深处。

俗话说，形势逼人强，识时务者为俊杰。龙蛇之蛰，以求存也。只能大不能小，只能算条虫罢了。

从某种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是能够成为云中龙还是草中虫，是大龙还是小龙，不仅仅是你有无志气，还由你做事是否聪明决定。

曾国藩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剪除枝叶，并捣老巢”。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分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庆“指日可复”，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就应先保浙复苏。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显然，在清廷看来，保浙复苏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是尤为关键一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而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踞上游而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