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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门之后
一个细雨霏霏的傍晚，来了个文静的姑娘访我。她自称是攻读计算机软件专业的大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
“我能给你一点什么帮助呢？”
我望着她。她坐在沙发上，姿态优雅而不做作，服饰新潮而不扎眼。我心想有关计算机软件一类的事本人可是一窍不通、爱莫能助。
“也许我能给您一点帮助呢！”
她浅浅地微笑着，让我吃了一惊。
原来，她是读了《收获》上的《私人照相簿》，觉得可以给我提供一些照片，供我写一篇新的文章。我自然非常感激。“不过，我搞这么个专栏，究竟有没有价值，还很难说……”嘴里这么说着，心里却在揣测她的动机。
“我完全不想从您的创作里得到什么好处。而且直到现在我也还没有跟家里的人说。说不定您的文章出来对我们还有坏处。不过我模模糊糊地从您已经发表出来的东西里感觉到，您的尝试是值得支持的……您写的不是小说，也算不上报告文学，也不像标准的散文……”
我感动了。一个搞电子技术的人使用“模模糊糊”这个语汇可非同一般。据说模糊数学实质上是最精确的数学，又据说模糊数学是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基础理论之一。确认事物的模糊性恰恰是精微界定事物性质的前提。
“您能给我提供些什么照片呢？”
她呷了一口茶，依旧浅浅地微笑着。她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闲闲引出地说：“您知道张之洞吗？”
张之洞？我怎么会不知道！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
“八年前，我十五岁的时候，才知道我是他的第五代传人。”
我望着她发愣。我实在难以把眼前这位焕发着时代朝气的计算机学士（图34）与顶戴花翎、朝服袍褂的张之洞联系到一起。我记得在一本历史图片集里看到过张之洞正襟危坐的照片。
“你家还有张之洞的照片吗？”
“可以找一找。不过连我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人真是个怪东西，他身上总流着一份祖宗的血。其实那个名叫张之洞的人和我有什么相干？我大学学的是理工，连写得有他名字的中国近代史也没有去看。”
“《辞海》上有他专门一条。你没查过吗？”
这位身上循环着张之洞（图35）十六分之一血脉的姑娘歪歪嘴角，“没查过。早该查查，对吗？可是太忙，有太多的事要干，太多的东西要读，就没有查。”
我为她遗憾。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她应当立即补上这一课。我从书架上搬下《辞海》合订本，查到1086页，与她共读：
张之洞（1837—1909）清末洋务派首领。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同治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由山西巡抚升两广总督，起用冯子材，在广西边境击败法军。一八八九年调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和湖北枪炮厂，设立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筹办庐汉铁路，与李鸿章争夺权势。一八九八年发表《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以维护封建伦理纲常，反对戊戌变法。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在帝国主义策划下，参与东南互保，镇压两湖反洋教斗争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一九〇七年调任军机大臣，掌管学部，有《张文襄公全集》。
读完以后我感到颇难消化。这位在世七十二年的人物自中年以后可谓轰轰烈烈、炙手可热。我脑海中卷涌的意识流里出现了前些天一位刚刚离休的老干部的面影，并响起了他用痰音发出的宣称：“我这就开始写一篇大文章，为‘洋务派’们翻案！”又浮现出某一本油墨尚香的杂志里同一页上跳出的字眼：“中体中用”，“西体西用”，“西体中用”……并且忽然冒出来王蒙诡秘的微笑，这是怎么搞的？！啊，对了，王蒙也是河北南皮县人氏……
我望望来访的姑娘，她只是耸耸肩膀，面部表情依然沉静。（图36）
今人不见古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一个月光如水的夜晚，她又来找我，带来了一厚摞陈旧的照相簿。
她没能在她家找到张之洞的照片。她的曾祖父不是张之洞的长子，从张之洞那里继承下来的东西本来不会太多，更何况历史潮流的冲刷筛汰是那样地猛烈，因而她家的旧照片所存有限。她也没找到家谱，并且她家起码在几十年前就散失了《张文襄公全集》，也没有后来铅印出版的《劝学篇》或《书目答问》。她刚刚知道经常被人们提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著名主张是由她家高祖提出的。
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从她所带来的私人照相簿里，我们还是能看到一部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连续性痕迹。
现在我们来看一张与世纪同龄的照片（图37）。照片上是张之洞的一位儿媳同他的两个孙子。张之洞的儿媳数目当然大大超过儿子的数目，照片上的这位媳妇据说是他儿子张焌的原配。照片上的三双眼睛都紧张地盯着镜头，这说明虽是在主张“西学为用”的张之洞家里，拍照片这类“奇技**巧”也还属罕见。值得注意的是照片右上角呈现出墙上条幅中最后一个字：“禅”。在那个西方文化开始粗暴地撞击中国固有文化的岁月里，几乎所有的官僚和文士都在迷惘惶悚中更紧紧地拥抱着所谓“禅理”，以求得内心的平衡。有趣的是当西方文化本身渐次陷入危机时，不少西方人士却又惊喜交加地从中国禅宗的“见性开悟”中找到了“西方的黎明”。张之洞以后的时代，便是中西方文化“双向逆流”方兴未艾的时代。不过，中国长期是“入超状态”。
一九〇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光绪皇帝“殡天”，患恶性痢疾的慈禧太后在前两天已安排好只有两岁的溥仪登基继位，在得知光绪确实死于自己之前这一信息后，才咽下了她最后一口气。张之洞本是可以在溥仪一朝继续擅权的，但一九〇九年他也一病而亡。“树倒猢狲散”，张之洞的钟鸣鼎食之家瓦解了。现在我们得到的私人照相簿属于他众多儿子中张焌这一支。把张焌的遗像（图38）同张之洞的遗像对照，我们可以看出父子两人面貌酷肖。但张焌的洋装与张之洞的官服却划分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
据说张焌也曾厕身官场。这多半是张之洞的苦心安排。张焌一度当过山东监运使，又当过湖南税务局局长，都是美差。但同许多名门世家的子弟一样，他却渐渐生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政治、鄙弃官场的心理。凭藉着张之洞在世时所提供的当时最好的学习条件，他“中学”、“西学”均有较高水平，于是他后来成为了复旦大学的教授。
这是不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政治家的后代中倒是厌倦乃至厌恶政治的子女更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