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旧事（第1页）
§童年?旧事
贵族遗风
作为旁观者钟爱的谈资，张爱玲的出身一再被提及：父亲张志沂是清末“清流派”大臣张佩纶与名臣李鸿章长女李菊耦的独子，母亲黄逸梵则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但这段现在看来颇有传奇色彩的身世，对童年的张爱玲来说，既是一种莫名的骄傲，也是一种遥远的揶揄。
祖父张佩纶因“直声”和“清流”享誉官场，鼎盛时期与张之洞等人同称“四谏”“十朋”，祖母李菊耦也有“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的美誉，按说这样的天作之合不会生出一个不思上进、性格暴戾，还一度沉迷鸦片的独子。但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不可理喻，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一半生活在现在，一半生活在过去”，在人前大谈“我们老太爷”如何如何，在人后却没有一点名臣公子的样子：逛妓院、抽鸦片、打孩子……当时的他完全想不到，他将来能在历史的文海里偶尔露一下脸面，不是因为祖上的余荫，而是因为那个被他毒打多次的，瘦瘦的、倔倔的女儿。
当然，张志沂并不是一个天生的恶棍，他只是在父母光耀的阴影里失去了方向，且又缺乏基本的自制力。这似乎是名门之后的“通病”：一面享受祖上的荣耀，一面承受那份荣耀的巨大重量。最后，要么负重，继承衣钵；要么甩手，放任自流。七岁时，张志沂的父亲张佩纶去世，母亲李菊耦将全部希望寄托在这个独子身上，严格督促他读书，虽然此时早就废除了科举，但身处这样一个官宦家庭，强大的惯性使得他的母亲和他都别无选择。在张爱玲的记忆中，父亲一辈子都在屋子里背诵古文。明知毫无用处，还是得一遍遍地吟咏嗟叹。时代早已转变，抑郁不得志的张志沂只得从鸦片、招妓、赌博里寻求安慰。
这种矛盾在张爱玲身上似乎也有所体现，张爱玲成名之后，不少人嘲讽她对自己的贵族出身念念不忘：“张爱玲在发表文章之余，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为殊荣’，一再加以提及，俾众周知。”这样的说法是否是嫉贤妒能的恶意揣测我们不得而知，但反方的说法也不少：《古今》的编辑周黎庵某次见面时曾向她问起家世，她却含糊其辞地带过，丝毫看不出对祖上荣光的留念与向往。
其实，张爱玲并非刻意隐瞒，也不是低调，而是性格使然。她虽然在文字上“张狂恣意”，但在生活中，却不乏“矜持自省”。可以说，张爱玲从小就是一个“心眼很多”的女人，像猫一样小心而敏感——这当然和她身处的恶劣的家庭环境有很大关系。张爱玲对祖上的“矜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小孩子的害羞，不想让人觉得自己“仿佛喜欢讲家世似的”；一是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那些荣耀还伴随着不少“污名”。那时，清朝才结束不久，人们对历史的态度也不像今人这般宽容。所以，张佩纶、李鸿章这些晚清名臣更多的是以“丧权辱国”的形象为人所诟病的。因此，敏感如张爱玲，自然会在公众场合与祖上保持着必要的距离。
当然，这并不表示私下里张爱玲也对祖上“敬而远之”，当文化界兴起对小说《孽海花》里的人物原型的考据时，她表面上从不参与，私下却抱着祖父的集子一点点对照着看：“典故既多，人名无数，书信又都是些家常话。几套线装书看得头昏脑涨。”发出这句感慨的小姑娘，有种可爱的倔强。
敏感而倔强的张爱玲在读完那些集子后，究竟对祖上持什么态度呢？在她的世界观里，毁誉参半的祖上并不是什么重要的政治人物，而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遥远的亲人。她不需要“政治评价”，她只需要“情感评价”。她在后来的文章里，固执地将祖父张佩纶形容为一个“好人”“真人”——哪怕她从未见过祖父的真容。“好人”是祖母告诉她的，“真人”则是她自己从集子里读出来的。
除此之外，张爱玲还从祖父的事迹和文字里读出了一种“人生的回声”。只是，当她真正听见这回声的振聋发聩时，已是同样历经沉浮与爱恨的多年之后了。直到那时，我们才能从她的文章里，看见她既不自矜，也不自得地以一颗平常心去谈论祖上的种种。
这种态度的转变也许并不只是年岁使然，小时候的张爱玲对族谱里的名字好奇而敬畏，后来她自己则成为了族谱上最耀眼的名字。小时候的张爱玲对自己的贵族身份小心而敏感，后来她自己赢得的荣耀则远胜过任何贵族的光环。从那个敏感而倔强的“小姑娘”，到那个平易而从容的“老奶奶”，张爱玲用一生的时间，完成了从“贵族少女”到“传奇女人”的蜕变与成长。
童言无忌
1920年9月30日，“与月亮共进退”的张爱玲选择在一个下弦月的晚上，降生在上海麦根路——那时，她的名字还叫张煐。1921年12月11日，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出生。1922年，父亲张志沂任职金浦路铁路局英文秘书，张爱玲便随父迁居天津。1924年，母亲黄逸梵奔赴英国游学，四岁的张爱玲在姨奶奶的看管下开始私塾教育。1928年，父亲辞去职务并搬回上海，母亲也结束游学返回上海。同年张爱玲开始学习绘画、英文和钢琴。1930年，张爱玲插班到黄氏小学读六年级，并正式改名张爱玲。同年父母协议离婚，张爱玲仍和父亲一起生活。
仅从张爱玲十岁前的人生履历上看，并没有太多的亮点或异样。但这种印象多是因为我们离得太远，只看到一些模糊的影像。我们不妨走近一些，从她幼时“童言无忌”的缝隙里，去听一听这个将来叱咤文坛的传奇女子的一些宿命般的言语。
张爱玲生于上海，但她的童年生活却是在天津度过的。两岁时她就随父亲搬到天津法租界，住在一座豪华的宅院里：朱漆大门、两座石狮、漂亮的喷泉和花坛……颇具贵族气质。但张爱玲却对这些提不起兴趣，每天萦绕在她耳边的是那个只知抽鸦片、背古文的父亲浑浊的吟咏声，三十多岁的人，六十多岁的神态，父亲身上这种强烈的反差正是幼年张爱玲眼里的世界。大年夜外面的鞭炮声好不热闹，她却在呼呼大睡；等到鞭炮声渐渐稀疏，她却惊醒过来大哭：“热闹已经过去了，没有我的份啦！”佣人赶忙将她抱起，连声宽慰：“小煐子不哭，快穿上新鞋出去玩吧！”她兀自哭着：“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
“热闹已经过去，穿上新鞋也赶不上了！”这句话恰是对她身处的家族的最好注脚。李鸿章的时代过去了，张佩纶的时代过去了，张志沂的时代虽然来了，但他却依旧活在过去的荣光里。我们“小煐子”的时代在那时尚未铺展开来，但她却早早地感受到了“穿上新鞋去追赶热闹也不可得”的悲凉。更悲凉的是，当她晚年早已不再贪恋繁华与热闹，只希望在遥远的异乡土地上安享宁静时，她却不得不面对跳蚤长达二十三年的骚扰——那时经济拮据的她买新鞋的唯一原因就是：旧鞋她已经不敢再穿了。
当然，张爱玲幼时也不总说这些和年龄不相称的感慨。搬进天津这座宅院后，她每日都要佣人将她抱到铜**一边嬉戏一边学背唐诗。
张爱玲虽然天性聪颖，但却十分懒惰，为了鼓励她学习，女佣规定每认得两个字，便给她两块绿豆糕吃。自幼对文字有着独特感觉的张爱玲喜欢给这些佣人们取外号，一个额头上有疤的高个女佣被她唤作“疤丫丫”，一个略通文墨，常给张爱玲讲《三国演义》的男佣被她固执地叫作“毛物”，谁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张爱玲却乐此不疲地将他的一家称为“二毛物”“三毛物”“毛娘”……有趣的是，后来“疤丫丫”就嫁给了“三毛物”。从这些古灵精怪的称呼里，我们看得出：早熟而敏感的张爱玲其实并不缺乏童真童趣。
张爱玲有个小自己一岁的弟弟：张子静。子静大眼睛，长睫毛，白皮肤，生得十分清秀，很像跳蚤他美丽的母亲。作为一个漂亮的小公子，子静很受家里人的喜爱，所以就连他的贴身佣人张干也因此骄横起来，相比之下，张爱玲的佣人何干则要唯诺许多。四岁的张爱玲渐渐意识到家里男女不平等的问题，便想方设法地和张干争论。张干气不过，赌咒道：“你这脾气只能住独家！希望你将来嫁的远远的，弟弟也不让你回来！”
虽然为了争个男女平等，张爱玲总爱和弟弟作对，但她却也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弟弟的疼爱，她在《弟弟》里写道：“然而他实在是秀美可爱，有时候我也让他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为老虎追赶着，赶着，赶着，泼风似的跑，后头鸣鸣赶着……没等他说完，我已经笑倒了，在他腮上吻一下，把他当个小玩意。”
据说张干能从人抓筷子的位置预测未来，一次，她骗张爱玲说：“筷子抓得近，以后嫁得远。”
张爱玲赶忙将手指往上挪：“那抓得远呢？”
张干大笑：“那当然嫁得更远了！”
张爱玲气得说不出话来。她不知道的是，自己将来当真嫁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再也不曾回来，也再没有见过自己这个“秀美可爱”的弟弟子静。
所以说，童言虽无忌，却常常透露着命运的秘密。
当然，四岁的张爱玲并不懂得这些玄妙的道理，她更不懂得父亲荒唐的世界。父亲到处寻花问柳，还在外面养了一位“姨太太”，他甚至还带张爱玲去姨太太的住所玩过。张爱玲的母亲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不再理会，她一心想着伺机离开这个陈腐的家，离开堕落的张志沂。机会很快就来了，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要去英国留学，需要一位监护人陪同，黄逸梵主动请缨，很快便踏上了远行的航船。
母亲远走后，父亲干脆就让姨奶奶搬到家里来住了。这位姨奶奶一开始对张爱玲还是不错的。相比漂亮的弟弟，她更喜欢张爱玲，每次去舞厅跳舞，她都会带上张爱玲。高兴时，她还会给张爱玲做时髦的衣裳，每次她都会逗问张爱玲：“看我待你多好！你妈妈替你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会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你妈妈？”被“收买”的张爱玲立刻回答：“喜欢你！”那时的她沉浸在拥有新衣服的喜悦里，未曾感到不妥，但长大后，每每念及此事，她都会觉得不安，仿佛做了很对不起母亲的事。
这份愧疚也许源自多年后母亲重病时，窘迫的张爱玲只能寄去区区100美元的支票。所以她才一直对童年的妄言耿耿于怀，心心念念着：“若是当初自己说的是喜欢母亲，也许母亲的结局就不会这么凄惨了。”
是的，张爱玲幼时无忌的童言总是萦绕着些许宿命的味道，宿命又总是伴随着悲哀和无奈。但历经人生的起落阴晴，我想张爱玲早就明白了：哪怕一切注定，也要亲身去一一践行。因为旅途中的风景，只属于望向它的眼睛。赶不上繁华时代，就做一个落后于时代的传奇；宿命般远走他乡，也是以爱之名，欢喜满心……这世上有太多懊悔幼时“童言无忌”的宿命女性，但只有充满宿命的张爱玲，写出了《童言无忌》。
不幸的她
在天津的生活随着姨太太的“发疯”而结束，那时，姨太太渐渐暴露张狂的本性，不仅对张爱玲和张子静动粗，甚至还敢殴打一家之主张志沂。这件事的结果是姨太太被家族赶出了门，声名狼藉的张志沂则被单位赶出了门。1928年，张志沂带着八岁的张爱玲和七岁的张子静搬回上海定居。之后，张爱玲先后就读于黄氏中学和圣玛利亚女校。
十二岁时，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不幸的她》，里面的文字让人惊艳，却透露出深沉的哀伤。
“别了！人生聚散，本是常事，无论怎样，我们总有藏着泪珠撒手的一日！”她坐在船头上望着那蓝天和碧海，呆呆地出神。波涛中映出她的破碎的身影——啊！清瘦的——她长吁了一声！“一切和十年前一样——人却两样！雍姊，她是依旧！我呢？怎么改得这样快！——只有我不幸！”暮色渐浓了，新月微微的升在空中。她只是细细的在脑中寻绎她童年的快乐，她耳边仿佛还缭绕着那从前的歌声呢！
小说里那个年轻的，向往自由的“她”为了寻找自由而四处漂泊，但字里行间却充满对童真欢乐的追忆与向往。小说用词之妙、情致之深，都令许多成人感到汗颜。只是，一个十二岁，还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在展露无匹才华的同时，为何又会发出这样沉重的感慨呢？她笔下的“她”的不幸，是否也同样发生在她自己身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