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与沈从文（第2页）

编辑总抱怨萧乾的字太多，而他一味嫌《文艺副刊》的篇幅少，连爱伦·坡那样“标准短篇”也登不完。沈从文对他充满友爱地正色责备他：“为什么不能！那是懒人说的话”。

没过几天，萧乾收到沈从文的信，说“有一位既聪明又高贵的小姐”要见他，因为那小姐说《蚕》是沈从文主编《大公报·副刊》两个多月来她读到的最好的小说。

星期六下午，萧乾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大褂，如约先到了达子营沈家，才知道那位小姐是赫赫有名的一代才女林徽因。这可有点出乎他的意料，谁不知道她那“太太的客厅”名满京城，能到那里聚会的几乎全是学界文坛的翘楚。

自打沈从文把有点怯生生的萧乾引进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他就几乎成了人们惯称的“京派作家”中年轻的一员。他在创作上更加用心，一有空闲，便跑到诗情浓郁的未名湖畔，面对如水墨画般的湖光塔影出神构思。然后把写好的小说誊清，挑出最满意的，即使天已擦黑，也必蹬上那辆破自行车，沿着海甸满是荒冢的小道，赶到达子营，让师傅过目。就这样，萧乾最早的几篇小说《小蒋》、《邮票》、《花子与老黄》、《邓山东》和《印子车的命运》，全经沈从文之手，发在《大公报·文艺》上。《大公报·文艺》是他文学创作的摇篮。他靠从这里获得的稿费，完成了最后两年的大学教育。

1935年7月，萧乾刚一毕业，就由杨振声和沈从文介绍，进入《大公报》工作。他刚在天津接替沈从文主编《大公报·文艺》的时候，每月至少来京一次。而每次必由杨、沈二位负责，把朋友们招到一起，或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或“太太的客厅”，常常是边吃边喝，边天南地北地聊天。常来的有杨振声、沈从文、金岳霖、林徽因、冯至、朱光潜、卞之琳、李广田，后来巴金、靳以由沪北上，也加入进来。

沈从文对萧乾的副刊编辑工作总是力所能及地给予关心和帮助，他还为萧乾的第一个小说集《篱下集》写了《题记》，称“他的每篇文章，第一个读者几乎全是我。他的文章我除了觉得很好，说不出别的意见”。可以看出来，师傅对徒弟的努力成果是满意的。另外，沈从文将萧乾的《篱下集》和散文集《小树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编入“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出版。同时，师徒俩还联名出版了文艺书信集《废邮存底》。书中收有14篇沈从文的“废邮存底”和萧乾的22则“答辞”，阐释了他们俩的艺术观点。由于是以书信体形式写成，文字真切平实，论理深入浅出，而且可以看出师徒俩一脉相承的艺术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

“八一三”以后，《大公报》缩版，萧乾被遣散，流亡到武汉，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两位恩师为他找到栖身之处，还让他参加他们从1933年开始一直在做着的中小学教科书的编纂工作。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杨、沈每月都送给萧乾50元钱贴补家用。那时，他和“小树叶”正困居昆明。他当然知道那钱是两位恩师硬从自己的薪水中节约出来的，心里对这份雪中送炭的至情友谊充满了感激。这是人间最美好的一份感情。

萧乾不能忘怀的是，1946年他刚从英伦回国不久，因不满现状，以“塔塔木林”为笔名，假托洋人之口，写了一组反讽现实的杂文《红毛长谈》。沈从文继以“巴鲁爵士”为笔名，写了一篇摹仿“红毛”笔法的俏皮文章，题为《怀塔塔木林》，以响应《红毛长谈》，并流露出批判现实、追求民主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对自己带出的这位徒弟颇为得意，称“塔塔对中国本位文化，既理解透彻，文章写来，自然亦庄亦趣，不古不今，驳杂如诸子，精悍有稷下辩士之风，引喻设义，奇突幻异，又兼有墨学家宋荣子，法国学人服尔太翁风味”。1948年，《红毛长谈》由储安平主持的上海观察社出版单行本时，作为附录，萧乾收入了这篇妙文。也算对师徒俩友谊的一个纪念。但不幸的是，这竟成了他俩最后一次真诚的联袂合作。

解放以后，萧乾在对外宣传的岗位，安心当起“人民的吹鼓手”。他虽然并不被共产党完全信任，却也算得上是可团结的民主人士，可改造的知识分子，社会地位和心理状态虽无法与到过延安的进步作家比，倒还说得过去。沈从文则是硬被逐出文学阵营，搞起了古代服饰研究。他一定不想放弃钟爱的文学，但他“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曾一度精神失常，“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他曾用小刀割破血管自杀，想以此摆脱他的文学与政治的碰壁。许多朋友知道沈从文自杀未遂后，都跑来他家安慰他。萧乾更是以弟子学生之谊，多次到沈家探望、叙旧，使沈从文深受感动，绷紧的神经慢慢松弛下来。

沈从文心里很清楚自己当时所处的位置，若想平安度日，只有放下笔远离文学。古代文物里没有是与非和阶级斗争，他在历史博物馆一干就是整十年的讲解员，比起那些卷入政治旋涡里曾几何时的朋友，倒多了几分幸运。

沈从文也是矛盾的，他虽然做着讲解员，似乎远离尘嚣，可也一直巴望有机会出头露面，他希望能得到表明自己政治进步的机会，哪怕违心地说话做事都在所不惜。萧乾和他的夫人文洁若都清楚记得1957年反右时，中国文联一共开过四次批斗他的大会，有一次沈从文发言揭露他早在30年代就同美帝国主义勾结上了。他不敢相信这话出自恩师之口，他想自己30年代与安澜合编《中国简报》的情况沈从文是了解的，怎么可以这样恶语中伤。萧乾真想就此割断两人的友谊，朋友之间这样做太伤人心了。但事后他想，沈从文对自己的恩情太重太重，何况当时他那样做一定是出于面对阶级斗争人人都有的自保意识，不能怪他。

60年代初，萧乾下放劳动刚一回京，就去沈从文家拜访，并在有了住房以后还曾请沈从文夫妇吃过饭，表明自己又安了窝。友情在持续。70年代初，沈从文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期间，还给萧乾写过两封长信，虽然称谓上由“乾弟”改为了“萧乾同志”，但还是能推心置腹，叙谈自己的近况和心境。沈在1970年9月22日致萧乾信中，谈到他正在摸索新诗道路：“这次疏散下来，因血压常在二百，心脏有膨大，已不能劳动，多半躺在**。虽无书可读，且不明本地语言，向乡人学习也难具体。因此又写了些诗，用五言旧体表现点新认识，不问成败得失，先用个试验态度去实践，看能不能把文白新旧差距缩短，产生点什么有新意的东西。或许还可以搞出些样品”。然后他提到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万千民众不断努力，人间奇迹得以一一出现，自己便在兴奋之中“写了首《红卫星上天》长诗，如有机会在另一时公开。可惜照目前情形说来，我大致不会看到这首诗发表了。这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时代多伟大，个人实在小得可笑”。

沈从文在1970年10月17日致萧乾的另一封信中，表明了这样的态度：“解放以来，凡事多得党和人民厚待，一家人过了二十年特别好日子，却做不了多少对人民有益工作真是有愧余生……近二十年在社会剧烈变动中，能免大错，已属万幸，哪里还能妄存非分之想，说什么‘雄心壮志’……一切工作都永远只抱着个学习试验态度，不存什么个人名利野心，因此直到如今，还能好好活下”。他在信的最后希望萧乾“学习进步，工作积极，态度端正，少出差错”。

这时的沈从文早已不是“对人生具有深厚同情与悲悯，对个人生命与工作又看得异常庄严，来用宏愿与坚信，完成这种艰难工作，活一世，写一世，到应当死去时，倒下完事。”的哪个沈从文。他已被扭曲成政治的驯服工具，政治意识在他头脑里占了第一位。他活得谨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没有了朝气和勇敢，也没有了坚强和乐观，他的人生意识，在精神上在已把“五四”的民主理想丢到脑后。难道他只是为了简单地迎合政治，而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封存起来吗？这不得而知。事实上，正是沈从文在政治上的急进思想和行为导致了他和萧乾四十年师生情谊的悲剧终结。

那是1972年，沈从文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不久，萧乾去看他，见他一人住在东堂子胡同的一间房里，而夫人和孩子则住在羊宜宾胡同，中间隔得很远，生活极不方便。就想通过在北京市委工作的一位青年朋友，找到历史博物馆的领导，争取给沈从文一家解决住房上的困难。后来因个中原因事情没办成。萧乾很觉过意不去，就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沈夫人张兆和。不想沈从文得知此事后，极为不高兴，当即给他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有一天在路上，两人偶然相遇，萧乾还想解释，不想沈从文劈头就是一句，你知不知道我正在申请入党？房子的事你少管，我的政治前途你负得了责吗？萧乾哑然，呆立良久，惊愕不已。

萧乾想起1950年对改良主义的自我批判，政治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并提出想加入共产党的请求，自己当时的心情不也很像现在的沈从文吗？他曾在一份上交党组织的“自传”里这样写道：“我的向上爬思想及中间路线的看法都发源于一个错误的人生观，为自己而活，生存至上的人生观，也即是个人主义。这个人生观与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是不调和的，与整个革命是背道而驰的。在文学上，这个是表现在唯美颓废主义，追求不朽；在政治上是表现在我的中间路线上”。他表示要通过进一步学习，彻底清算个人主义思想。“惟有精读报纸，勤听报告，熟读文件和马列文献来克服自己的缺点，学习掌握原则，以成为人民胜任的公仆”。

这已经完全不是两年半前在为《大公报》写的社论里，提倡民主政治和自由主义思想的萧乾了。他已经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自愿接受思想改造，表面上彻底清算了民主个人主义思想。他说：“右的路，在我从未认为是路过；中间路线（《新路》）我走过了，我狠狠碰了个壁，把我碰醒了。那绝对是死路。在我面前，清清楚楚只有一条路：左的路，马列主义的路，共产主义的路”。基于这种政治认识和觉悟，萧乾提出了入党申请：“我要求参加组织，因为我知道只有在组织的教育下，我才能永久坚定对这伟大理想的信念，只有在组织的领导下，我才能效忠这个伟大理想，而不再因盲动饿而成为它的障碍”。这一天是1950年9月10日。

萧乾真的将他自由主义的民主思想锁进保险箱了吗？其实他不过是憋住自己的“意识流”，不敢说出来。到1957年毛泽东提出“百家争鸣”时，他还是“跳”了出来，这八年可把“自由”惯了的他憋坏了。他在《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这篇文章里，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性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来提醒党的人事部门对知识分子放下心来，健康地开展“鸣”与“放”的工作。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

但不幸的是，萧乾像53万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1957年的那个初夏，因向党交心，一吐肺腑之言，被错化为右派。

萧乾设身处地地替沈从文想，自己当时不也是从真诚的自我批判开始，要求靠拢党组织，并向党交心，表示要做“毛泽东文化军队里的一名战斗员”。虽然结果是被划为右派的命运，但从这个角度考虑，他认为沈从文照样可以并有权利以他自己愿意的方式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申请入党。他说不定早就对自己写过的、被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里骂为“桃红小生的作品”进行了清算，才有了今天的政治觉悟。由那句西方名言的观点，沈从文这样选择无可厚非，哪怕自己不喜欢，也应容忍。所以，萧乾在房子的事过去不久，还是给沈去了信，进行解释。可沈从文不能原谅他，并在信中继续怪罪他。两人由此绝交，这真是件令人遗憾而又无奈的事。说导致他俩关系最终破裂的元凶是那个特定年代的政治一点不为过。萧乾曾跟我说，为房子事，沈写过数封责骂他的信，并在信中流露出死后不让他参加追悼会的意思。他后来把这些信都退还给了张兆和，并说“三姐最清楚我和沈之间的事”。

在这之后，直到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的16年里，有许多朋友想从中撮合萧乾和沈从文言归于好，不知是双方都执拗地碍于情面，还是另有原因，双方未能恢复“邦交”。沈从文那里无从知晓，倒是萧乾亲历的一件事，使他对沈从文失望，也许是他始终不肯吐口言好的一个原因。

那已经是80年代了，杨振声之子杨起先生为出版《杨振声文集》找到萧乾，请他写序。他说请沈从文写最为合适，因沈当初同样受惠于杨振声，包括沈去西南联大中文系任教也是杨振声介绍去的。杨起便去找沈从文写序，不想那篇序写出来，不光没有一点文采，里面也没有谈及半点与杨振声的友情和对杨振声文学创作的评价，而写的近乎批判证明材料。序文题为《我所知道的杨振声先生》，文中有这样的“证明”：“民十三前后在北大任教，曾著中篇小说《玉君》。陈源于《现代评论》介绍十篇作品时，曾对此书加以赞许……1930年任青岛大学校长……学风维持北大自由民主传统，不受山东军阀韩复榘干预——但仍难免受青岛主持海军并市政的沈鸿烈及韩复榘干预……对于学术自由风气起过一定积极和提高作用”。全文仅720个字。杨起拿着这序又去找萧乾。萧乾读罢沈序，连连摇头叹气，马上答应有自己另作一序，即《他是不应被遗忘的——怀念杨振声师》，以饱含深情的笔触追忆了这位曾参加火烧赵家楼的五四闯将。我手中现保存有萧乾送我的沈序的复印件，还有一封杨起先生写给萧乾的原信，里面提到沈序没法用。萧乾特在送我这些材料时，附了一便条，说我可用此写文章。

萧乾不是忘恩的人，尽管他风闻沈从文去世前遗言不许他参加追悼会，他还是在沈去世两天后，以最快速度为台湾《中国时报》撰写了一篇题为《没齿难忘》的悼文，在万分悲恸之中，流露出对老师的深刻缅怀和真挚感激。文章写道：“他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我最初的几篇习作上，都有他修改的笔迹，我进入《大公报》，是他和杨振声老师介绍的。在我失业那八个月时间（11937至1938年），他同杨老师收容了我。这些都是我没齿难忘的……希望正直的批评家和学者对从文先生一生丰富的著作进行缜密的研究，并做出公道的评价”。萧乾后来又在《回顾我的创作道路》一文中写道：“然而1957年我们之间发生了点龃龉。那件事，至今对我还是个谜。对他早年的一切，我是永铭不忘的……那件事发生后几十年来我一直保持缄默……好在事情的经过张兆和女士（而且只有她一个人）完全清楚。归根结底，都怪我当时对他的事过分热心”。

有意思的是，2000年第5期《万象》杂志发表了王蒙先生的《献疑札记》，对我所描述的沈从文提出质疑。我感觉，他的疑惑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献疑”我论及的事实本身。这我已在文中提供了自觉尚算充分的证据。若认为此还有疑点，即请拿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以正视听。若认为我所述事实与结论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亦敬请赐教。但王文说：“如以此为文学评判标准，留在大陆的作家大概谁也当不成排头。笔者从不止一篇文章中读到过沈翁在解放初期曾深为各种新气象所感动，以至他老想参加解放军做宣传文艺工作，这完全可以理解，也许不如此反而有损沈老的形象——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够对国家民族的天翻地覆若无其事么？”可见，王蒙先生对我所描述的事实并无疑惑。

二是“献疑”我的目的，以为我是把此作为了“文学评判标准”。这又捎带出另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即陈述历史是否一定要加裹上道德评判？要是这样，就不必再去研究什么史实了，沈从文也就永远被人们树为“伟大的孤独”者了。而对这个说法，显然王蒙先生也是不同意的，因为他“从不止一篇文章中”有所了解。

那么是谁把“绝对的疏离即不合作态度变成价值标准”的呢？不正是王蒙先生文中提到的那些称沈先生为“伟大的孤独”的人吗？“伟大”本身就夹带着强烈的道德倾向，树沈先生为“伟大的孤独”，出发点不正是凭其想象中沈先生的“疏离”而来吗？既然如此，王蒙先生断言拙文有“以新的海内外Kitsch为标准”，是“后人的起哄即Kitsch”之嫌，就显得有失公允了。

王蒙先生说“上一代的是是非非非我辈敢于置喙者”。倘“置喙”是指道德评判，我完全赞同，特别是在史实掌握不多的情况下，不能轻易对前辈有所褒贬，尤其“沈翁萧公我所敬佩者也”。倘“置喙”是指澄清事实本身，则不敢苟同。因为陈述史实与道德评判完全是两码事，道德评判多了，反而不利于了解和掌握真实的历史事实。

最后再说王蒙先生文中提到的那个德语词“Kitsch”，据他说这个词是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被翻译成“媚俗”以后流行起来的。他引用海外一刊物上发表的学者景凯旋的文章，“介绍了昆德拉自己对此词的解释：昆自称他用此词是指一种矫柔造作的虚假的崇高状，是以一种虚假的浪漫主义与诗意的本质化来掩盖真实的生活而不能面对生活的全部真相”。这也是王蒙先生文中自相矛盾的地方，说明他并没弄清楚到底是谁在“Kitsch”！将一位明明想积极参与到意识形态里边去的人硬称为“伟大的孤独”，不正是在做着一种“虚假的崇高状”？对“生活的全部真相”置之不顾，而依然沉眠于“伟大的孤独”的梦中，不正是在用虚假的浪漫主义与诗意的本质化来掩盖真实的生活吗？

在此，我还要再次说明，沈从文是我最喜爱的现代作家之一，我从未想过，也不敢对沈先生有所中伤。就文学而言，我喜爱沈还要超过萧。但对人的评判不能只建立在想象中的“崇高”样子。萧乾跟我说这些之前，我一直以为沈是远离政治的。我绝不是在仅用“房子”和“入党”来做结论。当然，文中所记均是萧乾一方面的说法。至于沈家的说法我不得而知。我跟随师从萧乾先生十二年，相信他没有虚构。我所述史实，都是根据萧先生的回忆及其提供的白纸黑字的资料写成。在了解这些之前，我也像王蒙先生文中提到的“海内外一些论者”一样，以为沈是“绝对疏离”意识形态的，也即是真正的“伟大的孤独”。但我要说的是，解放后不正常的意识形态把像沈、萧这样的作家文人给扭曲了。其实何止他们，郭沫若、巴金、老舍、曹禺，哪个又躲得过。换言之，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中没谁称得起“伟大的孤独”。在知道这些史实以后，还依然给谁的“孤独”冠以“伟大”，那才是货真价实的“Kitsch”。

如果硬说沈从文“孤独”，顶多也就是遭政治遗弃后不得已的被迫“孤独”。不过，我倒觉得，这丝毫无损作为杰出小说家的沈从文文学上的真正伟大。文学的沈从文与政治的沈从文绝不可混为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