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召唤的声音（第1页）

序言　召唤的声音

张进

（一）

2017年除夕，万家团聚的时刻，我在灯下给“渡过”公号写新年献辞。窗外无边的夜，零零星星的鞭炮的闷响，烟花的光破窗而入，屋里闪烁微明。我停下笔，关了灯，沉浸在黑暗里。然后我把这些年的事情连在一起想了一遍。

六年前，我从重度抑郁中挣扎而出，出于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一步步走上了研究和传播精神科学的漫漫长途。六年间陆陆续续做了两件事：一是出版了《渡过：抑郁症治愈笔记》，这本书已经发行8万册；二是创办了精神健康公号，名字也叫“渡过”。我在公号简介里说，我的想法是，“联合患者、家属、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共同打造一个精神疾病患者的互助康复社区，真实原创，知行合一，自渡渡人”。

在精神健康领域耕耘六年，我有了两大收获：

其一，通过学习和实践，我对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框架。我不断产生新的想法，其中很多是独特的，是属于我自己的发现和体验。

其二，在主办“渡过”公号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一大批患者。他们信任我，愿意和我交流，成为我的作者。“渡过”公号在抑郁症科普方面能有所贡献，他们功不可没。

接下来怎么做？我想到，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抑郁症科普的行列，这一块已经不需要我再做什么了；我应该把病耻感调整为主攻方向。

当今社会，精神疾病的病耻感依然根深蒂固。很多患者得了病，不敢告诉别人，不能大大方方求治，耽误了病情。原因在于，主流社会对于抑郁症的认知仍是扭曲的，很多关于抑郁症的报道，只是隔靴搔痒，一知半解，充斥着各种似是而非的想像。可以说，抑郁症患者的真实面貌，他们和自身性格，和家庭、社会、时代的复杂关系，从未被揭晓。

那么，如何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抑郁症？我想出一句话：抑郁症是一个人生理关系、社会关系和时间关系的总和。

什么意思？简单概括一下：抑郁症从来不是单一的病症，也不是个体一时的产物，而是“生物－心理－社会”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时间流中逐渐形成的。对于抑郁症患者，应该把他置入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包括家庭、环境、时代变迁），作动态的、历史的考察，才能理解疾病、理解患者。就事论事、见病不见人，不可能真切理解并抵抗抑郁症。

上述想法，我现在叙述用了好几个段落，但在当时，却如同电闪雷鸣，一瞬间让我豁然开朗：我应该以“渡过”公号为依托，去全国各地寻访有代表性的患者，进入他们的生活环境，描述他们的人生境遇，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对其疾病和命运的影响。

也就是说，我要参与他们的生活，和他们一起动态地研究抑郁症成因，总结对抗抑郁的成败得失，以此为当代中国的抑郁症现象，提供一个真实、完整的解释。

我记得，写完公号的新年献辞后，我把这些想法随手记了下来，后来就成为这本书的最初思路。

（二）

在后来很多天里，这个想法让我振奋。我和很多朋友谈及此事，无一例外得到鼓励和支持。前同事赵晗说：“你做这件事得天独厚，社会需要，意义重大，而且只有你能做。”

但是，想法如果仅仅停留脑海里，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世界从来不缺想法，缺的是对常识的身体力行。从想法到行动，需要克服很多困难，尤其是心理上的阻碍。因为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集中精力，无法用业余时间完成。甚至，更长远来说，要改变自己的职业取向，要在现有工作和未来事业之间作出取舍；要放弃很多现有的东西，比如职位和收入。

当然有过犹豫。但最后我还是决定，追随自己的内心，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喜欢做、有能力做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做了两个准备：一是从“渡过”公号的读者中圈定了第一批采访对象，二是悄悄把手头几个职务工作收尾。2017年3月下旬，我提出辞职。我的老上级胡舒立未予准许，但支持我的想法，给我放了长假，让我安心做自己的事情。

于是，2017年4月13日，我开启了采访之旅。

我的这个选择，在同行中曾引起小小的震动。这些年，新闻行业不景气，很多人离去。有朋友以为，我也对新闻失去信心，改行了。

其实，我不但没有改行，反而是更深地专注于此。何以然？首先，我做的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记者职责所在——记录。我给自己设定的第一任务是：基于对中国精神健康问题的理解，用我的寻访，为转型期中国精神健康事业发生的变化做一个记录，为时代留一份笔记。

其次，要记录这个变化，我需要做更多的职业努力，乃至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对我个人来说，是实现了新闻的回归。

我从事新闻工作30年了。前十几年当记者，后来当编辑，主要精力用于带记者，很少去新闻一线采访。这次写这本书，是我一个人干，无人可带。也就是说，从业30年后，我重新回到了新闻一线。

最初也有些不适应。当领导当惯了，第一次出门，很多事情都是陌生的。要自己联系采访，自己订车票，自己订宾馆，还要自己整理录音（这些以前都是我手下的记者替我干，在此致谢）。不过，一两次之后，就习惯了，找回了十几年前当记者的感觉。

当然这只是浅层次的。真正有意义的变化是：因为任务单一，没有时限，我得以如最初设想的那样，“进入到采访对象的生活中”。每到一地，我会和采访对象一起呆几天，甚至住到他家里，朝夕相处。我提出要采访家人，走访故乡等等，他们大都爽快地答应了。

这大概就是新闻教材所说的“体验式采访”，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比如在贵州采访墨清，他开车带我回他老家，两天接触后，他突然提出：“我想邀请你跟我去一个地方，不知道你愿不愿意？”

哪有记者拒绝采访的？我立刻答应，问去什么地方？原来是墓地。我很高兴，这意味着他对我完全信任了。我们花了一个下午，在往返的车上、在墓地，谈了很多东西，这是我事先没有料想到的。

又一次，在内蒙古，我随凌寒去医院复诊。看完病，在宾馆吃饭的时候，她指着窗外若有所思地说：“当年，我也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看着窗外这个楼。那时这楼正在盖，还没这么高，我就想，这楼不够高，跳下去也死不了啊……”这些采访，非身临其境是不可能做到的。

还有一次，在湖北，我的采访对象对我说，晚上忙，要么去工地上一起吃饭一边谈？我求之不得。到了工地，他没介绍我是记者，也没人管我。我不多问，只是观察、倾听，所看到的是他的立体的生活，远远超出了我要了解的抑郁症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