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如蜕（第2页）

我相信弟弟并非矫情。在翻看他的相簿时，我原以为一定会在他与钟千媚的照片后面也写上“幸福”字样，结果没有。弟弟不是那种羞涩内向的少年。那就是说弟弟寻求的不是个体之间的幸福，而是寻求他在群体中的认同。这样他才会觉得幸福。他愿意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淹没在人堆里。他朋友的父亲都是很清贫的，他在这些家庭出入，吃着朋友母亲烧出来的煸青菜和冬瓜汤，听着朋友的父亲对社会不公现象的议论，感受着清贫的然而其乐融融的家庭气氛，他一定为朋友家庭的平淡和充实而感动。他心里也一定歉然，为自己的家庭有别于别人的家庭而内疚。自从我家渐渐富有后，我弟弟的朋友也渐渐地鲜有人上门。我父母像所有的富人一样爱清静，对上门来玩的年轻人脸色不善，疑虑重重。这也是我弟弟抵抗我父母的原因之一，但这还不是最深层的因素。

父亲不会听任弟弟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他要尽快让儿子接他的班。

弟弟毕业后没多久，那是他刚从千岛湖旅游回来的一个日子。父亲把弟弟叫进书房，拉上和客厅共用的铝合金移门，把我和母亲隔在外面。不一会儿我们听见父亲的叫喊声，母亲从健身房里跑出来，我从厨房里奔出来。我们同时看见父亲气乎乎地拉开移门。

父亲指着奔过来的母亲说：“你生的好儿子，骂我为富不仁。都是你平时纵容他的结果。”

这两句话说重了，母亲立即和父亲争执起来。父亲突然冲到院子里，不知从什么地方找出一根木棍，直奔我弟弟，一棍结结实实地砸下。弟弟危急中把身子一偏一弯，腰背那儿就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呼”地一声，棍子断为两截。弟弟被打得单膝跪在了地上，他在慌乱里看见父亲捡起了一截断棍，赶紧忍痛一转身，攥住了父亲的双手。父子两个人涨红着脸，颤抖着的手相持着。我父亲口角边堆着白沫，只是低低地重复：“打死你，打死你。”突然，紧张的局面瓦解了，我父亲把棍一松，仰天倒在了地毯上。父亲中风了。弟弟张惶地一抬头，看见花房里的花怒放着。被禁锢地生存，弟弟的心中一刹那间滑过这个想法。他跪下去扶起父亲的头，急急地说：“爸，我们不吵了。”

父亲在医院治疗的日子里，拒绝见我弟弟。我弟弟每次来探望只好在窗户上敲三下，让我知道是他来了。我就找个借口来到走廊上，说几句话。有时候我们沿着医院边上的那条河散步，谈话就深入了。我劝他看在父亲年高力衰的份上，接任吧。他有时候表现得很决绝，有时候又显得犹豫不定。我就说你是跟一个假想中的敌人打仗吧？他说不是的。那么，我说你就是为了千媚和你那帮朋友和父母作对，这样很有趣，很带劲是不是？弟弟迷惘地笑了一声。

有一次我们信步走着，走到一座深宅大院前迷路了。八点多钟的冬天，月亮已冷峭地吊在天空。我们沿着宅子走了一圈找出路。这座宅子里面有座二层砖混结构的民居，从房子到围墙都涂成了黑色，在月光下显得阴森森的怕人。从房子和大门的情况看来，这是一家新建不久的民宅。宅子后面栽着两排小松树，乱堆着废弃的建筑材料。弟弟指着树对我说，人家说，暴发户什么都可以得到，可他没办法让院子里的小树一夜之间长大。我说那有什么要紧的，到他儿子或者孙子手里，树就长大了。我们俩说话的时候，惊动了宅子里的两条狗。两条狗一递一声地“汪汪”叫喊，在月光底下的旷夜中传得老远。弟弟抬起脚狠狠地朝黑墙上踢了几脚，骂道：“妈的，整个是地主恶霸。”

而后弟弟问我是否还记得小时候在农村时，有一个地主把我们赶到河里去的事。我说那是我们小孩子不懂事，成天跟在他后面叫地主，地主，坏分子。弟弟说我至今想起来这个人还觉得讨厌。他嘴角下撇深深地弯进腮里，脸上从无笑容。他有时候像只猴子一样眦牙裂嘴地朝我们叫喊：穷崽子们，老太爷玩金元宝的时候，你爷你奶只好光着屁股躲在旮旯里哭哭啼啼。我承认那个地主确实面目可憎，但我认为在这个时候回忆这个地主是不合时宜的。我隐约地感觉到弟弟绝不是单纯地替别人发泄不满，即使是为了求得某种群体的认同，也不至于做得如此偏激。

父亲一个月后从医院的贵宾房里搬出。父亲消沉了一段时间，为他自己，也为弟弟。但他很快振作起来了，他不是那种善罢甘休的人。他又开始逼近我弟弟，无休止地谈话、争吵，一次又一次的家庭风波。最后，他在激动之下给弟弟跪下了。铁打的人也经不起这样的做法，弟弟马上上任了。我替父亲想一想，这样做值得吗？这里面除了父亲的意志在起作用外，另外还有什么因素在起作用？我的解释是一样东西：利润。父亲变得贪婪了。

弟弟就这样被父亲强逼进了商界。他已经知道在这里不能对别人掏真心，不能说“让天下人都幸福”。他压抑着内心的反感和一帮脑满肠肥的、为富不仁的人打交道。他尽着最大的努力压抑自己的本性，但他还是顺应着单纯的惯性，因此显露出很多毛病：智慧不足，言语笨拙，头脑不灵，固执己见。他就像贸然闯入的一个怪物，他分不清朋友和敌人的界限。越是分不清，就越是想分清，结果他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除了这个问题他还有许多交易中的问题需要分清楚。

一位他熟悉的同行，我姑且称为甲爷。甲爷一口气能喝七瓶啤酒，且口不择言，上了桌子就骂共产党、骂同道、骂他自己。因而弟弟在内心把他归为豪爽的一类人。甲爷对弟弟说：×地方的乙爷要到我厂里订一大批产品，这龟儿子养的。我这批货成本高，价格实在不能下去。我知道你厂里这种产品的成本比我低，你弄点打发他走吧。你记住了，我这边最低价格每台××元。这只乌龟王八蛋。

我弟弟自然对送上门的生意兴奋不已，对甲爷心怀感激之情。于是弟弟招待乙爷。乙爷肯定是要这批产品的，但乙爷表现出不急不躁的样子，拚命压价。弟弟每天招待他吃喝玩乐，并一步一步地在价格上退让，最后弟弟已经把价格降得比甲爷的价格还低一点。因为甲爷走之前实际上已让弟弟遵守一个最低价的诺言，所以弟弟不再降价，而坚持着那个价格。到第五天，乙爷忽然丢下句：“你这人太死心眼。”一声没吭地走了。

其实甲爷暗地里一直与乙爷有着联系。他知道我弟弟不会把价格压得太低，因为弟弟还信守诺言。他让乙爷与我弟弟接触，一来是放个烟幕弹，二是这几天的费用让我弟弟承担。甲爷从我弟弟那儿知道了最低价，就对乙爷说：怎么样，人家把价煞住了吧。我可以比这小子再优惠一点。这四天的吃用开销我加给你个人，就算也招待你一回。乙爷提了甲爷的产品悄悄地溜了。

弟弟后来听了这件事的内幕情况，这才明白了乙爷话里的含义，他怒不可遏之下又犯了错误：他去责问甲爷。甲爷全部承认。但他把责任推给了乙爷，是乙爷软缠硬磨之下才这样干的，他现在也后悔了。甲爷甚至搀着我弟弟的手把他拉到财务室，翻开账簿，让我弟弟看乙爷把价格压得多么低，个人又拿了多少回扣。甲爷眼中都要滴出泪来。他说小老弟，我难呵，门面上好看，实则我是打肿脸充胖子。这批产品卖出，虽说是没有利润，总算让资金流动起来了。

弟弟当然不好再发火，他心中恨恨的，对甲爷的人格发生了怀疑。在怀疑之下，弟弟继续犯下错误：他与甲爷断交，而且在各种场合下表示对甲爷的鄙视。

我的父亲认为现在该他出面指导弟弟了。父亲把事情的全部分析给弟弟听，然后告诉弟弟：第一，听说这件事后，只当没事。不能去责问甲爷，责问的本身就给了他解释的机会。而且这样做让他小看你。你要不动声色地，让他心里寻思，不知道你下一步给他吃什么药。第二，如果他解释以后，你就不能和他断交。你不相信他的解释，他也知道你并不相信他的解释。那他为什么要做呢？他这样做是隐晦地表示歉意。这时候，你就要大度地表示原谅。你得拉拢他，因为有了这一件事后，在可能的情况下，他还会帮你一把。这就是商界互惠互利的原则。你与他断交，损失的只有你，你少了一条路。

弟弟满脸的不解和好奇，说我把这件事宣扬得大家都知道了，别人还会信任他吗？还会跟他做生意吗？

父亲想对儿子说，傻子，这件事宣扬出去的结果就是让别人背里嗤笑你。商人做生意时只有一个原则——有利可图。父亲忽然对弟弟感到厌烦起来，他觉得自己快变成喋喋不休的娘们了。父亲一向喜欢沉默，他何尝对别人说过这么多的话。他看着面前这个一米七五高的健壮的儿子，想这个头脑简单的东西把我都改变了。

父亲说，我最后告诉你一句，用心学习才能进步。

弟弟说，学什么？变得狠毒奸滑吗？我宁愿是个穷人。有一帮真诚的朋友，一个老婆，一个孩子，靠工资吃饭。父亲说，朋友？老婆？孩子？父亲说完就躺下睡觉了。从此后他真的对弟弟不闻不问。他从账面上转走了几笔款子，说是作为将来养老用。

甲爷这件事过后，我弟弟又陷入另一场骗局。有一个从国营厂里辞职出来的工程师，包里带着图纸找我弟弟，说是他刚研制出来的新产品。我弟弟看了一看，认为可以开发，便买断了产品生产权，两人签订了合同，在公证处进行了公证。弟弟在组织生产时，发现全市不下七、八家厂都在生产这种产品，他赶紧去打听，才发现这个工程师把图纸如法炮制地卖给了这几家。我弟弟叫了几个朋友准备登门算帐，工程师闻讯连夜逃到深圳去了。听说他后来在深圳发展得很好。弟弟厌恶地告诉我，这个工程师平时有一句口头语，说除了钱，爹娘也不认的。就是这么个人，商界里许多人都佩服他。将来他成为大富翁的时候，他一定会津津乐道地向人叙述他当年如何从一群傻瓜手里骗来了原始资本。

我父亲创下的企业在弟弟僵硬的操作下，很快走了下坡路。九四年的下半年，企业出现严重亏损。我弟弟突然撂下摊子，失踪了。三天后他打来电话，说他已到了西藏。我告诉他，企业亏损，父亲不怪他，请你回来吧。况且我就要生产了，B超上做出来的是一个女孩。他在电话那头唏嘘了，说他并不是畏罪潜逃。他现在在西藏，心里很安逸。他的外甥女儿长大后，什么都可以做，哪怕就是做妓女，也不要跳进商界半步，这里是世界最肮脏最丑陋的地方。我不是不能做好，我是实在不想勉强自己。我听出他的话里一股酒意，就把电话挂了。我真想对他说，做妓女也是经商的一种。经商就是把物品卖个好价钱或者把自己卖个好价钱。挂断电话后，我就想西藏那个地方一定很明净的。而后我感到了恐惧：弟弟心理症结远比我想象的要严重，受到的伤害也是巨大的。他踏入商界就如踏进了地狱，在这里他看不到他喜欢的和谐、平静、信义，他的心灵受着折磨，忍受着来自各方面的嘲弄、讥笑和阴谋。现在他走了，脆弱得不堪一击。到西藏去是他防止发疯的最好选择。但是西藏能根治他的毛病吗？

我父亲在同线电话上听着我与弟弟的对话，不住地捶胸、咳嗽，却什么话也没说。我挂下电话后，父亲怔怔地坐在**发呆。

已经是冬季了，第一场寒流袭击着城市。家里到处开着取暖的电器，厚厚的羊毛地毯散发着温馨可人的气息。当你听着外面西北风呼啸中树枝断裂的声音，你就会觉得家里的一切都变得厚重而温暖，变得如附在你身上的一件棉大衣而我弟弟却在西藏，远离他喜欢的这种氛围。我把父亲扶着躺下，尽量小心地不打扰他的思维。我敢肯定父亲现在想的不是弟弟而是他的企业，但我想错了，父亲躺下时惨然一笑，说：“我再狠，也狠不过命。”我无言，给父亲掖好被角，心中替他一阵悲哀：父亲信命了。

半夜时分，风突然停了。我掀开窗帘，世界呈现出狂怒后的安详和纯洁，月光洁净如水，地面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面子，在月光下有时发出“吱吱”的断裂声。

我想弟弟所在的西藏，月亮会比此时此地的月亮更干净。但我不会为了追求一个干净的月亮跑到西藏去。这当中有着复杂的取舍，体现了一个人是否真正的成熟。真正的成熟使人抑制某种欲望，牺牲某种信念，换取目前的平衡，这才是一种清醒的取舍，含有人生真正的悲壮。而弟弟却不屈不挠地追求他的镜中花或者水中月。弟弟小时候是个聪明实际的小孩，和大多数小孩一样，他会为一粒糖而使用点小心眼，或者为打碎的花瓶撒一个谎。我不知道是什么使他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换而言之，他是为了什么才把自己塑造成今天的这个样子。

我想起了他以前的事。

我家是在七一年秋天下放到苏北农村的。弟弟那时是六岁。那时候农村的行政体制是人民公社，公社下面是大队，大队下面设小队。小队里面无可设置，社员就口头上把小队分成一个个基本组成，叫×庄×庄；庄名有叫姓的，叫地形特征的，叫树的名称的。我家住的地方紧密地分布着十几户人家，因为柳树又多又大，就称为大柳庄。我们一家在秋天的傍晚中静悄悄地来到大柳庄，被安置在姓于的寡妇家里。寡妇也是外来人，四十多岁，身材高大结实。因为她的第二个儿子在县城水电站工作，所以她的一家都有着不可置疑的体面。深秋的雨一下，大柳庄的人就基本上没事了，成天朝一起聚，等待冬天来临；再把冬天熬过，熬到春暖，日子又有了希望。哪怕肚子吃不饱，身上却不会再感到西北风的寒冷。大柳庄不是最穷的庄，据说除了三年自然灾害，从来没有一个人饿死或者出去要饭。大柳庄的人一日三顿玉米稀汤，里面掺几根山芋干。如果谁家例外地烧了米饭，那一定要用碗盛着，当礼物一样送到左邻右舍。米饭里面放一块猪油，这就是美味佳肴了。我家安置下不久即学上了这里的规矩，隔三差五地盛了米饭，一五一十地让弟弟送出门。我记得母亲先是让我去的，但被弟弟热心而蛮横地夺走了这个差使。弟弟那时候愿意和别人交流，远不像现在这样在人前感到紧张。弟弟成了送饭使者，同时成了大柳庄里最受欢迎的人，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别人嘴里的新闻。他可以坐在别人家的**和大爷大妈大嫂拉家常，一本正经地说：“月亮怎么不摔到地上？”又问：“饭变成屎需要几个钟头？”于是第二天这些社员们在地里劳动时扶着铁锹学说这些时，一脸的惊叹和迷惘。

弟弟在大柳庄感受到的气氛肯定影响了他今后的审美取向。我弟弟若干年后锦衣玉食，耳闻目睹的却是丑陋的尔虞我诈时，回忆起来，那也许就是理想中的完美的人际关系。他把大柳庄作为他心中的圣地而竭力维护。九二年夏，我父亲带着弟弟回到大柳庄。父亲的用意很明显。他开着自已的轿车，西装的口袋里鼓鼓囊囊地放满了崭新的十元钞票。他带来的轰动效应不下于省委书记下乡，甚至比之更热闹。父亲到每一家熟人家里都坐一下，听着埋怨或者诉说，欣赏着因崇敬而焕发的满脸红光和导致的手足无措。父亲眯着眼睛看上去是要慈祥地微笑，像是在全盘接受各种深浅不同的色彩和形形式式的思想。可弟弟在后来却一口咬定父亲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因为我父亲总是在听完许许多多的诉苦以后才不慌不忙地从口袋里掏出准备好的钱发放。弟弟在大柳庄之行回来的路上就和父亲吵开了。他讽刺父亲说，他应该把那一张张十元换成一元或者一角，这样拿出手的时候显得更漂亮。父亲说这是我辛苦赚来的钱，我愿意把它怎么样就怎么样。弟弟说你这样做是在施舍懂吗？父亲说，这有什么奇怪的。这是施舍，谁不知道这是施舍，他们需要的就是施舍。弟弟说你可以换一个方式帮助他们。父亲不耐烦地叫起来，难道要我既损失钱又要费心照顾别人的自尊心吗？儿子，如果你换在我的位置，你也只能选择这种方式。弟弟沉默了，眼睛看着窗外，在默思中，他把自己换到父亲的角色。他反复衡量，反复思考，从各个角度为父亲的行为找出理由和实施的必然性。最后他毅然地对父亲说：“不，我决不会像你这样污辱他们。”

弟弟曾经发誓要报答大柳庄人对他的爱护，但他至今没有实现过诺言，至于原因，情况不明。也许被我父亲当年说中了，弟弟找不到有别于父亲的更好的做法。但在当时，我弟弟迈着短短的细脚，端着比他小不了多少的大碗跨进每一家门槛，他确实给大柳庄人带来了最直接了当的、最实质性的好处。因此，大柳庄人极喜爱他。他在这里受到成年人的待遇：他可以面对面地与各位年长的坐在一条凳子上对话，从而感受浓醇的人情。但我弟弟在长大成人后不知道出于怎样的心理把起初的原因剔除了。把结果安排成另一种结果的原因，这就是：因为他受到了温暖的关怀，所以他对大柳庄怀有美好的感觉。弟弟在这种多少有些偏差的美好回忆中固定了自己的人生观。实际上的大柳庄在他心中淡化了，只留下关于美好的误差性概念。他把这种概念发展成衡量现实世界的参照物。弟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远离了现实世界而囿于他的丰富美丽的内心世界。

当他从他厌恶的那个世界仓惶出逃时（他的房间里撒了一地的零碎衣物，他甚至忘了拿他的一副二百多度的眼镜）我想过一个问题：他为什么选择了西藏而不是大柳庄。与大柳庄相比较，西藏的梦更遥远艰辛充满危机。他为什么舍近求远，舍易取难呢？我忽然明白了：弟弟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的聪明在于避开有损于他内心世界的一些事。我父亲馈赠钱时，大柳庄表现出的感激，或者诸如此类的感**绪时，弟弟一定受到了震动。他一定后悔看见父亲成全虚荣心的举动，他被父亲的举动伤害了，所以他才恼怒地和父亲大吵大闹。弟弟其实一直很聪明的，弟弟在五六岁时就表现出了他的不凡的聪明。他那时候的聪明就与现在商界中的处事原则相一致：实际、轻松、收放自如。

弟弟小时候的聪明表现出他的另一面人格。我们的房东于大妈是极喜欢我弟弟的，寡妇人家的禁忌是出去串门。她就常在晚上把我弟弟抱在她**，抽着她那黑腻腻的烟斗，一边呵斥着孙子，一边听我弟弟说话。忽然有一天，我想是借着于大妈那盏跳动不已的煤油灯，我弟弟看见了于大妈的耳朵上跳跃着灯光一般晶莹的黄光。弟弟忽然呆住，他偏着头死盯住于大妈的耳朵看。于大妈后来对人形容我弟弟的神态只用了三个字：

“吓人呢。”

于大妈在我弟弟的注视下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我弟弟却沉思着别过头去，两条腿“拍哒拍哒”地击打着空气。他若无其事地问于大妈：“这是什么东西？”

于大妈告诉我弟弟这是金耳环。

这个孩子就再次打量于大妈的耳朵。冥冥之中是什么因素把他突然唤醒了。弟弟站起来，采取了最简单的利己行为，这种行为也是后来我弟弟在某种僵硬的思维方式中逐渐消失殆尽的。我弟弟紧紧抓住于大妈的耳朵，于大妈左右躲闪不开，低吼一声：

于是我弟弟最终没有把耳环抢到手。第二天早上，他拿了一把东西来换于大妈的金耳环，计有：他自己吃剩的五粒驱蛔虫宝塔糖，一把新牙刷一块新的方格子男式手帕这些东西即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也是普通的物品，但宝塔糖的可贵之处不在于驱虫功能，而在于甜，人口又甜又沙。牙刷的可贵之处在于是我的父亲昨天晚上从上海出差带回来的。宝塔糖马上给于大妈的孙子抢跑了。于大妈思考了一下，就收下了牙刷和手帕，再从耳朵上取下一只金耳环放在弟弟的手心里。六七年后于大妈一定会为她的举动后悔。但在当时，金子对人没有多大用处。于大妈收下香喷喷的手帕压在箱底下。她的二儿子请人带信说过几天就回来。于大妈收下牙刷，配上她二儿子获奖得到的搪瓷杯，让她的大儿媳、二儿媳、三儿媳沾上盐水轮流刷牙了。

所以我说，弟弟作为一个人，一开始心理很健康，行为都很正常。金耳环事件对他的心理来说是完成了一次利己主义的潜渡，他的行为具有了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社会后的商业行为：交换。这只金耳环弟弟一直保存着，他曾经和我说起过这只金耳环，忏悔伴随着对大柳庄美好人情的感激。弟弟一如既往地剔去了事物的本质（他否定这种本质，因为他认为这种本质是丑恶的），使之如石块一样没于深水之中，而在他的水面上就升起了美丽的莲花。

如果说人具有喜欢追忆过去，粉饰过去的特性，那么我弟弟的心情就很容易理解。但我的弟弟，粉饰过去不仅仅为了心理的需要，他把粉饰后产生的事件内涵，作为自己遵循的规范。

上面说过我父亲在九二年回到大柳庄上，风光了几天。他在激烈如战场的商场中抽出几天空暇其实不易。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想洗刷在这里留下的不愉快的记忆。七七年他作为盗窃犯被捕三年。逮捕他的当天，整个乡里都轰动了。他的被捕是因为一起桃色新闻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