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相依（第1页）
§生死相依
《私人照相簿》之五《名门之后》发表不久，就有一位张姓的同志找到我家。开头他挺激动，他说：“你写的那一家，怎么会是张之洞的后代呢？我家才是，我家有家谱，而且我的姑奶奶还活着，如今九十岁了。她用放大镜把你那文章里印的照片看了又看，不住地唠叨：‘这都是谁呀？我怎么一个也不认得呀？’我也想不通，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也记事了，我家也在昆明，倘若你写的那个张焌是我们的近亲，怎么从不记得我家跟他家有来往？就是不走动，也该听说过呀……”
我不怀疑他的真诚。他肯定是张之洞的后代之一。但我提醒他，张之洞一生经历复杂，妻妾众多，而且每迁驻一地，保不定还娶有并未刊人家谱的女子，所以他们张族的后代，一定是众多的。分支既繁，互不相知的情况肯定是有的。我所写的张焌这一支，也许的确远非他家那般的嫡系，但我拿出刊物，请他再看一下所印张之洞和张焌的照片，两人的面像是那么相近，明显地有着遗传的印迹。我又对他说：“我这《私人照相簿》专栏内的文章，都不是考据性的东西，不过是采取非虚构的方式，揭示一点世态人情，抒发一点命运之感。在我看来，张焌即使并非张之洞嫡子，或者竟是他的后人误记了家谱，都并不动摇我在《名门之后》这个题目下所发的感慨……”他平静下来，微微颔首说：“这个张焌即使不是我们一族的，他家几代人的经历遭际，倒也同我们家族相近，对于你文章中所抒发的感慨，我们也并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在出书的时候，将我们这方面的意见也记载一下。”我自然极愿遵命。临别的时候，他又说：“其实，这些年来，特别是‘文革’当中，我家对祖上是张之洞这一点，本是讳莫如深的；就是今天，争到一个张之洞的嫡派血统，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实在只不过是读了你的文章，本能地要来辩白罢了！”我望着他满头的白发，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心中不知为什么升腾起阵阵惆怅……
过了几天，我接到张露的电话。张露就是《名门之后》一开头提到的那位大学生，我把她算作张之洞的第五代，她在电话里说：“我知道有人提出疑问了，我倒没有什么，可我家里怪我孟浪。我父亲让我告诉您，其实我们家并没有什么家谱，我祖爷爷张焌究竟是不是张之洞家的，很难说，也许是听岔了……您最好登一个更正，对于我们家来说，不跟张之洞的名字挂上钩会更好一些。我就更不想跟任何名门名人挂上钩，我不是早跟您说过了吗，我就是我自己……”
现在我就在这里更正：《名门之后》里所写的张焌及其后代，可能与张之洞并无血缘关系。但他们的命运遭际，依然可资体味，所以我仍旧将这篇文章收入了这本书中。
说实在的，如果我真有充裕的时间和条件，我是很愿按迹寻踪，彻底弄清这个名门的谱系的。但一位阅历比我深的朋友劝诫我说：“那不但绝非一个小说家所应做的事，而且，你想想，在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环境中，谁愿把自己的出身同张之洞这样一个封建大官僚挂上钩呢？设若是当年费了很大气力才脱了钩，谁又愿意在如今再去挂钩呢？如果一旦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不麻烦了吗？”我听后沉默不语，心中的惆怅更加浓郁。
《私人照相簿》陆续在《收获》上面世后，也颇有一些同行给予鼓励，也有一些读者来信交流感慨，更有主动来同我挂钩，表示愿意提供照片，助我成文的。但总的来说，搞这么一种文学实验是费力不讨好。搜集和选用照片，往往备极艰辛。读者或者会嫌我过多地刊用了自己家族的照片，中国人是最以自谦为美德的，不仅“家丑不可外扬”，就是“家荣”，也以为还是由别人来说更好，所以我的这种做法，实在已相当“出格”，但形成这种局面其实原非我愿。别人的照片，借来用谈何容易。我是尽量想多用别人家照片的，但私家照片，有时借人翻阅尚且不愿，又能碰上几多慨然愿被刊印的豪爽之士呢？一位读者，先头兴冲冲地主动给我拿来几十张“文革”中拍摄的照片，都极精彩，如接受检阅的激动面容、徒步长征的豪迈身影、刷写大标语的一瞬、表演“抬头望见北斗星”的一景、与贫下中农同开批判会的场面，等等。加上他的娓娓回忆，足可构成一篇冷静而丰富的《十年心迹》，我也确实开了笔。但他突然又反悔了，不愿再提供那样一些照片，而且他的理由是非常正当的：“这些照片上的我，客观地看上去都是狂热病患者的面容，印出来不等于示众吗？倘若大家都不怕当众忏悔，倒也罢了，可如今谁见着过有这类东西印出呢？我还是别当‘傻帽’吧！”我当然是尊重他，奉还全部照片，并感谢他最初的好意。
一位同行对我说：“没想到你有那么多‘家底儿’可以抖搂。”“家底儿”指的是我家的旧照片。其实，我抖搂出来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有一些旧照片，很有刊印的价值，但因为其中有的人物，不是我这样的晚辈所能妄议的，所以我很犹豫。一位到我家看过这样一些照片的朋友，多次怂恿我将有先烈孙炳文及其亲属的照片发表出来，并写成一篇介绍他们壮烈事迹的文章，我也屡有冲动，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壮丽事业中，孙家是个典型的革命家庭。孙炳文牺牲在一九二七年国民党“清党”的大屠杀中，他的爱人和同志任锐继承他的遗志，一九三六年带着长子孙泱、女儿孙维世奔向了延安，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九四九年四月十一日，没等看到新中国正式诞生便溘然长逝于天津，而孙泱和孙维世，竟又相继惨死于“**”当中，一家而捐躯四口，该是多么悲壮。但他们都是党史上的人物，亲属、同志健在的还有不少，我只不过是在自家的私人照相簿中，因种种复杂的原因，仍保存着他们一些面影的照片收藏者而已，实在是没有资格为他们立传，更没有资格对他们评议的。但每当望着这些照片，这样一种感慨总是油然而生：革命，确实是需要付出牺牲的啊！而最惨痛的牺牲，不是遭到公开的敌人的杀戮，却是被混进革命阵营的坏人以“革命的名义”将你当作“反革命”害死！孙泱和孙维世这一对兄妹在“文革”中的悲剧，便足令人长叹不已。我祖父固然同孙炳文是好友，我父亲也还同孙家保持着一些联系，到我自己，则已与孙家不甚相干，但手里提着一些有关的照片，心里总不禁怦怦然，真怕时间流逝之中，这一家四口捐躯的可歌可泣之事，渐渐地湮灭无闻。想来他们的亲属、同志，以及专门研究党史和表彰英烈的人们，会有一天专为他们写一本书的吧。
读过我这《私人照相簿》前面各篇的读者，大概会产生这种想法：你怎么写来写去，净写些知识分子？我收到好几封读者来信，都建议我“不要光写一类或相类的人与事，为什么不写写老八路、新四军？”我想大多数读者都能体谅到，因为我这文学实验是要以照片与文字相辅相成，而以往有可能照许多相，以及有可能留下较多旧照片的，总以富裕阶层和知识分子居多。不过，我确也花了不少气力去访寻能提供较多照片的老革命。而且，鉴于知名的老革命属于列入正史的人物，我不能妄加描绘，所以我希望能找到普通的老革命，倒不是对普通的老革命便可随意描绘，我的意思，是相对而言，总比较容易下笔，并可使其内容与其余各篇配套，因为我这“私人照相簿”，总的构想，是透过最普通的，乃至不够“典型”和一般是被人忽略乃至遗忘的人和事，来唤起对历史和命运的幽幽情思。
现在我便暂且放下具有文物价值的关于孙炳文一家的照片，而先将一对很普通的老革命的照片，连同他们那生死相依的经历，奉献给亲爱的读者。
在北京东郊一家大工厂里，仍保留着一片平房宿舍区，那红砖的排房已经相当陈旧，各家又在屋前房后接出了高矮、质量不一的小屋，好在各自都拦出了一块小小的院落，向日葵盛开着，瓜棚豆架织出片片绿荫，又有缤纷的草花点缀其间，望去倒也颇为悦目。
在其中一个小院里，我拜访了一对老革命。我没有想到，他们能提供给我这么些很有意思的照片。
这老两口，女方叫张素琴。她一眼望去，便是个江浙人。开口说话，更显露着上海口音。她还保存着她平生头一回进照相馆所照的相（图144）。那时候，她已是上海日资公大纱厂的工人，一月有一斗米的收入，时年二十岁整。她出生于上海宝山县月浦镇，原来姓钱，家有十个孩子，父母实在无力抚养这许多孩子，她便于落生三个月后送给了张家，这张家夫妇也是穷人，抱她过去没几年竟先后逝世。于是她便由也是抱来的一个哥哥带到上海，开始了艰难的挣扎。她在小菜场拣过菜帮，在工厂后墙拾过煤渣，给阔人家当过丫头，吃过的苦头一言难尽。后来好不容易才进了纱厂当了工人，但哥哥偏这时候又劳累而死，她就用那一斗米的工钱，养活自己、嫂子和侄儿侄女四个人。她下了很大决心，才在二十岁生日那天，进照相馆照下了她人生中的头一个留影。她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裤，那条裤子相当肥大，但能从旧货摊上用比较低廉的价钱买到，她已经非常高兴了，更何况裤子上不仅没有补丁，倒有一点装饰性的裤袋包边和纽扣，穿上它真有点飘飘欲仙哩！至于脚上的那一双鞋，记得是向同车间的一位阿姐借穿的，酽酽姊妹情，至今难忘！
在曹家渡蚊蝇成阵的破烂住屋中，她头一回接触到给她讲革命道理的人，那是一位灯泡厂的工人，他个子不高，一双眼睛也小，但讲起将来那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美好社会来时，两只眼睛便灯泡般闪亮了……在他的启发鼓励下，她参加了一个由织绸厂、灯泡厂、纱厂工人和商号店员组成的学习小组，在这个小组里，她注意到一个山东大汉。
这位山东大汉便是后来同她结成终身伴侣的王殿文。我们可以从一张十多年前他们长大成人的孩子拍下的照片上，看到上海的一种典型景象（图145）。至少在这个镜头之中，那三层的楼房还保持着半个多世纪前的旧貌。那时候那里是诚新昌商号。那类商号当年上海很多，带有旅店性质，各路商人可在那里留宿并进行交易，后面有仓库可代客存货并代理经销。王殿文从山东家乡到这家商号当练习生时，还不到二十岁。在普遍的抗日救亡气氛中，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觉得不能只是谋一个饭碗，而应当用业余时间学到一些实际的救亡本领，当时的热门是学习俄语和参加宣传，于是他去投考了一家中国艺术学院，先学表演，后学编导，他向往成为一个用戏剧宣传抗日救亡的志士。现在我们看到了他当年的“上课证”（图146）。从所附的照片上看，他也许确实不适合走演员的路，他的眼睛偏小，不过著名的表演艺术家于是之的眼睛也并不大，但于是之的台词功夫是难以匹敌的，而直到如今，王殿文说话还带着明显的胶东口音。在这个“上课证”的背后，开列着当时各项课程及其教师的名目，如“戏剧概论——穆尼”、“化装术——周起”、“创作方法论——鲁思”、“舞台装置——朱清”、“艺术社会学——刘汝沣”、“欧美戏剧史——罗明”……不知这些教师后来遭际如何，亦不知如今是否仍健在，但王殿文总还是感激他们的——毕竟是他们给他开阔了眼界，使他不至于以练习生——店员的生活道路而了其一生。当时该艺术学院的学生们很有一部分愿意走向社会、走向实际，王殿文便是在这种潮流下参加了工人、店员们业余组成的学习小组的。这种学习小组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党的外围组织。
张素琴与王殿文相爱了。现在回忆起来，他们依旧沉溺在甜蜜之中。都是受苦出身，联系双方的纯粹都是感情，并无任何物质的、功利的因素掺杂其中，所以他们不羞赧，不作态，坦然相爱于众目睽睽之下。可惜的是那一阶段中他们竟没有共同去拍过一张照片。
一九四四年，他们随地下党组织的小分队由上海迤逦进入了胶东抗日根据地。那里是王殿文的老家，他参加了根据地的文化工作，立即如鱼儿畅游于春水之中，但张素琴却很经受了一番锻炼，才过了两关——是语言关；一是水土关。不久，他们在根据地结婚了。但他们并不能在一起生活，因为王殿文不断地在文化战线上流动，而张素琴身背盒子枪，人称“假小子”，更为频繁地随着县长和武装部长到各处去开辟新区，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她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发展并推进妇救会的工作。至今王殿文还保存着张素琴当年写给他的一封信：
殿文：
你连来三封信都收到了。收到你的来信以后，我也没写回信给你，因为自己连写字的纸都没有了，所以拖到现在也没有写信，请你原谅我吧！
我被钢雷炸了。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南边发生情况，我们就往外转移了，爆炸队的同志便到里边下上地雷，而我也不晓得，所以，到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回去看仲西林同志，一进门口里边，便踩上了地雷，到那时候，地雷往上轰隆一响，自己吓得不知道了，房子里边到处冒着烟，人也看不见了，这时耳朵聋得什么也听不见了，等了几分钟，仲同志在外边喊着，我才觉着醒过来了。但是，醒过来的时候往身上一看，身上的夹袄后边炸得没有了，走到外边来一看，别的地方没有伤，只是两腿上伤了一点，手上伤了一点，别的地方没有什么，现在已经好了，希望你不要挂念，安心地工作吧！
现在民站的同志都调动工作了，只有光棍司令我一个，到以后也许变动，因为以后的民站，要由地方上的干部来建立，外来的干部一律调动，但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决定，决定以后再说吧！
素琴上（一九四四年）六月五日信中所说的挨地雷炸而大难不死一事，发生在竹庭县黑林村。在那个生死存亡的年代，这类的事情实在多不胜数。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拍电影，这样的情节都只能归于雷同与平淡，但在当事人的记忆中，在他们夫妻的生死相依的生命历程中，却永远能激起感情的波澜，永远不能忘怀。那发黄变脆的信纸和早已褪色的墨迹，永远比最优秀的小说和最杰出的影片更使他们心**神驰。这就是非虚构的特殊力量。在条件成熟时，我是否也该进行一种搜集、爬梳、阐释“私人通信录”的文学试验呢？
还是来看照片。这已经是一九四八年的照片了。当时张素琴和战友们随军南下，路过泰安时，同战友赵秀芳跑进一家照相馆照了这样一张相（图147）。特别有意思的是她们二人在镜头前摆出了一种正在迈步前行的姿势，这是她们激昂心情的表露，也是大军南下的时代气氛的见证。
一九四九年九月，张素琴随军到达郑州，转到郑州市总工会，分管烟厂方面的群众工作。郑州当时有几十家大小烟厂，她常带领烟厂工人代表与资本家谈判，保障工人权益。这一时期的照片上她常坐在中间，并有工人姐妹亲昵地扶住或搂住她的肩膀，并非偶然。（图148）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王殿文当时到了武汉，在中南行政区新闻出版局工作（图149），张素琴终于也到了武汉，与王殿文汇合，这时候他们才站在一起拍了一张算是填补空白的结婚纪念照（图150）。除了头上的八角帽外，男方脚上笨重的皮鞋和女方腰束的宽皮带，都具有那一时代的特色。只是那照相馆的背景图画，还软绵绵地没有跟上时代的趟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