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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形势的变化，你的工作需要相应地作些调整。”

“需要我去做些什么呢？”

“协助党清查叛徒，给这些狗屎不如的家伙以应有的惩罚！”

姚秀芝早就知道，张华男在中央特科“打狗队”工作，天天和特务、叛徒打交道，堪为出生入死。她调到这样的单位能做些什么呢？她有些茫然。

张华男告诉姚秀芝，他的一位小老乡负责国民党派驻上海的特务工作，请他入伙帮办，党组织批准了，并于今天走马上任。在交谈工作中，获知这位小老乡有个千金，很是喜欢音乐，并且跟着一位白俄学了几年提琴。他为了把千金早日培养成音乐家，提出拜姚秀芝为师。党组织经过缜密研究，决定派姚秀芝打入特务头子的内宅，窃取核心的机密。

“一位家庭音乐教师，能够窃取特务头子的什么核心机密呢？”姚秀芝疑惑地问。

“那可就多了！”

接着，张华男告诉姚秀芝，他这位小老乡颇有些心计，大凡涉及共产党的要人、大案，都在他的内宅处理，一般的部属是不准插手的。党组织希望姚秀芝借教提琴之便，掌握去他内宅交谈工作的人员情况。其中，尤其是党内那些变节投敌分子的行踪，协助党的有关部门，尽快地除掉这一个个隐患。

姚秀芝没有再说什么。翌日清晨，便跟着张华男来到了这个特务头子的家，为他的千金充当起了家庭音乐教师。

从此以后，姚秀芝需要去中学上音乐课，又要教这位千金拉小提琴，还要继续跑原来的交通，做张华男的秘书，真是忙得马不停蹄，连教育彤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真恨自己不会分身术。然而，她却从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中，得到了最大的补偿。

敌人慌了阵脚，从各方面猜疑着泄密的原因；那些叛徒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想着自己的出路。一天夜里，姚秀芝很晚才回到家里，非常激动地说：

“华男，今天我见到了那个出卖彤儿父母的叛徒了。”

“噢？他可是很少抛头露面啊，有什么新的动静吗？”

“有，有！他请求你的小老乡恩准他离开上海。”

“去什么地方？”

“美国！”

“我的小老乡同意了吗？”

“同意了。”

“什么时候动身？”

“不知道。”

张华男皱着眉头，暗自思索了一会儿，非常严肃地说：

“绝不能让他逃到美国去！欠下中国人的血债，一定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偿还。”

“那……我们怎样才能在他出国之前讨还这笔血债呢？”

张华男听后也作了难，他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额头微微地仰起，呆滞的双眼直盯着前方，一边缓缓地踱着步子沉思着，一边又自言自语地说：

“是啊，他是一个很有些分量的走狗，被我的小老乡幽禁在深宅大院里，谁也没有办法接近他。”

姚秀芝也陷入了焦急的思索中，可也想不出高招来。当她想到叛徒偷偷出走的路线的时候，也自言自语地说：

“看起来，向他讨还血债的时间、地点，只能选在他离家赶赴轮船的路上了。”

“对！你说得很对。”张华男下意识地抓住了姚秀芝的双手，“你有办法搞到他出国的时间吗？”

“我试试看。”

“不！是一定要搞到。”

至此，姚秀芝才发现自己的双手被张华男紧紧地攥着，一阵滚烫的热血瞬间淌满了全身。她本能地用力抽回了自己的双手，但当她看见张华男那尴尬的表情的时候，心里又生出了一种愧疚之感。为了掩饰她这惶然的神色，她匆忙点了点头，坚定地说：

“我一定搞到！”

这时，姚秀芝的房间里又传出彤儿的话声：“妈妈，你和爸爸怎么还不睡啊，我都做了一个梦了。”姚秀芝冲着张华男点了点头，示意明天见，边说“这就睡！”边走进卧室，习惯地摸了摸彤儿的额头，不安地问：

“怎么这样热啊？是不是发烧了？”

“不烧！我身上还冷着呢。”彤儿撒娇地抓住姚秀芝的手，“就等着妈妈抱着我暖身子呢！”

彤儿确实发烧了，由于姚秀芝没有完成任务，只好由张华男照顾彤儿。第三天吃过早饭以后，彤儿烧得有些神志不清了，姚秀芝焦急不安，可又怕错过完成任务的时机，待张华男背着彤儿去医院以后，又提着琴去履行家庭音乐教师的职责了。

姚秀芝心绪不宁地爬上二楼，走进学生的卧室，强打着精神上完了这堂课。她收好提琴，有意转过身，透过玻璃窗向庭院望去，只见那个叛徒走进来。她说了句“我渴了！”趁着学生进里屋倒水之机，微微地推开一扇玻璃窗，恰好传来了特务头子的说笑声：

“订好船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