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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人传奇

一九七三年初秋的一天，台北刚下过一场雨。住在板桥大观路一号的梁秀娟女士忙碌了一天，精神有些疲惫。她坐在前厅的沙发椅上，等着丈夫白莲丞先生到前院取报纸回来。

小小的院落里，雨水把花木冲洗得更加翠绿明艳。白先生不经意地走向栅栏门后的信箱，顺手把报纸抽了出来。忽然，一低头之间，他发现地上斜躺着一封信。信封已被地上的雨水浸湿了。他赶忙弯腰拾起了那封信。信是他抽报纸时掉下的呢，还是邮差没有对准信箱口，粗心所致呢？他也顾不得细想，便回到了屋中。

那封信寄自香港，是写给梁秀娟女士的。梁女士不经意地接过信，不经意地撕开了封口，从信封里掉出了一张相片，还有窄窄的一个纸条。梁女士刚朝那相片瞥上一眼，便禁不住全身一震。正在一旁翻报纸的白先生忽然听到一阵悲喜交集的呜咽声，他抬眼一看，夫人已然泪流满面，举着相片的手不住微微抖动。

现在我们将这张相片（图20）公布出来。大陆上的读者们对这类“前排坐、后排站”的“公式化”相片可谓司空见惯。但就是这张相片，引出了海峡那边的满掬热泪与苦苦思念。这张照片也成为一个契机，导致了一个伶人家庭的奇特遇合。

照片上的老太太叫梁花侬。她父亲是晚清在庆乐剧场拉“官中胡琴”的穷艺人。后来潦倒得只能到前台去当个茶房。有一回剧场掌柜的当众奚落他“穷得叮当响”，他便直起腰，自豪地说：“我家有三男二女，赛过无价之宝！”掌柜的是个“绝户”，顿时语塞。梁花侬其实并非这位穷琴师亲生，她是老爷子从瓦砾堆里捡回家中来的。后来，梁家的三个男孩都送往富连成科班学戏，两个女孩都送到了崇雅坤社。梁花侬刚人科时学老旦，后又改丑行。她比较拿手的剧目有旗装戏《送亲演礼》（戴眼镜和“仔儿表”）、《探亲家》、《盗魂铃》、《五花洞》等。

在照相术传入中国以后，京剧艺人是最早接受这一新鲜事物的。“同光十三绝”之一的谭鑫培不仅照了大量的便装照和戏装照，他还挺身成了中国最早的电影演员——一九〇五年琉璃厂丰泰照相馆为他拍摄了《定军山》中的舞刀动作，后来这部“活动照相”还曾在当年大观楼戏院公映过。现在也已进入晚年的名净袁世海在他的回忆录《艺海无涯》中特别提到：“我常去的照相馆是大李纱帽胡同容丽照相馆和廊房头条的荣丰照相馆……我每逢年假，都去将演过的角色照下来作为纪念，将一些喜欢而又没演过的角色也勾上脸，穿好衣服，随心所欲的摆个姿势拍下来。我感到这其中有着无限乐趣。”什么乐趣？他没有细说。其实拍照和玩赏照片，特别是化妆拍照和对着梦境般的照片遐想，这里面很有值得挖掘的社会学、心理学的内容。

梁花侬所专攻的女丑一行，成功者寥寥。与她同时代有个艺名“一斗丑”的女丑，算是最叫得响的了，但时过境迁，并未能如“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那样获得永久的声誉。因此梁花侬很早便将心血倾注到子女身上，尤其是倾注到女儿梁秀娟身上。她在从小培养梁秀娟成为一个优秀的青衣兼花旦的同时，也就不断地领她去拍照。

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二张照片便是梁花侬领着梁秀娟到当年北京前门外观音寺红中摄影社所摄的便装照（图21）。那大约是民国十九年，秀娟刚刚十一岁。她已由李玉龙老师开蒙，学会了青衣戏《朱砂痣》、《奇双会》；又由张彩林老师开蒙，学会了花旦戏《鸿鸾禧》、《铁弓缘》；该年农历五月十八关圣爷诞辰，她在关帝庙容纳千人的大礼堂中，酬神演出了《朱砂痣》，这是她生平头一回登台演出。不消说这张照片对她有着重大的纪念意义。不知如今台北大观路住宅中她的私人照相簿，还有没有这张能唤起她无限回忆的照片？

在《私人照相簿》的头篇《影子大叔》发表后，我便接到读者来信，建议今后这个栏目里尽量多登照片，减少文字，“因为一组连续性的照片，只要编排得宜，足能勾勒出令人品味的人生，并富于文学意味”。我是极乐于接受并履行他的建议的。但落实起来的确难乎其难。前些天我儿子整天唉声叹气，急得团团转。为什么？因为他还没有搞到今年发行的“虎票”。自一九八〇年起，邮电部开始逐年发行“生肖票”，自该年的“庚申猴”起，到如今已发行了“辛酉鸡”、“壬戌狗”、“癸亥猪”、“甲子鼠”、“乙丑牛”和“丙寅虎”。要坚持攒到一九九一年，历经十二年，方能将一套“生肖票”攒全。难度真够大的。没有耐性，兴趣转移，固然不可能攒全这套邮票；就是有心搜集而一时错过机会，也很可能不成系列。集邮如此，集照片也是如此。多少父母立下誓愿，每年生日一定要为自己的宝宝拍下一张纪念照，但能坚持到十五六岁的实在不多，因为即使是在最太平的年月里，人事也常有不可捉摸之处，最善良的愿望也可能烟消于匆促忙乱之中。更不消说还有战乱和社会动**，使人们对本已积攒成系列的照片实行自我淘汰，或被外力全数毁灭。

言归正传。上述梁秀娟在红中摄影社所摄的相片，大体上还是“梁家有女初养成，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味道，后来的相片，却都浸透着另外的人生滋味了。这里展示给读者的第三张照片，大约是梁秀娟十三岁时饰演《拾玉镯》中之孙玉姣的戏装照（图22）。

请注意她脚下踩着跷。所谓“跷”就是假的小脚（“硬跷”用木头制成，“软跷”用布纳成），当年科班里训练花旦、武旦、刀马旦，踩跷是重要的一课。梅兰芳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中回忆说：“我记得幼年练功……冬天在冰地里，踩着跷，打把子，跑圆场，起先一不留神，就摔跤。可是踩着跷在冰上跑惯，不踩跷到了台上，就觉得轻松容易，凡事必须先难后易，方能苦尽甘来。”踩跷作为一种基本功的训练方式似乎好处颇多，但随着时代审美趣味的变化，女人的小脚不仅不成其为美，反成了惹人恶心的丑之最，踩跷在舞台演出中也便日趋减少。梅先生告诉我们：“我家从先祖起就首倡花旦不踩跷，改穿彩鞋。我父亲演花旦戏，也不踩跷。到了我这一辈，虽然练习过有二三年的跷功，我在台上可始终没有踩跷表演过的。”但踩跷在舞台上的完全绝迹，那已是五十年代后期的事。梁秀娟当年学戏和登台时都还要踩跷。如果今年已经六十七岁的梁秀娟能看到我们印在这里的半个多世纪前她自己的戏装照，想必无数的往事会涌回她的心头。她也许会为自己那永驻于红氍毹上的烂漫青春而无限神往；但同时她也可能不禁为加诸一个十三岁女孩身上的近乎残酷的训练而扼腕叹息。当年母亲让她在泼水成冰的院子里踩跷，一踩就是一整天！而母亲所请来的名武旦“九阵风”阎岚秋，把手教她时也是容不得她丝毫懈怠的，为掌握《梁红玉》中的击鼓技巧，阎老师硬是天天让她来回来去地击鼓，直敲得她手腕子肿得通红，敲出半年开外，这才点头承认她敲得上谱。

一九三三年，梁花侬自组了梁剧团，成员有五十多人，秀娟是旦角台柱。梁剧团首演于华乐戏院，秀娟贴出《盘丝洞》和全本《金山寺》。在保留至今的一张《盘丝洞》戏装照（图23）上，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仅只十四五岁的女伶面容上已失去了天真和稚气，在“一赶二”乃至“一赶三”的走马灯式的职业演出生涯中，她已开始尝到人生那更艰辛更复杂的滋味。

一九三四年，梁秀娟十五岁时为“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正式收为徒弟，我们从第五张戏装照上看到了尚派名剧《汉明妃》中的王昭君形象（图24）。

秀娟的这张留影，是否颇得尚先生之神韵呢？这以后的三年是梁秀娟舞台生涯的黄金时期。她戏路很广。除演旦角外，她还随丁永利学会了昆曲武生戏《林冲夜奔》，据说她饰演的林冲不仅英气逼人、嗓音嘹亮，而且其中的飞脚、片腿、大卧鱼三个身段能够一气呵成，引得台下戏迷们连连喝彩。一九三五年她以十六岁的芳龄在上海黄金大戏院作新春公演，从正月初一开始，连演两个月，名老生麒麟童（周信芳）竟甘心挂二牌陪她同台演出。但梁秀娟在舞台上的黄金时期是短暂的。世上绝大多数人在事业上的黄金时期都是短暂的。一九三八年她十九岁时嫁给了一家洋行的经理白莲丞。婚前她在长安大戏院贴演了《汉明妃》和全本《玉堂春》，观众哪里知道，这实际上便是她的告别演出。

人在一生中总有自己的秘密。而个人秘密之中，往往也融解着所处时代、所处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习尚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一九八三年，六十四岁的梁秀娟在台北编写出版了印制十分精美的《手眼身法步——国剧旦角基本动作》一书，书中有一千余幅清晰生动的相片和数目大体相同的示意图，售价昂至每册四十美元。像如此详尽、精美的京剧基本功分解记录的科研、教学资料，大陆上尚未见出版。该书并附有她本人的《戏剧生活年表》，该年表称：“民国廿八年，二十岁，白先生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秀娟一度受累，和婆婆被抓进北平宪兵机关，在牢里禁闭讯问了四个多月。获释后，为转移日方对秀娟行踪的注意，梁母花侬二度重组梁剧团，先在北平哈尔飞戏院作复出公演，旋用赴河南演出为由，在剧团掩护下，避开日人监视，中途在徐州下车，由两位包头师傅护送，起早回到后方夫家，才算脱险。民国廿九年，二十一岁，长子其麟出生于太原市。民国卅年，二十二岁，秋天，白先生一位李姓同志因公殉难，留下弱妻幼子孤苦无依，秀娟在西安特别为其义演三天，贴出的剧目有《大劈棺》、《花田八错》、《春香闹学》、《梁红玉》，都是重做工的戏，是因这时秀娟已久惯家居生活，突然要唱，才发现嗓子已经没了……”以下的年表中再无营业性演出的记载。从年表中我们继续得知，梁秀娟于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才从西安回到北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在东四牌楼前临时辟的飞机跑道，只身登上飞往南京的军机”，一九四九年先从南京到上海，然后又从上海飞抵台湾“与白先生相聚，定居台北”，后在一九五六年（当时她已三十七岁）到“国立艺专”开始了戏曲教学生涯，两年后任该校国剧科主任，一九六二年后又应聘于“中国文化学院”，一九七二年五十三岁时收如今已蜚声台岛的郭小庄为徒，一九七五年后应华冈艺术学校之聘，担任国剧科主任至今。

但是，我们在一册出版于一九四二年的《立言画刊》中，却可以看到如下的报导：

梁秀娟三部曲：嫁人离婚唱戏

重拾歌衫始末记

坤伶群中又添一支生力军！

·神算子·念良人不禁黯然

……花侬还是那么有丈夫气，不过头发已经有些白了！

……秀娟虽然她是曾经沧桑的少妇，可是她还像以往那么美……

“离婚”这是一件多么怕人的事，何况他们夫妇之间，已有一个爱的结晶，提起往事，她有些黯然失色，昔日的良人，如今二人天各一方，势同陌路，这是人间惨事，她一定感觉到往事难重述的滋味了。

她时常泪沾衣襟

秀娟的那个孩子小名“狗小”，今年已经三岁，轮廓长得特别像他娘，花侬对于她这个外孙较比疼自己的姑娘还疼爱，她有话，这是秀娟的**，秀娟二次唱戏为谁？不是为她这个孩子吗？……“狗小”已经很伶俐的能说会道了！他时常问秀娟：“娘，我爸爸上哪去了？！我找他！”这是一句多么让秀娟难过的话！……为孩子问这话，秀娟勾起往事，她时常泪沾衣襟呢！

将与吴、童一争短长

贾家胡同路东一座红门里，时常能听见鼓板齐奏，引吭高歌：“二八的小佳人懒梳妆……”一类圆润的声调，那是秀娟在溜嗓子呢！由秀娟此点见来，她未来是有唱《戏迷传》、《溪皇庄》一类戏的可能了，秀娟此戏一出，理想中一定会高于吴素秋、童芷苓两位“棉花姑娘”的。梁家母女娘几个这么在戏班找出路，自是中兴可望了！

无聊记者披露的这些仅供当年看客消遣消闲的情况，在梁秀娟晚年自撰的《戏剧生活年表》中竟避讳得不见丝毫痕迹。当然也不能“天衣无缝”，《年表》中从“民国卅年”一条（前面已引）直接跳到了“民国卅三年，二十五岁，次子其龙出世于西安”，其间明显地留下了空白。之所以避讳，恐怕主要还不是有一段婚变史，而是因为在敌伪治下的北平登了台。其实作为唱戏糊口的普通伶人，这也实在算不上什么问题。同一期的《立言画刊》上，便有马连良《借东风》的剧照，尚小云亲自编导《一粒金丹》的消息，以及“侯玉兰首演别姬”、“谭元寿改文武老生”之类的“花絮”。最近我读了袁世海的《艺海无涯》，更深知当年一般伶人在铁蹄下谋生的酸辛。在国难中，梅兰芳先生“蓄发明志”，程砚秋先生“躬耕农圃”，固然是他们高风亮节的体现，但他们的名望和积蓄达到了一定程度，恐怕也是功德得以圆满的保障之一。梁秀娟女士这样编撰自己的《年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如我自己，在为出版社之类的部门撰写自己的“小传”时，不是也常将我在“文革”后期发表过作品（自然是打上当时政治烙印的）这一点，加以避讳吗？

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心理，还是整个人类都有的弱点？——总是在事过之后避讳自己的缺点与错误，隐匿或销毁自己以往的某些照片、日记与信件，即使是晚年写自传，也尽可能不仅“为贤者讳”还为自己讳，甚而在明知是错了之后，还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对的，一直发展到强行改变是非标准，以满足自己“一贯正确”的心理欲望。我隐约感到这便是世上许多罪恶的根源之一。我想到这里才突然意识到，卢梭撰写《忏悔录》是为人类开创了多么伟大的一个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