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法八 刚与柔不可缺一阴与阳二者相济（第3页）

曾国藩坚忍卓绝的意志，挺毅不屈的气度，使他成为一个“说不尽的曾国藩”。但是，在他那“挺毅”的形象背后，确实有个令人惊叹的“柔”字。

曾国藩曾认真研究过《易经》，在其著《冰鉴》一书内就有《刚柔篇》，下分“总论刚柔”、“论外刚柔”、“论内刚柔”三节，专门探讨盈虚消长的道理。他说：“日中则昃（太阳偏西），月盈则亏，天有孤虚（指日辰不全），地阈（缺）东南，未有常全不缺者。”

“剥”卦，是“复”卦的征兆，君子认为是可喜的；“咸”卦，是“恒”卦的开始，君子认为是危险的。事物就是这样彼消此长，祸福相依，所谓苦尽甘来，绝处逢生，山穷水尽，柳暗花明。所以，在大吉大利后，就是大凶大难时。

人人都喜欢吉利，本能地回避凶难。那么，有没有办法保持吉利，回避凶难呢？曾国藩的办法是柔顺、收敛、抱残守缺。他认为在大吉大利时，通过柔顺可以走向吉利。一般人只知道“刚毅”过了头才需要柔顺，而不知道取得了成绩还需要柔顺。

柔顺是什么？曾国藩说：“柔顺，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有一点残缺和遗憾就让它有一点残缺和遗憾，不要求全、求圆、求满，这就是抱残守缺。很多人不明白这一点，一味追求大获全胜，功德圆满；可是一旦大获全胜或者功德圆满，那凶险和灾祸也就随之降临了。所以清代朱柏卢劝诫子嗣：“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宜再往。”

曾国藩深谙《易经》刚柔阴阳之道，晚年变得更柔顺，这是他由刚而柔的转变。

从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二十九日奔丧至家，到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日再度出山由湘乡动身赴浙江，是曾国藩居家的一段时间。在这一年半当中，是曾国藩一生思想、为人处世的重大调整和转折的时刻。这段时光中，他反复而痛苦地回忆、检查自己的前半生。自入仕途，以孔孟之道为宗旨积极入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冷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君王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五年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入死。但是，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为什么上至枢垣，下至府县，都那么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能从这些书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之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你看：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申不害、韩非）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之王者，以其善下”。下反而是王，弱反而能强，柔则是至刚。用老子的言论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凿的。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

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受，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反感，“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其中原因人多不知，只在他的至亲密友中私下告知他自己学问思想方面的变迁，行为处世方面的变化，曾国藩个人对自己的“大彻大悟”既是痛苦的，又是满得意的。苦在被迫放弃了自己前半生的信仰与行为；得意在毕竟发现了作为处世的“真正”秘诀——“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至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初七日，一度抑郁不得志的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出山后，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璋和左宗棠，以期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

的确是这样，曾国藩来长沙几天，主要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堂堂湘军大帅，如此不计前嫌、谦恭有礼的举动，使长沙上下的官场人都感到再次出山的曾国藩的确像换了个人，既然曾大帅如此谦恭，他们纷纷表示全力支持湘军，消灭“长毛”。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

经与骆秉璋、左宗棠商量，决定湘军张运兰部4000余人、萧启江部4000余人、吴国佐部1500人由曾国藩亲率入浙，首先抓紧备饷、备械。

曾国藩在长沙逗留十几天，随后又乘船到武昌。在武昌亦如长沙，衙衙拜访、官官恭问，胡林翼自不必说，武昌城里的官员也无不表示对曾国藩的支持，同湖南一样，为湘军供饷供械。随后，曾国藩沿江东下，到黄州府下游50里处的巴河，这里驻扎着彭玉麟的数营水师，湘军大将彭玉麟、杨载福、李续宾、鲍超、李元度、杨国栋、彭寿颐、曾国华等人都集中在这里，等着与曾国藩商量军机。

在彭玉麟的座船上，曾国藩与这些阔别一年多的部下见了面，他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曾国藩提出：湘军的最终目标是攻下江宁，所以军事重心不能离开长江两岸的数省，力量要由西向东使。石达开的南窜，我们不能让他牵着走。目前浙江紧张，只能派部分兵力，配合地方绿营监视，不能轻易言战。所以，下一步的作战方案是：曾国荃的吉字营继续围攻吉安；李续宾、彭玉麟、曾国华、鲍超等营进入安徽战场，落足点是安庆；其余部队由曾国藩本人率领，奉旨驰援浙江。

计议已定，诸军按计而行。曾国藩亲率萧启江、张运兰、吴国佐各部援浙；李续宾拨出所部朱品隆、唐义训的一千余人任曾国藩的亲兵护卫营。曾国藩命部队到江西河口集结，自己则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深知曾国藩再次出山的来头，也不像陈启迈、文俊那样为难曾国藩，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咸丰八年八月（1858年9月），曾国藩命部队由河口出发到江西广信府铅山集结。此时石达开已由浙江南走福建，曾国藩率部在赣闽两省之间的弋阳、双港、金溪等地驻守，九月间，在江西建昌暂驻，准备由云际关入福建。此时，刘长佑军已驻新城，准备出关入福建，曾国藩即命张运兰、萧启江由广昌、杉关入闽，而他的大营一直驻在建昌，再未移动。

总之，曾国藩再次出山，一路顺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局面。

做人处世，无刚不立，但过刚则易折，试问该如何克服这一矛盾呢？很显然，中庸之道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也就是说，为人要品性刚正，但又要讲究谋略，柔中有刚，刚柔并济，如此方能有所作为。

“中庸”强调的就是做事守其“中”，既不左冲右突，又戒参差不齐。其实这种人生哲理，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细节中即可体察出来。譬如，盐不可吃得太多，亦不可吃得太少，要恰到好处。同理，炒菜不可太生，亦不可太熟。生熟恰到好处，菜才好吃。此恰到好处，即是“中”。又如商人卖东西，要价太贵，则人不买。要价太少，又不能赚钱。必须要价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此恰到好处，即是“中”。中庸学既讲恰到好处，又讲因时而中。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须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做人做事都离不开刚柔之道，也就是先贤们所说的“外圆内方”——内心刚直，咬定目标；外表柔和，不事张扬。

社会如此复杂，做出成绩难，要做个既有成绩又少遭忌妒的人更难。古往今来、古今中外，但凡那些有大成就之人，无不深谙做人之道，心中清楚何时进、何时退，何时伏藏、何时露峥嵘。也就是说，欲成大事者必须懂得刚柔相济、方圆互补。

诚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成为大人物，但懂一些刚柔之道还是十分必要的。我们做人，既不要太刚直，也不要太懦弱。柔性太强，便以刚补之；刚性太强，便以柔掩之。

然而，很多人都把握不好这个度。于是我们见到一些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敛声屏息、逆来顺受，甚至不惜摇尾乞怜。这种“柔”与我们所强调的“柔”是有本质区别的，它所代表的是虚伪、是懦弱、是丑恶。又有一些人“宁折不弯”，凡事都要扛着来，受不得半点委屈、忍不得一点脾气，这种“刚”所代表的则是冲动、是莽撞。显而易见，以上两种性格都是不可取的。

真正的刚柔相济应该是——心中拥有一个高尚的目标，并为此百折不挠，当原则受到侵犯时，能够智慧地予以反击；当个人利益与原则、与目标相冲突时，能够舍小我保大我，可以暂时忍辱负重，用小牺牲换来大成功。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刚性太强之人居多，所以提醒大家，当你热血上涌之时，不妨想想曾国藩的箴言——刚性若太强，便以柔掩之。

所谓刚直，便是敢作敢为、敢于求取、恪守信念、维护真理的胆量与气魄。人一旦有此性格，即便暴雨狂风，亦可屹立不倒，终将有所成就。那么，为何又要怀柔呢？因为人性毕竟是复杂的，你所想、所需之物，别人未必不感兴趣，当有竞争之时就免不了明里暗里地争斗。柔便是一种麻痹、一种自我保护，是以退为进、韬光养晦的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