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学（第5页）
与顾福生和韩湘宁不同，与彭万墀的相处，让三毛觉得老师对学生有一股仍旧不属于他年岁范畴的父爱。
三毛记得，初次与彭万墀老师见面时，彭老师穿了一件粗糙的暗蓝色圆口毛衣。不同于顾福生的红色，也不同于韩湘宁的洁白，彭万墀的穿着与他的为人一般，都是朴素且厚重的。
第一次上课，彭老师面对着三个学生，把自己一摆，一动不动地做起学生的模特来。有时候，也画静物，比如老师把手掌平平张开，正对着学生，看见的就是五个指端，而彭老师就要求画这个。
彭万墀老师的刻苦、简朴对三毛影响极深，同时他又是那么扎扎实实的一个人，对待学问一丝不苟，非常认真。所以三毛这段时间的学习，就是基本功的落实，画室是安静的、严谨的，不敢在里面发呆做梦，也不敢嬉笑、吃东西、讲闲话。
三毛曾在一个大家可以自由参加评审的画展里得过一次“铜牌奖”。那唯一的油画奖，让父亲陈嗣庆欣喜若狂，他左看右看不够，居然跑到签名的地方去问可不可以买下那张铜牌奖的油画。那天回家后家里的氛围格外轻松，父亲比常日变得更加慈爱，三毛这才知道长长七年的休学给了父母多大的压力与忍耐，而如今这样的小小奖牌给父母带来的信心，更是超乎她的想象之外的。后来父亲把画展的一张单子细心别起来，在三毛的名字上打了钩，用红笔注明“铜牌奖”，然而又将这张纸很仔细地放到一个资料袋中。日后但凡家里来客人，父亲就会忍不住指着那个摆在钢琴上的铜牌奖，夸赞二女儿的成就。
而这一些成就的得来，就在于彭老师的耐心指导。
有时候彭老师也带学生去看画展，不仅看，他也在一旁加以分析；他也常带学生听一些交响曲的音乐或者去看书。
关于彭老师，还有两件事是格外要交代的。
一件便是他很会演说，他的知识才能在传递出来时，总是格外的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即便有时只是对着数量很少的学生，他也能讲得激昂，用三毛的话说是：“旧俄文学的光辉和华格纳的音乐都形容不出其万一。因为他就是他。”
这种“语重心长”似的演说会让三毛逐渐成为一个踏实的人。彭老师与前两个老师不同，如果说顾福生老师与韩湘宁老师是有天分的、艺术家一样的人，那么，彭老师更像是通晓多门知识的大教育家一样的人。他把“稳重”这个词灌输到学生的心里，因此三毛的色彩变了，当三毛接触了斑斓与绚丽后，是彭老师用他的稳重，让三毛认识到厚重的美与力量，认识到抛开虚荣与浮夸，踏踏实实是一件如此有魅力的事情。
那些彭老师说过的理想，从事业到感情，都被一一兑现。这对三毛是极为正能量的，也让她对“爱情”有了美好的憧憬与幻想。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的情愫，从此成了三毛心中的爱情定论。
只是不久这个苦行僧型的老师也到巴黎去了，此后一直在巴黎发展。
三毛与彭老师，一别便是长达二十二年。终有一次，彭老师回台出差，繁忙中挤出时间与三毛相见。繁忙总是在催促着彭老师。他才刚坐下来说了些话，就又要离去。
三毛心想，今生是见不到彭老师了。
而人生，又有几个二十二年呢？
从顾福生老师，到韩湘宁老师，再到彭万墀老师，似一个传递，完成了三毛从打开心扉，到接触新事物拓宽眼界，再到踏实认真的性格转变。在这个过程里，三毛逐渐找回了自己的位置，也找到了从未有过的自信心。细想来，她生命中第一次文章发表是来自老师，第一次东奔西跑听演讲看画展与诗人交朋友是因为老师，第一次拿奖，还是因为老师。
三位老师给三毛带来了知识与性格层次无尽的财富，却都功成身退，旅居海外。如今再怀念三毛，很少有人能记起这段她学画的时光了，在被贴上“作家”“旅行者”“爱国者”等标签后的三毛，却始终铭记着那段拜师的日子，如她自己所说：“一生的师生之情，使我忘不了天地君亲师里那最后的师承之恩。”
而在日后，无论是三毛去探访顾福生老师，还是与彭万墀老师再次见面，都饱含了浓浓的感恩之情。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成长起来的三毛，也看到那个有情有义真诚的三毛。三毛曾在《我的三位老师》里写过这样一段话来怀念她的三位恩师：
顾福生老师站在旧金山深夜的迷雾里静悄悄的，我站在远远的街角，泪眼对着那一件永恒的红毛衣，不敢上去叫他。韩湘宁老师站在遥远的星球上，全家四个人手拉手向我微笑又点头，孩子的笑声如同铃铛一般洒下来。彭万墀老师明明是音乐家华格纳般的一个人，而我怎么会看见一座如山的塑像，浸在贝多芬《欢乐颂》的大合唱里？有光，有安静的太阳温暖慈爱地将一种能，涌涌不绝地灌输到我的灵魂里来。
写到这儿，我要放下这支笔，扑到**高高兴兴地去大哭一场。今天，能够好好活下去，是艺术家给我的力量，他们是画家，也都是教育家，在适当的时机，救了一个快要迷失到死亡里去的人。
等到彭万墀老师也出了国，三毛又恢复到之前的孤零零状态。这时，顾福生老师介绍给三毛的好友陈秀美开始频繁出现了。那时候陈秀美常在家教课后，到三毛家来看她。陈秀美一头短发刘海，在那个年代显得尤为飒爽迷人。
是陈秀美带三毛重新走上了上学这条路，她听说台北的中国文化学院已经开办一年了，便要三毛去找创办人张其昀先生。与正规的大学生一样去注册、缴费、考试、拿成绩单，只是没有教育部的正式学籍。
三毛应允了陈秀美的建议。
没多久，三毛便亲自写了一封信，寄给张其昀先生。她写出了自己少年失学的经历，也写出了如今祈求上学的志愿，这封信的最后一句，多年后三毛回忆起来仍然记忆深刻：“区区向学之志，请求成全。”
信是上午寄出的，晚上便收到张其昀先生的亲笔回函，里面只写了几个字，却让三毛一瞬间欣喜起来“陈平同学：即刻来校报道注册。”
如果往前追溯一下，是三毛那副获得铜牌奖的油画，以及父亲说的“你将来最好走上美术这条路，你的天分努力都还够，就是没有下决心，如果你肯下决心，能够一辈子做个画家，做父母的心里不知有多欣慰……”只是这样的认可，三毛并不以为然。也许摘掉了作家的头衔，她仍旧可以成为出色的画家、音乐家，她能把肖邦夜曲弹得行云流水，却也不以为傲。后来三毛的姐姐接受访谈时也说过“她学画的天分非常高，随手画花、兔子都很生动。如果她一直从事学画，应该是不错的画家”。
这些摆在眼前切实的名誉，以及家人都称赞的技艺并不能让三毛回心转意。于是在三毛申请了文化学院去学校见师长的那天，父母都陪同她一同前往了。三毛带去了几张油画和两篇发表的文章，算做成绩去交代。教务主任和另外几位老师看过之后异口同声：“那当然进美术系了，不然国文系。”
三毛回头看着父母，竟然也都是哀求的眼神。周遭所有的声音都在喊着“他们要我做画家、他们要我做画家、他们要我做画家……”，那三个空格是大家期望中硕大的“美术系”三个字。
这是父母的期望，是师长的期望。然而这样的期望过强过重，成了压在三毛心口的重担，如三毛所说的“父母的眼睛，是一匹巨兽，压在我的背上，天天苦盼孩子学个一技之长”。
于是三毛拿出钢笔，在父母与老师面前，端端正正地填进了——哲学系。
不是美术系，也不是国文系，不是那些她可以信手拈来的东西，也不是父母渴求的东西。然而就是这样，在三毛又一次的选择中，让这份学习的经历成了出人意料的结局。
张其昀先生看到三毛填的哲学系后，十分意外，问她：“念哲学，你不后悔吗？”
三毛很坚定：“绝对不会。”
只是难为了父母，陈嗣庆从学校出来后，不停地擦着汗，说：“哲学很玄呀！妹妹你念得来吗？念出来了又做什么呢？”父亲虽有担忧，但念及女儿总归是不至于闲散在家了，前程这样的事情也是慢慢靠近了一点，所以最后父亲仍旧是欣慰，“好了！好了！妹妹终于上大学了。”
于是那个刚刚得过油画铜牌奖，又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三毛，名正言顺地进了文化学院的哲学系。
三毛离开学校漫长的七年时光，终于画下了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