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如蜕（第3页）

大柳庄的旁边有个徐庄，徐庄和大柳庄隔了一条河，可以说是一衣带水了。徐庄里面有一个不姓徐的下放知青姓岳，姓岳的知青娶了邻近公社姓黄的女知青。小岳小黄都是苏南人，丈夫羸弱妻子懒惰，这样的两个人凑在了一起，除了不断地让日子过得难受外，再也没别的特长。他们自留地里的草长得比麦子还高，奇怪的是他们的孩子却如雨后春笋般繁荣昌盛。小岳对着四个孩子唉声叹气愁眉苦脸的时候，小黄却跨出了改善生活的第一步：和大队书记勾搭上了。这是一桩互不吃亏的交易。书记乐意和女知青浪漫一番，女知青家的口粮和工分却平空地多了起来，有时候还会有一段衣料一只猪腿之类的东西。因而两个男女知青开始打架，从**打到地上，丈夫用尽了力气，气喘吁吁，妻子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四个孩子的哭嚎声就像一群黑夜里的小狼崽。因而妻子一次又一次地上吊，丈夫一次又一次地把她解救下来，两个人就在上吊和被解救过程当中获得了家庭的乐趣。妻子不再上吊，丈夫鼓足精神发誓要让妻子儿女吃饱吃好。丈夫小岳是个老实人，他一定是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才铤而走险地与人合伙偷了一台机器。他把机器卸成零块藏在他家屋后的稻草堆里，准备当成废铜烂铁卖给旧品收购站。

男知青小岳在几场雨过后，偷偷扒开草堆一看，发现铁上生锈了。锈不多，但已经令他有些焦急，他听人说锈会“吃”铁的。于是他冒冒失失地来求父亲了。父亲跟着他到草堆边扒开一看，心中豁然明白这是一台完整的机器。父亲站在草堆边沉吟了许久，走在路上也是边走边想，回到家中就对着窗外出神。而后他准备让机排站吃下这台机器，因为站里也正好需要这种机器。父亲作出这一决定有两个因素，一是同情，二是有利可图。我认为更多的是出于后者，当时流行的一句话为证：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父亲当然不可能只是为了同情而把自己推向犯罪的境地，作为一个国家的销售人员，他知道这种机器只会来源一种地方：国家的大厂。但他还是铤而走险了。他用低价收购了这台机器，而以国家牌价转卖到机排站里。小岳自然是千恩万谢，父亲同时也解决了自身的困境。作为一个男人，我父亲和小岳的处境是一样的，他得养活妻子儿女，我和弟弟正在上学、长个子，而母亲从来没有习惯过真正的农活，作为一个家庭妇女，她尽心尽力抚养我们，帮助丈夫。

不久东窗事发，父亲起先作为知情者被公安机关传讯。我猜想父亲在明白机器的底细后，曾经与小岳有过某种暗示性的约定。父亲是个聪明人，他不可能让小岳说机器的底细，那样的话，他就被动了。那暗示性的约定是必需的自我保护。公安局的人找到我父亲，请他协助调查这件事。如果父亲这时候全部交待清楚，我想他不会为了这件事吃那么多苦头的。但我父亲全然没有坦白的打算，刚硬的脾气发作，拒不交待。他是太看重那个约定了。从这件事过后，我父亲从不相信任何人的口头许诺，哪怕白纸黑字的合同，他也会指着说：

“这种东西，骗骗人而已。做生意的，千万不要让它迷惑。”

父亲在以后除了不相信别人的口头许诺，是不是也会用口头的或纸上的约定去迷惑别人？弟弟极端的幼稚的理想主义，最初的动机是否只是想反叛父亲的人生信条？

知青小岳很快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我父亲被作为同犯判了三年徒刑。小岳漫长的服刑期满后，我父亲已在中学里守大门，度他一生中最轻松的日子。小岳出来后费尽周折地打听出我家的住址，找上门来，未说话就跪于我家的门槛外面，他跪了足足有五分钟。他说来世必定做牛做马报答我父亲。他说得那么斩钉截铁，说明他对今生今世已失去希望，因而不再采取任何实现愿望的行动。

我想，我已经基本上说清楚了弟弟为什么抗拒我父亲的原因，这原因在于他对社会和人生有着顽固的理想化审美倾向。一个人在择定自己的观点时，一定会同时使用两种方式：排斥和吸收。上面我说过，弟弟一步步远离现实世界而囿于他的内心，大柳庄是原因之一，父亲和小岳之间发生的事可以看作是原因之二。他从这上面吸取的东西使他极力抗拒进入商界。商界在他的心目中几乎是丑陋的代名词。弟弟一方面把误差的美好概念存入内心；一方面把无法误差的事物作为禁锢自己的理由，我想这就是弟弟落后于社会的原因。弟弟对商界产生反感，尚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不得不说起父亲的爷爷。

父亲的爷爷本是江南乡下的一个农民，后来他来到上海滩并在这里发家致富，其中的经过和原因已无法知晓。据说他在经商中作用了一些令人反感的手段，因而他很快致富并成为远近闻名的泼皮人物。这种人物我们在古典小说中经常看到，譬如《水浒传》中蒋门神、郑屠户、西门庆之类。在三十五岁那年他果断地了结了与他同居多年，竭尽全力为他周旋的从良娼妓，回到老家去娶了一位健康结实的女人。这个女人不负厚望，一口气让我的老太爷做了八个孩子的父亲。临到五十岁生日的那天还生了个老幺。七十岁时，还是神清气爽，满脸红光。七十一岁和大儿子打官司，她用砖头砸破自己的头，告了大儿子忤逆罪。她在法庭上哭声惊天动地，摄人心神。以至于法官最后把家族的产业管理权从大儿子手中判给她时，不禁松了一口气。我从亲戚的家里看见过我老太爷和太婆的一张合影。老太爷的脸凶横，一只手叉在腰里，一只脚搁在凳子上。我的太婆横眉立目地站在旁边，脸色冰冷。看得出她摹仿着我老太爷的为人处世，两个都是手粗脚大，加之流露无遗的自满嚣张，使整张照片有了一种醒目的粗鄙。老太爷和太婆都是地道的农民，本身在离开家乡时没有劣迹，祖上各代都安安守己，他们是后来才变成了一对令人生畏的人物。听说他们与人做生意时，经常性地凶悍而不近情理。我们不可以把这种变化归结为环境所致，只能说他们具有了某种强烈的欲望，在欲望的驱使下，他们才变化了。正因为变化了，他们才成功了。老太爷的发家史，就是一部改写自己的历史。社会总是这样的奇怪：为什么没有道德规范的约束，他反而有了强大的生存力？

我的父亲一直对他的父亲讳莫如深，也许他明智地认为不应该拿很多年前的又脏又破的事情来干扰我们。但父亲在一次酒后打破了沉默，第一次说了他父亲的事情。他说从前啊，那是很久了吧。有一年的年三十晚上，他饿着肚子在家里等着父亲回来。他父亲的兄弟姐妹们全都分了家，大分家时为了财产彼此结下了刻骨仇恨，因此，谁也不会来照管这个七天就失去母亲的孤儿（我当时发现弟弟的神色似有恐惧）。父亲继续回忆：他的父亲拿了几枚金戒指为了换米和一些好吃的。他就坐在楼梯上，在黑暗中等待着（弟弟的神色似有厌恶）。

这时你可以完全想象出一个需要吃饱和温暖的孩子，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坐在楼梯上。他的心呈现出某种易碎的敏感，他的直觉在黑暗中如刀子一样锋利，他那点愿望把空间填满了。未来因此变得甜蜜、辛酸而不可预测。

半夜里，门开了。进来两个人：一个是他的父亲，另一个是陌生的女人。陌生女人说你怎么还有这么个小可怜。男人就飞起一脚把孩子踢到楼梯底下并威胁地喝一声：“嚯”。

我父亲讲述这个故事时，我和弟弟早已过了靠长辈教训的年龄了，所以父亲的故事并未让我们感觉到有忆苦思甜的意思。我们的心理上已把父亲当作朋友一辈了。我想父亲以前受了多么沉重难言的伤害啊。有的人一生当中很少体会到美好的东西，那不是他的错，实在是运气不好，上帝没有好好地看顾他。

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弟弟仓惶地四下里张望，好像空气里还流动着那个惊天动地的“嚯”。他站起来又坐下，脸上突然现出极度的不快，咕哝道：“讲什么讲，有什么意思。大家不快活。”弟弟的不近情理使我的父母呆坐着，过了好一刻他们才恢复常态，两个人对视一眼，不尽的怜悯和悲哀。父亲的酒意全消，他与我母亲同时推开杯盏离开餐厅。这是九二年除夕之夜的事情，弟弟读大专二年级，夏季就是他毕业的时候。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定下了把弟弟逼进商界的决心的，以父亲的观点来说，弟弟只有进入商界进行拼搏，才有可能让他自己进步和成熟。

我平心而论说确实没有什么意思，但我告诉弟弟应该让父亲有一个宣泄的机会，他是个很不愿意公开自己的人，今天他这样宣泄了，就应该为他高兴。

弟弟说，哦，你这么实际的人也会讲究道德？祝贺你了，我觉得你今夜不再面目可憎。弟弟走了，九二年的除夕之夜就这样结束了。在父亲讲述完那个令人不快的故事后，他所遭受的苦难实质上一点不漏地转嫁到了弟弟身上，他的感受甚至比我父亲还要极端。在中国，鲜有健康的家庭，而健康的商人之家几乎是没有的。贪婪和冷漠覆盖了人性中的其他特征，弟弟本能地厌恶这一切。

弟弟的成长是缓慢而沉重的。因而，当我叙述他成长的历程时，也相应显出了缓慢和沉重。对于弟弟来说，阻碍他成长的因素多而复杂。因此他的成长就不可能是某时某刻的“顿悟”，必定如动物蜕壳一般难受而缓慢。内因和外因的一般关系在弟弟的身上反映得彻底：外界的因素影响了弟弟的人生观，被外界影响了的人生观反过来影响弟弟和外界的关系，这就像一枚受精的鸡蛋终于孵出了一只小鸡。

弟弟出走西藏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很有信心地等待他突然出现在家里。九一年的除夕过后，他也悄悄地出走过一次，那一次是为了钟老师在年三十晚上贴出的对联。弟弟是惟一被那副对联打伤的人，他出走了一个月。在一个月当中他思考了如下问题：

一、世上产生丑恶的根源在于不公平、不平等。贫富不均就能造成最大的不公平、不平等。

二、毛泽东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他创立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就是想让人人感到公平、平等。

父亲毫不留情地尖刻地嘲笑他的观点，说大家都光着屁股喝西北风，哪有不亲如一家的。但即使是一家，亲如父子兄弟的，也会为了一枚铜板谋财害命。他活了六十几岁，见得多了。弟弟听了，很沧桑地冷笑一声，面如死色。

我相信弟弟在两年之内会回家。弟弟不是一个实践的人，他从不知道下一步要干什么，干了之后也不能判断行为的对否，所以他每一次采取行动的原因都是值得推敲的，他无法坚持下去。是短暂的一次性的观念推销。

我的女儿一周岁生日那天，他真的回来了，离开家一年零二个月后。他可能有意选择了这一天回来。

他在火车站打了一个电话回家，咋咋呼呼地说：“是我，我回来了。看见家乡太兴奋了。你最好到巷子口来接我”我赶紧放下电话告诉父母，母亲慌忙在观音菩萨面前敬了一炷香，对空祷告一番。转眼又在财神爷面前敬了一柱香。她的行动是意味深长的。我不顾父亲的反对，抱了女儿真的到巷子口站着了。过了一刻钟弟弟从出租车里钻出来，之所以说他“钻”，因为在我的感觉里他仿佛长高长胖了。看来西藏稀薄的空气反而让他得到愉快。他长了一脸的络腮胡子，外表上风尘仆仆，神情坦然，仿佛经过了灵魂的洗礼。我很想知道他这次思考了哪两个问题。我们见面了，笑着寒喧，而后我问他是不是认为贫富不均是造成丑恶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我弟弟在络腮胡子里眨眼睛，看出我的不怀好意，但他并不想回避这个问题，以他一贯的煞有介事的认真说：是的。

弟弟给了每人一样西藏的物品，惟有给父亲一枚古铜钱。父亲有意无意地让这枚铜钱放在了厨房的洗手池边，漫不经意地让它搁置了好几天，以至我以为父亲会扔掉它的。弟弟把铜钱拿出来的时候说，爸，你爱钱，我就送给你。弟弟坦率的态度使这句话具有尖刻的隐晦的讽刺，所以父亲不作声，看着我弟弟走进浴室。我弟弟在浴室里改头换面地出来时，我父亲才收回注视他的目光。弟弟坐到餐桌边，谈起了西藏的所见所闻，他眉飞色舞，对西藏的风土人情，对西藏的粗犷质朴和对神灵的极度虔诚赞不绝口。他一边说一边吃，吃完了也说完了，而后他摸摸剃得干干净净的脸说：“我回来干什么呢？”

他穿上T恤衫和西裤，准备出去了。他一边费劲地套袜子，一边还在问：“我回来干什么呢？”父亲的手突然颤抖起来，脸上出现无可遏制的苍老。

弟弟出门的第一站是钟千媚的工作单位，他被告知钟千媚不在此处，半年前辞职到什么饭店去了，至于什么饭店无可奉告。弟弟站在初秋的薄暮里，梦游似地看着路上的行人如蚁虫般来来往往。他还记得钟老师的那副对联叫作“物是人非”什么的，这时他真有了那种迷离恍惚、物是人非的感觉。他想人最感无奈的可能就是这种物是人非的境况。我弟弟无奈地离开。

他的第二站是一爿叫作“老客”的小酒店，他的狐朋狗党酒肉朋友全都聚结在里面给他“接风”。这些未婚或刚婚的男孩子们狂饮一通，最后交流对女性的新认识。弟弟发现自己不能习惯那些议论女人的新的时髦用语，但他不能让自己显得不合群。弟弟端起酒杯说：“我是二十世纪里十八岁以上的惟一的处男。”他的话引来一阵哄堂大笑。男孩子们开始说下流话。弟弟就向千里打听千媚，千里斜着眼睛冷冷地告诉我弟弟应该换一个时辰向他打听千媚。弟弟说：“哥们，讲究起来了。”千里不屑地说，什么东西。弟弟捶一下桌子：怎么？千里站起来：凭你？弟弟也站起来，怒目而对：我在西藏也和人打过架，不过没跟朋友打过。弟弟说到“朋友”二字，突然眼睛湿红，以至不能再正视钟千里。钟千里脸上现出鄙夷：你什么地方比别人高明，请指教。卵泡大是不是？大又回来干什么？我弟弟劈面一把抓住千里的领子：兄弟我主要想你妹妹。

众朋友一哄而上，嚷道：喝醉了，喝醉了。拉的拉，架的架，把他们分开了。我弟弟明白过来的时候，已经在酒家门外。他不知道是谁把他攘到了门外，他也没有细想朋友们待他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在他看来，朋友就是朋友，朋友之间是最真诚最纯洁的。甚至他也没有计较千里的态度，他想这是一个哥哥在维护妹妹的尊严而已。我弟弟就此离开了酒家，在公用电话亭里打了一个电话给千媚的一位女友。女友告诉他千媚在蓝云大酒店里当领班小姐，还顺便告诉我弟弟有空的话也可以去找她。

钟千媚平心静气，她闻到了一股酒气，而后她认出是谁。她向一位女服务员招手示意，自己迅速地消失在酒店富丽堂皇的走廊里。她不想在这时候让我弟弟纠缠不休。而我弟弟在女服务员的安置下，痛痛快快地卧在角落的沙发上睡了一觉。他醒来的一刹那间心怀恐惧，以为是睡在西藏的某个肮脏简陋的小旅馆里（不可与人言说的真实啊）。当他看见了墙壁上悬挂的豪华的壁灯，恐惧就如潮水一般退却了。代之的是有关家的概念：温暖、舒适、平安。我弟弟马上坠入爱河。西藏的日日夜夜成了他永不再想重复的一个梦。第二天下午，他接到钟千媚的电话，三言两语刚过，弟弟就提出了约会的要求。放下电话颇有些如梦初醒的感觉，那是当初偷偷送上一朵月季花所不能比拟的。什么叫“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种情形就是了。弟弟的心里充满了对圆满结局的感谢：父亲已和他谈过了，尊重他的意愿，让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不想进入商界那也悉听尊便。弟弟想，他得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娶一个称心的妻子，过一种既不窘迫也不富裕的生活，与别人无争无斗地一天一天重复着琐碎的安乐和温暖。

弟弟对“家”所构勒的蓝图就是某种退守。

钟千媚在答应约会时有过半分钟的犹豫不决，但弟弟迫切的声音不让她再作第二种考虑。钟千媚答应在水上花园里约会，但她又闪烁其词地说别让双方的家长知道这件事，因为这不过是一个很平常很普通的约会。

九三年的十月份，我家卖掉了那幢引发风波的楼房，我就再也没有见过钟家夫妇。在我的记忆中，那幅“是是非非”的对联几乎是钟老师最后幽怨的面孔。而现在，钟家和我家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据我了解，弟弟在钟千媚之前没有爱过什么异性。因为我弟弟和钟千媚的关系，我家和钟家再次产生了瓜葛。历史上两家有着数不清的陈年老账，随着时间和形势的变化，两家更迭着胜负的场地。

我的弟弟出生后，我家里养了一只黄色皮毛的猫。小黄猫经常吃不饱，就在外面干起了偷偷摸摸的勾当。它抓开了钟家的碗橱，吃掉了一块排骨，在它激动无比地抓住第二块排骨时，它被莫老师连头带颈地抓着了。小黄猫才一岁多点，既缺乏经验又缺乏勇气，所以它令人羞惭地伸长了躯体一动不动。莫老师一手抓住小黄猫，一手提住那酱排骨，神态自若地走进我家。我家吃过的晚饭碗堆放在桌子上，母亲在给弟弟喂牛奶。莫老师把排骨扔到我母亲的脚边，把小黄猫扔到排骨旁边。小黄猫跳起来一口叼住排骨穷相毕露，“嗖”地跳上屋脊不见了。我母亲眼皮都没有抬，莫老师走后，她才掀起一只眼睛轻描淡写地瞄瞄父亲。父亲就躺到**去了。在人类各式各样的歧视里，最有力的是经济上的歧视，而各式各样的歧视最后会殊途同归为经济上的歧视。莫老师在教育局里管理档案，她应该知道父亲的出身，父亲的充满铜臭的祖上会令她嗤笑不已。如果把她与钟老师两个人的祖上（他们的祖上都是书香门第）与父亲的祖上相比，她生出丝丝优越感是不奇怪的。奇怪的是，她经常从我家的饮食起居中寻求优越感。这是六八年，六八年的所有宣传都在极力铲除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树立穷是光荣的观念。

文革时期钟老师戴上了“高帽子”，这是我母亲扬眉吐气的好时光。她哼了一声：“叫你狂。共产党现在就是要收拾你们这号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一三代书香门第修来一个臭‘老九’。”时间不长父亲也成了右派。而后我们在一个秋风萧瑟的天气里全家下放，直至重新回到被报纸糊满的屋子。两家人家经过了十几年的时光，风风雨雨并未冲淡他们之间的芥蒂。只是因为年龄大了的缘故，双方都不再剑拔弩张。他们都历经磨难，也都习惯了起伏不定的人生。他们都是有韧性、有信心的人。这是我弟弟第一次恋爱的家庭背景。不过我弟弟用他惯常的轻松自理了这种局面：他认为他和钟千媚重复着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故事。因为有帐可查，弟弟不觉得有压力。双方父母不睦的背景只是历史和环境所造成的，甚至与心情也无关。

弟弟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现在他发现了千媚身上也有种欲进欲退的东西。千媚忽喜忽愁，忽儿懒懒地朝我弟弟身上一靠，忽儿又严正地坐直了身子。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一举一动，因而弟弟接受到的信息就杂乱无章。千媚就像舞台上的演员，四壁的灯光全部投射在她身上，但愈是明亮清楚，台下的人看着，愈是迷离恍惚。弟弟还是那样想法，认为千媚因两家存有的矛盾而心怀恐惧。弟弟开玩笑地说让我们殉情自杀吧，或者说让我们私奔到西藏去吧。千媚对弟弟的努力置若罔闻，淡然一笑或不笑。弟弟无法可施，只得大肆诋毁起自己的父母，他把他目前不能申张的生活统统归结于父母，父母伤害了许多人，其中有他们的儿子。但千媚却说很佩服我的父母，而她自己的父母，并不是弟弟看的那么清高。他们很可怜，不是给权势伤害了就是给金钱伤害了。弟弟惊愕于千媚残酷的冷静，冷静的女孩子大都实际，很实际的女孩子就不可爱了。钟千媚浮躁不安时，家里发生了一件事：钟老师自杀了。像连锁反应似的，钟千里辞去国营厂的工作，跑到南方做生意去了。钟千媚也就突然地恢复了果决的性格，淡然而坚决地要求弟弟不要再去打扰她。

谁都知道钟老师的死与我家有着微妙的联系，自从我家搬走后，表面上看来他恢复了平静。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经常无缘无故地发火，偏激嘲讽别人对物质的追求，他拒绝了别人邀请他出去补课捞外快的建议。经常地拒绝，夫妻俩就经常地吵架，钟老师就变本加厉地敌视一切，他躲进了卧室，平常总是锁着房门，除了吃饭，轻易不出来。他在卧室酣然大睡，好像总也睡不够的样子。当他清醒的时候，他就掀开后窗帘朝后面的楼房观望，就像莫老师当年做的那样。他漠然、平静，有着痴呆的认真。莫老师说，老头子呀，你不要这样看，你看得我心里害怕。钟老师还是这样的神态，这样地看。因为他脑子没有毛病，身体又没有毛病。所以莫老师忍无可忍，终于骂道：“你死吧，你去死吧。”莫老师出去买了一趟菜，钟老师就吃了莫老师的半瓶安眠药死了。

弟弟从钟家出来，发现自己刚找到了恋爱的感觉：不是紧张的激烈的甜蜜的，而是有些心酸的，似哭非哭的，懒懒的，头脑有些晕乎，分不清东西南北，时间似乎定格了，而心中却渴望迷失。

钟老师的葬礼过后，钟千媚开始回避我弟弟。弟弟约会的要求总是被她以母亲需要人陪为理由拒绝。弟弟在不祥的预感中度日如年，这期间他天天喝得酩酊大醉，与别人豪赌，为一句不相干的话打得翻天覆地。经常有人看见他喝醉了酒躺在马路上。三个月后，钟千媚打电话来约我弟弟出去，直接了当地告诉我弟弟她要结婚了。她那直接了当的方式使弟弟忽然之间明白：她从来没有爱过他。

弟弟愣了，酸楚地说：“那家伙是谁？不是个白痴吧？”

千媚告诉他嫁的是一个台湾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