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郁金香关于海外奇谈的随想（第1页）

§蓝郁金香——关于“海外奇谈”的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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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巴黎街头花摊，想买一束鲜花，好在拜访荷兰电影大师伊文斯时，作为见面礼。一眼看见了大瓷瓶中的郁金香，郁金香的故乡正是荷兰，持赠伊文斯最恰当不过；然而俯身细看花价，便不禁顿感囊中羞涩——特别是那蓝色的郁金香，可购一束石竹花或鸢尾花的法郎，仅能换它一枝。稍有犹豫之后，我还是把全部购花预算落实在了一朵蓝得明目爽心的郁金香上……

伊文斯一生主要从事纪录影片的创作，他的早期作品如《雨》、《桥》等，都属于先锋派的结构，他创作出了一种纯粹的镜头语言，对于那一时期的电影发展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并长久地影响着后来世界电影的发展；看起来，伊文斯当时是个刻意于形式创新的先锋派艺术家，似乎属“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流，实际上，正是那种刻意求形式之新的锐进精神，使他和许多同类艺术家一样，与当时西方的主流文化发生激烈冲突，这就导致了他们政治上左倾，这种“左倾”的政治**又大大促进了他们的艺术创新，从而构成他们波澜壮阔、诡异多彩的一生。

伊文斯在20世纪30年代与海明威、白求恩等人一样，亲赴西班牙参加共和军与佛朗哥独裁政权做殊死斗争；40年代更积极投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伊文斯同白求恩都到达中国，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边，伊文斯用他的摄影机，白求恩用他的手术刀，谱写出了动人的国际主义篇章；50年代后，伊文斯投身于当时兴旺发达的社会主义阵营，拍摄了大量左翼影片，力图将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相展现给西方观众；60年代后，伊文斯倾心于毛泽东思想，面对令西方人瞠目结舌的“文革”，他仍力图拍摄出既保持他个人风格又梳理出事件逻辑的新作；80年代后，他以老弱之身，仍多次到中国访问，并一直筹划着新的片子……尽管伊文斯如此“左倾”和亲华，在西方即使政治上最“右倾”的人士眼中，他仍是一代电影大师，他在纪录性影片中的先锋派艺术风格，仍被不管是哪一种政治倾向的艺术家们所尊崇；而尽管伊文斯的艺术主张实质上与我们所尊崇、奉行的艺术理论有着明显的差异，我们仍不得不承认他不仅是我们至死不渝的国际佳友，也是启迪我们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一块美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何况“他山之玉”，当更可助我们碾璧琢玉。

那回在伊文斯巴黎寓所，得到他和夫人罗丽丹的热情款待后，没多久伊文斯竟然谢世；那朵蓝色的郁金香，却似乎并没有凋谢，仍艳丽地绽放于我的心中。

我愿自己以开放的胸怀，从本世纪以来的西方哲人、学者、作家和艺术家的石、玉之中，获得蓝色郁金香般的触动与启迪。

2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说：“自由是人类避免不了的特点。自由是权利，也是责任；自由非常危险，也非常伟大。”

一位20岁出头的中国青年知道了这段话后，感慨地对我说：“我常常只向往自由的权利，而忘记了自由的责任；只痴迷于自由的伟大，而全然不曾警觉它的危险。”

一位年过花甲的友人，40年前同父母包办的婚姻毅然决裂，曾被报纸称为“敢于冲破封建枷锁、争取恋爱自由的新女性”。然而10年前，她又同那“自由恋爱”而结合的丈夫断然离婚，我问她：“你为何同自由分离？”她说：“自由是争取权利也是放弃权利，自由是恪守义务也是解除义务。”

我想补充说：“自由也许是权利和义务之间的桥梁。桥梁永远不是目的地。”

3

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1979）是犹太裔的德国人，20世纪30年代成为所谓“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1960年发表了《单面人：先进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的研究》一书，在这本书里，他认为：“在当代，科技的控制和操纵，仿佛正是理性的具体显现，对所有的社会群体及利益都有利——这种情形如此之甚，凡相违则显得无理性，而一切反抗皆不可能。”因而，“一种舒适的、平顺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弥漫在先进工业社会中；这正是科技进步的一个表征”。他认为这种情况使人们都变成了“单面人”，即眼中只有现存世界的人，心中只充斥着“满足意识”，他希望人们能从这种状态中突破出来，形成“忧患意识”，从而成为“双面人”。

当我们面对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不得不为自身的发展加以引进和运用时，我们可曾有过必要的形而上思考？不管马尔库塞的观点有多少我们不能苟同之处，他那关于警惕成为“单面人”的呼号，那针对当代西方工业社会所发生的树立“忧患意识”的忠告，当能促使我们做出必要的思考。

4

1975年起流亡西方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说：“人不能没有感情。但当感情本身变成了某种价值、衡量是非的标准，或是开释某些行为的借口时，就非常危险。”又说：“情感超越了理性时，理解和宽容都失却意义。”

我们可以不喜欢他的诸如《为了告别的聚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成本的书，然而不可忽略他的存在，我们也不能只记住他说过“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那样的名句，对上述两段话，我们亦可加以玩味。

“人不能没有感情”，“不能”两个字是关键。不能“没有”，而又不能让这个“有”变成任意驰骋的野马，这就必须学会驾驭。

人不能没有感情，人必须能够控制感情。“道是无情却有情”，当是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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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Ezra　Pond，1885—1972）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堕落为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员，战后被判处徒刑，1958年才获准侨居意大利。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显然，如果我们真的要认识任何事物，我们就必须先准确地知道大量相关的细节。”

庞德政治上的堕落，是否是因为只重“大量相关的细节”而忽视了把握事物的本质，当可研究。倘若一个人总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或总是“远远一望”便“计上心头”，那他们倒不如听听庞德的建议。倘若一个人只是看重浮面的细节而忽视透视事物的内里，从而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那么，他越是“知道大量相关的细节”，哪怕知道得很“准确”，终究也还是可能栽跟斗。

6

英国大雕塑家亨利·摩尔（Henry　Moore，1898—1986）的雕塑作品，近年来多次被我国文艺性刊物介绍，他的艺术风格对我国年轻一代雕塑家的影响，已远远超过较为古典的法国雕塑家罗丹（Auguste　Rodin，1840-1917）。亨利·摩尔并非纯粹的抽象派造型艺术家，他曾说：“纯粹抽象的雕塑应该是透过像建筑之类的其他艺术来表达较为适当。”他说，他最欣赏那样的雕塑：“传译到石头上的，就我所知，完全是人物，而加诸其上的，是最令人兴奋的概念——人性。”他又说：“一件雕塑必须具有其自身的生命……要令人感觉到他所看见的，是含容着有机的、向外扩张的能量……无论雕或塑，都应给人一股由内而外的力量和不断成长的感受。”

摩尔的这些话，当可成为我们欣赏一大批他那样的艺术家的创作的钥匙。同时，也可使我们不难悟出，为什么时下国内若干模仿西方现代艺术的创作，会那么样地令我们失望——因为它们实在不能“给人一股由内而外的力量和不断成长的感受”。

得摩尔皮毛似易，得摩尔精髓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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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叫保尔·费若本（Paul　Feyerahend）的当代美国学者，著有《反方法》等书，宣扬一切想法都可试试看、做做看，对科学理性权威提出尖锐挑战，因此被英美科学界称为“知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位学者因而向他挑战说：“若一切都可以试，一切理性都可怀疑，为什么你费若本不从50层楼的高窗跳下去？”费若本则答辩道：“虽然我知道‘从高楼跳下会死’的说法可能是‘谣言’，但我登到50层楼走到高窗前时会有‘害怕’的心理，这‘害怕’的心理将阻止我往下面跳。这‘害怕’或许是训练而成的，或许是与生俱来的，但绝对不是源于什么科学哲学的理论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