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露珠（第11页）

但是我们已经说起了别的事。马莉说她的哥被嫂子暴打了一顿，打得鼻青脸肿。圆圆说她的狗“小鬼”生了重感冒，淌鼻涕，不肯吃东西，这二天保姆天天带着它去挂水。

台商不耐烦地催促我们其中一个先脱衣服。

我们中止了谈话。我发现台商刚才被我们一通折腾后，头发凌乱，脸色灰黄，老态毕现了。

“老爷爷，您先脱。”我娇声要求。

他“好好”地应声把衣服脱得只剩内衣裤。

“去洗个澡，拿牙刷把屁股刷干净。”马莉命令道。

“小姐，你们大陆人拿什么刷牙呢？”台商聪明地问。

“我们从不刷牙，大陆人天生好牙齿。”

过了一会儿，台商从卫生间里出来。告诉我们他已经使用了牙刷，当然是刷屁股。我们听后一齐狂笑起来。台商躺到**空等了片刻，哀叫道：“小姐们，你们真是不擅风情，比台湾女人差多了。”

接着他起来穿上衣服，说他今天不想玩了，他已经没有了心情，但是他想与我们谈谈，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年长者的身份。

荒诞的事就这样发生了。这个想与我们做桃色交易的男人十分严肃认真地给我们上了一课。

他说我们几个都很美，但是，因为缺乏女性的柔和，所以男人不会对我们有长久的兴趣。女人要擅于展现风情，风情是轻松的不过分的性感，意在引人注目又不会涉嫌猥亵。他说他现在是作为一个正经男人的目光评价我们。他认为我们的风情只在初级阶段，像刚刚发育的女孩。成熟的风情在脸上，在眼睛里，在举手投足之间，而不在屁股上。他批评我们的脸缺乏生气，表情僵硬。要么就是太过放纵，而我们的走路姿势也不对，屁股扭得毫无章法，像位粗劣的小女孩，有模仿大人之嫌。

请你们之中的一位演示勾引我的方法。他说。

我站起来，冲着他送个媚笑，掀起短裙像孔雀开屏一样展示我的短裤。

我们四个人相继打起了呵欠。台商说你们打呵欠的样子也不对，没有一点高贵之处，在外国，即使一位妓女也很注重自己的行为举止。

我打断他的絮絮叨叨。我说我们大陆女人不会喜欢从台湾过来的人。你知道吧，过去大陆上只有反革命才盼望你们过来变天，当然你们也是反革命。我从小就知道反革命就是**病人。

“小姐，请注意用词！”

马莉说，来，我们跟先生玩玩游戏。

我们把台商推倒在**，按住他的手脚。马莉竖起手掌作刀状，把台商切成四段。马莉练过气功，每切一下，台商就呼一下痛，呼痛过后又乐不可支地哼一声。

我知道我们都有点疯，这种疯狂就像打喷嚏一样，我们把这种疯狂当成无伤大雅的必不可少的消遣。马莉把台商切成四段后，已经是凌晨二点钟了，我们呵欠连天，从台商的房间里鱼贯而出。台商在后面喊道：“小姐，这样子打呵欠不好看啦！”我们没理会他，也没理会他的一番苦心教诲。台商用牙刷刷屁股，证明他智商低下，不足以成为做游戏的对手。

我们呵欠连天地到“金斯曼演示酒吧”的院子里去拿汽车。我们说起黄日望的好处。黄日望从不欺骗人，他想要什么就表现出要什么，从不居高临下地对待女人，从不强加给女人不需要的意志，与女人平等得就像两滴蒸馏水。这个世界上，男人只接受他们认可的女人，对他们认为需要改造的女人满怀敌意，除非你用肉体去化解这种敌意。而黄日望不是这种男人。将来世界大同，一切矛盾消弭之后，只剩下男人与女人的对抗，但对抗的阵营里不包括黄日望。

我们每个人都给黄日望打了个电话，嘱咐他好生睡觉，做个好梦。我对他说的话是：“我爱你。”我关上手机后，感到这个玩笑开得不对劲，别别扭扭地让我预感到未来不太妙。如果我再回到黄日望的身边去，这意味着什么，我十分清楚。

四辆汽车在灯光照耀的寂静的大街上各奔东西。

过了一阵子，黄日望的前妻孤身一人回来了。黄日望到飞机场去接她，又给她安排住处。然后他们就复婚了，听说黄日望什么都没有责怪她，又怕她背上沉重的包袱，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她在她走后的这几年中，他的风流韵事。我知道他们复婚的消息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至少我不用担心我自己了。于是我牵头在饭店里为他们举行了一个小型宴会，除了我们这些人，到场的还有他们双方的家长、亲朋好友。黄日望的妻子不擅谈笑，她很拘谨，眼睛里写满了紧张。她从里到外都给人本分的感觉。她紧偎着黄日望，既像依靠又像怕黄日望跑掉，当黄日望拉着她向众人举杯的时候，她再三地用眼神向黄日望询问她是不是领会了他的意思。我想也只有这种样子的女人才会给人拐到远方然后又抛弃。我想也只有这种样子的女人才会给黄日望（男人）重新搂回怀里。

最高兴的是黄毛，他几乎不吃东西，只在几张桌子边上窜来窜去，不停地撒欢。他问他母亲说今天是不是比她结婚时还热闹。

这个曾经远离儿子的母亲热泪盈眶地回答：“是。”

瞅了个空子，我抓住黄毛跟他嘴对嘴地亲了一下，我告诉他，今天的宴会是为他举办的。这孩子还沉浸在“结婚”这个词语中，脱口就是一句：“我将来娶你做妻子。”

夏尽秋至。这些日子没有什么波澜。李佳梅回来了，脸上掩不住的沧桑，让我们无法回避，于是在初秋的日子里，我们驱车陪她到黄山疗养了半个月。再以后也没什么好说的，黄日望规规矩矩地陪着妻子过日子。“夏娃俱乐部”在深秋银杏树黄成灿烂一片时破土。由黄日望承包工程，我们几个女人少担不少心思。我对工程充满了热情，每天都给黄日望挂电话。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表明了我终于完全彻底地融进了李佳梅的小圈子。只是我舍不得剪去那一头如波的长发。

“冬至”了。向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冬至”前一天，父亲打电话告诉我，猫咪前一阵子“野”出去了，昨天刚回来，毛发乱糟糟，又脏又瘦，却骄傲地坠着大肚子，看来要生了。父亲问我是不是回去看看猫咪。

我慵懒而果决地回答父亲：“爸，我忙得很。你又不是不知道，过年的时候就是我难过的日子。”

父亲在电话那边沉默一会，又说：“爸爸向你投降。”

我说：“爸你说错了一个字。所以我还是忙得很。”

冬至那天，厂里的工人陆续走光。我理好摊在办公桌上的纸张笔墨，伸了个懒腰，朝窗外扫了一眼，天色好像一下子暗了。今天是“冬至夜”，我应该回家了。

我父亲瘦瘦长长的身形踅进办公室里，乍见之下我吃了一惊。“爸你把我吓死了。”

父亲不动声色地从怀里掏出一张长条宣纸，宣纸上有两个字：招魂。“爸爸来招你的魂。”父亲收起宣纸又说道：“爸爸想了一夜，才发现是用错了一字。爸爸向囡囡投降！”

我大笑：“爸你真坏，你根本不用想一夜的，你眼珠一转，就知道了。”

我们父女俩挽着手走出厂门。一边咕咕哝哝地谈着家长里短鸡毛蒜皮。这种关系真好，让我不再感到世界上充满了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