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述评（第2页）
（一）周作人第一次将民俗学的方法引进了儿童文学，以人性与科学性作为评论儿童文学的尺度，使得中国儿童文学第一次具有了“现代”品格。
（二）周作人强调将儿童从封建旧儿童观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观点，对当时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有着重要价值，新中国成立后将其作为资产阶级“童心论”与“儿童本位主义”来批判是不正确的，因为他将儿童当做完全的个人，承认他们与大人同等的人格的观点，正是对儿童的全面正确的理解，应该说是走在了同时代其他论者的前面，是值得肯定的。
（三）周作人对外国儿童文学作家作品的介绍与研究，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时期，他对安徒生与王尔德创作倾向的推崇，反映到了当时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五四时期占主潮的创作倾向，这些贡献都是不容抹杀的。
（四）尽管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中也有不少缺陷，比如他对“文学的童话”与“童话理想境界”的解说就不能让人明白。
上述两篇日本学者的专论所论及的主题，是当时的国内研究者还未曾给以注意的内容，这让国人在得到启发与借鉴的同时，更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这无疑也是一种推动力。
四
20世纪90年代是“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取得重大成绩的时期。1990年，倪墨炎先生在其重要著作《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里，有两节讲到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从事儿童学研究”与“重视儿童文学”。钱理群先生也于1990、1991两年分别推出了他的《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与《周作人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这三部著作，都因供不应求，于出版后的次年重印。在《周作人传》里，著者以《寂寞中的默默耕耘》《〈异域文谈〉及其他》《“起怀旧之思”》与《儿童的发现与歌谣的征集》等五个章节，记述了周作人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于绍兴执教时关心儿童教育理论开始到1920年周作人发表《儿童的文学》演讲这期间约十年的儿童文学活动。在《周作人论》里，又于第八章《儿童学、童话学、神话学研究与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比较系统地介绍并客观评价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并认为：
（一）周作人是五四时期儿童文学最热心的倡导者与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二）周作人是在有意无意之间倡导着一种文学新潮流，即着重于“自然人生”的自由表现，追求文学的“真诚”与审美功能，强调尊重艺术思维的客观法则，进行创造性的艺术创造。
（三）周作人所倡导的这一文学潮流在现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始终未能成为文学的主潮，但它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对立面而顽强地存活着，它的得与失，它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与给人们的经验教训，都值得今天认真总结。
钱理群先生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宏阔视野里论述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地位，大大拓宽了研究的空间，同时还为儿童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史实与富有启发的见解。
与文学界同声呼吸的儿童文学研究，这一时期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关注也由20世纪80年代初的资料收集与概说走向更深层次的比较研究与文化研究上。其中代表性的文论有吴其南的《评“复演说”——兼谈儿童文学和原始文学的比较研究》[《温州师范学院学报》，1990（1）]和方卫平的《西方人类学派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浙江师范大学学报》（儿童文学研究专辑），1990年]。吴文认为：
“复演说”是中国人最早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文化、文学的尝试，它第一次将中国儿童学的许多研究放到科学的基点上。特别是在儿童文学领域，周作人等把儿童文学与原始文学等同起来，像强调原始文学与文明后的文学的区别一样强调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的区别，终于使中国人承认儿童审美意识与成人审美意识的差异而导致了中国儿童文学的自觉，使中国儿童文学在发展中迈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步。
方卫平认为，西方人类学派是给周作人儿童文学观的形成以重要影响的外来学说之一，它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观念的启示、浸润和影响，使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现代形态得以初步形成。
受到上述两位研究者的启发，当时正在浙江师大儿童文学所攻读儿童文学硕士学位的韩进，也写下了《鲁迅、周作人早期儿童文学观之比较——兼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鲁迅方向》，该文认为周氏兄弟早期关于儿童与儿童文学的意见，大多是他们兄弟共同思考与相互启发的结果，但又因各人具体的生活环境、性格好恶与世界、人生的看法不同，在历史观与人生价值观、文化心态与文学价值观这两个方面有着本质的分歧，从而导致了他们在儿童与儿童文学本质认识上的相背离。为了更进一步地理清周氏兄弟的儿童文学思想的脉搏，著者继而又作了更为深入具体的探讨，陆续发表了《周作人的童话研究》《周作人早期儿童观初论——兼述“以儿童为本位”观的提出》《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及其悲剧品格》以及四万字的硕士学位论文《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的文学”——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论纲》等，这些研究对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方方面面的意见都给予了充分关注与独到的评析，大大丰富与深化了当代“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研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其硕士论文中从下述五个方面，全面论述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思想在史学上的意义与理论上的价值。
（一）周作人与中国儿童的被发现
（二）周作人的儿童学研究与儿童观
（三）周作人与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
（四）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与童话观
（五）周作人儿童文学思想的悲剧品格
余论：近七十年“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综述
这一时期，还有一篇值得一读的文论是宋其蕤先生的《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也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作了较为全面与系统地归纳。此外，在一些儿童文学研究论著中，如金燕玉的《中国童话史》（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吴其南的《中国童话史》（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年）、方卫平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3年）等，也都能在关涉到周作人时给予公正恰当的评价。
五
新时期以来，周作人儿童文学论被重新发现的事实表明，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有它现实（当代）的某种合理性，或者说与当代儿童文学建设的构想有着某种契合，反之，是难以理解的。不论周作人儿童文学论被重新发现的背景因素如何复杂，从儿童文学自身发展的历史来看，仍然是有迹可循的。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现代中国现实的政治问题过分突出，基本的温饱、生存等民生问题尚且长期得不到解决，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题，诸如“生存意义”及“精神需求”这类形而上的问题更远远没有提到历史发展的日程上，因而周作人将对儿童文学的理性思考放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其说是对时代的超越，更不如说是对时代的“逃遁”。然而，当历史发展到80年代，改革开放与和平建设的时代环境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周作人在30年代从形而上痴心构设的让儿童文学成为儿童“可以逍遥的花园”这一理想的社会条件；同时80年代以来的开放中国，又是继五四之后再一次“收纳新潮，脱离旧套”（鲁迅语）的思想大解放运动，也是又一次中西文化大碰撞与大交融的文学时代，面临着许多类似于五四时期的启蒙任务。文坛无主潮与多元格局的形成，更有利于对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论的兼收并蓄。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参照，也正是在这一参照下，人们惊奇地发现了本来就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具有着更多的现代意识与学术品格，有利于构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世界性。这一发现又反过来强调了对过去儿童文学理论进行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的必要性。在为“童心论”恢复“名誉”的大辩论中，学术界一致认为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性已经给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儿童文学发展有它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是由儿童读者的接受特点而决定的；儿童文学作家必须具有明确的儿童读者意识，要有一颗“童心”；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在愉悦儿童心灵与助进人格健全成长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儿童文学是一“独立国”，有它自己的主权与法则，这是成人文学不能代替的，强调儿童文学的主体性。这些结论的获得竟与周作人曾倡导的“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论有诸多不谋而合之处。当人们从史学与美学的角度来重建儿童文学这一“独立国”时，史的视野，使人们发现了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动摇的重要历史地位；美学的视野，又发现了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不仅可以用来纠正“教育工具论”的偏颇处，还具有它鲜明的现代意识与学术品格。双重视野的结合，周作人的重新发现也就极为自然了。
班马先生在《直议中国儿童文学的二十世纪意识》里，有一段“重新体认周作人”的文字，这里可以借用来表明儿童文学理论界所一度拥有的一种比较普遍的心态：
从对这个人物（指周作人，韩进按）的深切探寻中，我感到他超乎别人地真正热爱儿童；也感到他那源于童话研究基础的儿童文学主张超乎别人地具有真正的专家性质。我始终想不通的是，为何要将“鲁迅论儿童文学”的地位和应用置于周作人之上？深刻的鲁迅，从未自认儿童文学的专家，对此也进入不深；“救救孩子”本不是一个儿童文学的口号（而是一个社会性的政治性主题）；问题不在鲁迅，而在儿童文学界盲目地搬用原本非文学性质的“鲁迅精神”。搏杀于政治战场和思想战场的鲁迅杂文，是成人社会领域的产物。因而，周作人从童话研究，到原人研究，到原始思维研究，到儿童思维研究，则起码是更具此一专业的真正价值。他所维护的儿童的“空想”“纯美”“荒唐”“野蛮”等权利，是首先具有原本人性的发育阶段之前提的。他反对过早向儿童施加（各种）“社会性”是具有儿童美学根据的，即是更强调少年儿童审美阶段的“感知”而怀疑“认知”的儿童期不确性。周作人被批判了大半个世纪的所谓反对某儿童刊物（指《小朋友》杂志，韩进按）“提倡国货专号”之事，我认为他并不是没有道理，这道理即是儿童期更宜“感知”的非直接社会性的把握。所谓社会性就是此一时彼一时，21世纪中国则更是走马灯式也；比“日货”事件更朝云暮雨的社会“现实”则充满一部中国当代史；然而，对儿童心灵来说持以此道却是十分危险的。一个民族从儿童之心就已丧失“恒定基础”，不正是20世纪中国精神的惶乱与浮躁这沦落格局，以及教育和儿童文学的大失败吗？
正如这一长段文字所表明的那样，对周作人的反思与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肯定，是建立在批判社会功利价值的儿童文学论基础上的，这也许难免其“矫枉过正”的偏激，然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往往正是一个“曲线中的直线”，历史的正义感也往往是通过某种偏激或迷乱等非常规形式曲曲折折地体现出来。就像克罗齐曾指出的：“历史像从事工作的个人一样，一次只做一件事情，对于当时来不及照顾的问题则加以忽视或临时稍加改进，任其自行前进，但准备在腾出手来的时代给以充分的注意。”从五四到当代的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也是这样前行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将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提到每位儿童文学家的面前。强调儿童文学的社会功利价值，这是时代对儿童文学作家最庄严的召唤，也是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一份真诚与责任。当代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建设与发展，人们最为关心的是儿童文学在促进儿童生理心理健康发展，推动儿童向理想人格健全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性与娱乐价值，这同样也是时代赋予儿童文学家的神圣使命。两者是中国儿童文学在不同历史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不同时代主题，两者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发展中的不同过程。我们应该总结这两方面的经验，以期能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儿童文学理论体系，“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研究也正期待着在这一目标下的充实、创新与发展。
[载《中国文学研究》，199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