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沟通（第1页）

§渴望沟通

几年前，我骑自行车到远郊去散心，当我骑累了，在公路边歇息时，无意中在草丛中发现了一块小碑。严格来说，那还算不上是一块碑，它只不过是一块不甚规则的长方形石片，碑面体积同一本三十二开的书相仿，上头用焦油歪歪扭扭地写着：“筑路工王进福牺牲在此。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我蹲到它的面前，拨开杂草，望了它好久，反复地读着上头的字。我估计这是与王进福相好的工人立的。这碑下不会有王进福的遗体。它只不过指明着王进福终止他一生的地点和时间。我试了试那小碑的稳固性，发现它只不过是插在并不瓷实的土中，使劲一拔，肯定就能把它拔出来。然而它竟并没有被人拔去，甚至除了我也还没有别的路人发现过它。我让拨开的杂草恢复自然状态，于是杂草便又几乎掩没了它。要不是我恰好在那个地方歇脚，并且我起初坐下的地方恰好能望见它的一角，再加上偏我眼尖，它也是不会让我发现的。

骑车离开那个地方以后，我一直在想：这条平原上的公路，修造的过程中该是不会有多少危险的，何以也有筑路工牺牲？那给他立碑的人，仅只是为了寄托对他的哀思，还是有意留下这么一个标志，使我这样的偶然发现者，在惊动中有所领悟呢？

回来以后，我把这事说给亲友们听，有的不相信，认为是我编造的雅趣，有的虽然相信，即以为无甚意义，更有一位判断为是筑路工人互开玩笑的产物，我却始终为这一发现动情，后来还曾约了两位朋友根据记忆去沿路寻找，谁知怎么也找不到了，为此至今我心里还怅然不止。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寓意深邃的哲理语言。其实人生在世，大凡都走着已经开出的路。世上三百六十行中，有一行是专为别的人开路的。在世上所有的路中，大概公路是最多，也最与人们相关的了。我家阳台下面，便是公路，但我站在阳台上时，所注目的，所欣赏，所慨叹的，往往只是对面的塔楼、远处的树叶、穿梭的车辆、人行道上的垂柳和花坛，公路本身，往往被忽略。路，实在是太平凡，太单调了。在发现王进福小碑之后，我才开始注意起路来。以往每当路过正在铺沥青修路的场所，我总本能地掩着鼻子，快步或快蹬而过，心里还不免埋怨他们污染空气。后来我就能驻足或停车注视上一阵了。修路的工人即使在烈日当空的正午，也穿着厚厚的石棉服，头上戴着脑后有遮罩的石棉帽，在那里铺敷沥青，也有的离化油锅远些，则赤膊上阵，块块肌肉都臌胀着，将所积蓄的力，无保留地倾注到路上。我便想到了王进福。最平常的一段公路上，其实也凝聚着王进福式人物的精血。而其实一条路的筑成，还需有人踏勘，有人设计，有人组织施工，有人在造成后管理和保养。路的生命，是由无数人的生命组合而成的。

也曾发过奇想，到有关筑路的部门，去查阅花名册，找到王进福所曾在的班组，找到他的亲属，并征集到有关他的相片。但确实太麻烦了，并且即使找到，相信在相片方面也不会有多么大的收获。奇想往往只是过眼烟云，联想就不然了。联想是奇妙的曲线，执拗地联想下去，常可有意外的切实的收获。由王进福的碑，我一路联想下去，便想到了一位把一生都献给了公路事业的老工程师。而想到他，中间的链节之一，是一位编辑。

前两天还收到一家杂志的约稿信，请我为《我和编辑》栏写篇文章。那是很有得可写的。我之走上写作道路，端赖编辑帮助，并且我自己也当过编辑。

记得是一个傍晚，下着小雨，有人敲我家的门，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瘦瘦的青年，两只眼睛很大，衣着很朴素，他打着一把桐油雨伞，雨丝在伞顶上敲出淅沥的声音，屋内的灯光，照出那伞的暗红色，伞发出一种不大好闻的桐油味道，我望着他，他望着我，双方都很惊异。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夏天，二十八年前了。

来人称是广播电台的编辑，使我受宠若惊。

我那一年十七岁，还在上中学。来人大约原以为我会大一些，至少已是个在职干部。他是看了我在报纸上发表的两首小诗，而专程来约我为他们的节目编广播剧的。

那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同一位编辑接触。

在他的帮助下，我编了几个小小的广播剧，都被采用播出了。当时临近中学毕业，我投考北大中文系的呼声很高。我已在报纸上发表过一点文章，又有广播剧在电台播出，人们都以为我进入北大不成问题。但我最后竟未能考取北大，是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录取了我。我虽说去报了到，心里很别扭。我躲着亲友熟人，也不想再搞什么业余创作。

也是一个傍晚，夕阳金红，那位编辑到学校找我来了，他见到我就说：“我原来的志愿，就是上师范，当老师哩。”一句话提起了我的神来。我答应继续给他们搞广播剧。

就这样，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后来他也不一定是来约稿，我也不一定是为了编广播剧，时不时地来往一下，再后来我们之间简直没有什么稿件关系可言，我们的交往或许算得上是朋友吧。但我深知要以严格意义的朋友而言，我其实还算不上他的朋友，充其量不过是个熟人而已。他的真正的朋友，都不是我这种入了名利场的俗物。

他的真朋友之一，便是一位比他差不多大三十岁的公路专家。他们的友谊，始于五十年代。一九五六年春天，召开过一次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当时先进生产者的概念，是非常宽泛的，不仅包括工农兵，也包括知识分子和党政干部，我找到了一份当年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主席团名单，名单里这样一些名字最令人无比感慨：吴晗、林枫、张之霖、舒舍予。在开过那次盛会的十多年后，他们惨死于“文革”之中。“十年风水流年转”，难道真有那么个规律？而名单中也有命运相对稳定的人，比如我要写的这位齐树椿。他一九〇九年出生于河北蠡县，一九二七年毕业于天津国立北洋工学院土木系，从此他就开始了筑路生涯，即使在“文革”中，他也只靠边了不算长的时间。一九七二年，齐总（这是自一九六四年他就任交通部第一公路设计院总工程师后，人们对他的赞称）才退到二线，任设计院顾问和院史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八六年他已七十七岁，这年夏天他退休并将院史工作移交完毕。从此他开始利用自己和别人修好的路各处旅游。

找到了一本一九五六年第九期的《新观察》杂志。封面是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位正在冰川峡谷进行公路勘测的工程师形象（图131）。作画者是已故的名画家董希文。画上所画的人物，正是齐树椿。董希文后来的遭际很不妙。他那幅《开国大典》的油画最早是根据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的实际情况画的，但后来不得不一会儿涂掉这一位，改成那一位，一会儿又涂掉那一位，改成再一位，最后又恢复上不该涂掉的。世上画家，被折腾得厉害的恐怕以他为最。据齐树椿回忆，为及时配合《新观察》的头条通讯《雪山冰川上的探路人——记全国交通先进生产者齐树椿工程师》，董希文特意访问了他，并当场为他画像，本来搞幅钢笔或水粉画也就行了，但董希文还是画成了一幅油画，并及时提供给了《新观察》杂志。《新观察》上的通讯写得很长，文笔相当活泼，却只谦逊地署着“本刊记者”字样。当时的时代气氛，确实是对与会的先进人物充满了由衷的敬佩。

电台的那位编辑，便是在那时候结识齐树椿工程师的。齐树椿当时已经四十七岁，而那位编辑还不到二十岁。其实后者当时还并不是编辑，只是个高中毕业生。他去听了齐树椿的一次报告。据他现在回忆，齐总并没有什么口才，讲得很平实，会场气氛也并不热烈活跃，但不知怎么的，在几个他所听过的报告中，偏齐总的报告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怎么个深？报告的内容早已忘光，留下的齐总的神态，至今仿佛还可触摸——那是一个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人，一个渴望着与别人沟通的人。

后来团市委又组织了个小型座谈会，崇敬齐树椿的年轻人又去了。散会后，他走过去同齐总交谈，谈的什么也早已忘光，但齐总那种绝非敷衍应付的认真的神情，又一次给他心灵以冲击。于是他就去齐总家里进行了拜访。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粗粗一看绝无特色。不过，眼细心细的年轻人很快便发现了屋角的一套东西：胶鞋、卷尺、长过一尺的大型手电筒、草帽、行军壶……齐总的爱人告诉他：“就不让收起来，说是随时准备着上路。”

他进屋时，发现齐总正一个人坐在床边，玩一种独自消遣的扑克牌游戏——经过多年交往以后，他知道那是齐总唯一的娱乐方式。

他们随便交谈起来。年轻人问齐总：“您说我考大学，报什么专业好呢？”齐总直率地说：“你也来修路吧。有关的专业不算少哩。”年轻人便告诉他，自己选择的是文科。“那你就报师范。”齐总热情地鼓励他说，“当老师，也是修路。给下一代修心里头的路。”

于是年轻人在报考大学时填下了一溜师范专业的志愿。有的老师和同学对他很不理解，为之叹息，因为他们觉得他功课非常之好，实力雄厚，报考师范未免屈才。

但年轻人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电影评论文章，在一次评奖活动中获了奖，引起了电影学院的注意。他们来找他，发现他艺术感觉很好，于是动员他去报考电影学院导演系，他去应考，竟考取了。记得上表演课头一回做小品，同学吴贻弓拉他搭档，吴扮演一位记者，请他扮演一位被采访的先进生产者，他毫不费力地进入了角色，因为他心中有个现成的齐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