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露珠（第10页）
“都喜欢我。”
“那么为什么离婚呢？”
“妈妈不回家了。”
“黄毛，你爸爸好不好？”
“好。”
“黄毛你怎么悄悄地来了，也不通知我一声。你要是通知我的话，我准保会给你买一辆大的遥控汽车，声控小鸟也不错。”
“我不要，爸爸叫我不要拿别人的东西。我上次拿了人家一枚五角硬币，爸爸把我打得半死。”
“我给你也不要？”
“不要。爸爸把我的玩具都搬来了。但愿不要再搬家了，我搬烦了，老搬家。”孩子的脸上现出大人一样的深思熟虑。
想到黄日望带着孩子一次一次地占据女人与他同居的屋子，我一气之下，把水壶砸到墙上。黄毛吓了一跳，脸色紧张地站起来，旋即又蹲下，用脚不安地碾动满地碎叶。
面对着孩子，我心中盘盘旋旋地有些糊涂，要做的事仿佛不很明朗。但我清楚地知道一点。经历了许多的事，我不应该再计较什么。但是不计较的契机在哪里？用哪把钥匙打开这扇门？
黄毛从屋里搬来两把小竹凳子。我坐下来的时候，墙面上被水泼湿的地方已经干了。菜地里响起令人安心的虫鸣声。
黄毛渐渐地靠拢我，渐渐地把头靠在我的膝盖上，我的腿上一阵麻痒。小鬼头察觉了我的情绪，依恋而讨好地说：
“阿姨，黄毛唱首歌给你听听。”
唱完了又说：“黄毛给阿姨讲故事。”
黄毛的聪明是直刺人心的，他还没有学会掩饰聪明，所以他的聪明里头有了些辛酸的成分。看见了他的聪明，我仿佛看见黄日望最初的聪明是怎样形成的。这父子两个的聪明是一脉相承的。
讲完了故事又说：“阿姨不会叫黄毛滚出房子吧？”
我肯定地告诉他非但不会，而且我还要把房子过户给黄毛住，给他找一个保姆。
“找一个漂亮点的。”黄毛说：“最好像你这样的。像我妈也不错，我妈走路很好看。”
“谁说你妈走路好看？”
“黄日望说的。”黄毛说。
“你看看阿姨走路好看吗？”
我从竹凳上优雅地站起，绕着院子一波三折地、摇曳多姿地走起猫步。黄毛也跟着我走，他可笑的童真在初夏的傍晚里显得特别温馨，特别引人遐思。
我们在一起谈论男人。原因也就是陆行离开了我，我又离开了黄日望。女人谈论男人与男人谈论女人一样，也充满了虚荣和不安全感。只是女人更容易以弱者的身份取得一致。示弱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我们把男人的天性看成对女人的侵犯。当我们都无法改变此种看法时，就轻松地转变了话题，谈起每个人猎获男人的经历。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是在黄日望的“金斯曼演示酒吧。”李佳梅不在，她的那个人带着妻子出国去了，李佳梅随后也跟着去了。可以想象，她这趟旅游是充满荒诞色彩的。我们对此都闭口不提，希望阿哥回来看见我们时假装什么也没发生过。
外面下着雨，我们四个人打着牌，喝着葡萄酒，我今天手气不佳，输给圆圆五千块。圆圆收起我的欠条高兴地说下次打猎的费用她请客。夜深了，我们都有些无聊，就开始埋怨打猎时的种种不妥之处：猎场太少，动物少得可怜，那些家养的小兔子退化得跟男人一样。枪的准星不准……是不是应该让我们投资搞一个大的围猎场，就叫“木兰猎场”。
关于围猎的话题结束后，我们再次谈论起男人。你知道，这时候夜已深了，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接近每个人的本质，天又下着雨，软绵绵的潮湿的环境让人的防线一点一点地消蚀了。话题是从李佳梅开始的，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成了失败者，受害的感觉那么强烈，使得我们不再是一群特殊的异类的女人，而是活脱脱几个街巷里弄的普遍妇女。我对陆行的温情脉脉的尊重和怀念，我对黄日望的理解和宽容，就在我们对男人的相互比较中土崩瓦解。一切都不复存在，也只剩下无牵无挂期望左冲右突的“我”。
这时候，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酒吧里一位西装毕挺的男人满脸猥亵地凑上来套近乎。这个男人约摸五十多岁，满身就像刚从油缸里捞起：头发油光锃亮，红光满面，指甲和肥胖的手指也是油亮的。他一开口我就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做什么事的：“各位小姐赏光啦，让我替小姐付账啦。”他付掉账以后又从票夹里拿出四张一百元，一定要我们收下。我们告诉他不要打扰我们，而且我们不收钱。他说：“小姐们的谈话我听到一些啦。小姐们个个长得赛如西施，只要有一个陪陪我说话就行啦。小姐们不要装得跟贵妇人一样啦。那样对大家都不好。”
我们四个人交换了一个眼色。活该这家伙倒霉。我们一齐笑起来。
“先生从什么地方来的？”我问。
“台湾高雄。”他回答。
“先生是经商啦？”
“先生一定赚了很多钱？”我忍住笑问他。
他有些迟疑。
“先生我们去开旅馆吧！”
我们恶作剧地簇拥台湾先生出门打的。这位先生抗议道：“我只要一位小姐就够了，最多二位。”我们马上警告他入乡随俗，大陆上流行这种玩法。他讪笑着说：“好好，强龙不压地头蛇。”
我们找了一家五星级宾馆。现在台湾先生的票夹已经在马莉的手里了，她在账台上一边开了五个房间，一边骂骂咧咧地把不够的钱垫上。并随手把台商空****的票夹塞进垃圾箱里。
我们不容台商有所思想，七手八脚地把他推进一间房间。在门上做好“请勿打扰”的标志。台商已经很激动了，他的激动压倒了恐惧。“小姐们文雅一点，一个一个地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