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述评（第1页）

“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研究述评

一

关于“周作人与儿童文学”的研究，在新时期以前还是一个空白，笔者接触到的资料表明，只在20世纪30年代，被一些周作人研究者偶然提及。以陶明志先生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为例，仅三处：

1．杨晋豪在《周作人先生》中指出：“他是一个很注意儿童文学的一个人，像《谈龙集》中的《读各省童谣集》《读童谣大观》。在吕坤的《小儿语》，《谈目连戏》《猥亵的歌谣》及《江阴船歌序》《潮州歌序》等之中，他都有很显明地叙述他对于民间文学和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和意见。我以为他用忠诚的态度和虚心的观察之对于他们的研究，其价值也不下于他的介绍外国文艺的伟功的。”这可以视作20世纪30年代对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方面成绩的最高评价。

2．梁永福在谈到周作人的《谈龙集》时也说：“……还有把我们素来很隔膜的希腊文艺，和大部分人从来不大注意的儿童文学和民间歌谣，努力地去介绍和提倡，使我们能明白地知道艺术界——其实是文艺界一一中还有许多我们忽略了的珍宝。这几点我们可以从周作人的文章里看出。也是应该向著者感谢的一点。”肯定并赞赏了周作人在儿童文学等方面的关注。

3．苏雪林在《周作人先生研究·（B）趣味方面的表现》里，将神话、童话、民歌及童谣、民间故事及野蛮人风俗与迷信等这些含有儿童文学性质的文体纳入“民俗学之偏爱”中给以研究。

除《周作人论》外，可以见到的文字，还有王哲甫在其所著的我国第一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杰成书局，1933年）里曾有对周作人提倡歌谣的一段评价，他说：“周氏对于提倡歌谣的收集，尤有特别的功绩。这种向来被文人学士视为林野庸人孺子的歌谣现在居然在文学上被人重视起来，收集、整理、考证、刊行，这不能不说是周氏提倡之功。”顺便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史著的第八章名为《整理国故与儿童文学》，还着重介绍了当时出版界出版儿童文学丛书的情况。

以上可以视作新中国成立前人们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至新时期以前，仍然没有可以被称之为“周作人研究”的东西，整个文学界都没有研究周作人的条件，儿童文学自身的建设也因政治诸因素的介入与限制，还无暇顾及也不许可顾及对周作人儿童文学论作正常的学术上的清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十月革命后，儿童文学的发展或多或少是按政治需要而出现的”。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进程也无例外地对儿童文学作如是要求；又因为周作人的汉奸身份，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长期以来几乎无人提及，似乎在中国的儿童文学史上，压根儿没有发生过这回事，偶尔能见到的文字，也是口诛笔伐，全盘否定。

二

周作人被重新发现，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思想启蒙运动与改革开放的潮流，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空间。在关于如何提高中国儿童文学研究水准的思考中，谈论最多的是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问题。在这种思辨气氛中，重新回忆起周作人，便是很自然的了。

首先发难的是一些敢想敢干又有敏锐头脑、有志于儿童文学事业的年轻人。例如王泉根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在浙江师大攻读儿童文学硕士学位时，就极具史家胆识地将目光投向了周氏兄弟。他认为，“早年的周氏兄弟还有一个共同之处：他们都十分关心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作出了筚路蓝缕的贡献。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最早篇章，主要是由周氏兄弟书写的……周作人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早期阶段曾经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在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对于周作人这样的人物，我们不能因人废言，因人废史，而应当严格地从史实与资料出发，反复地分析研究，具体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其人其文，以恢复这类历史人物在文史上的本来面目。”这是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学术精神的一种心声。本着这种精神，他编选了《周作人与儿童文学》（资料本），在《代前言·论周作人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中，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都作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较详细中肯的概观，集中表达了如下重要观点：

（一）周作人早在1906年就开始涉猎到儿童文学。他不仅是外国儿童文学的热心译介者，还是儿歌童谣与民间故事的热心收集者，而他在儿童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最有实绩、最有影响。

（二）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批判封建的旧儿童观，鼓吹尊重儿童独立人格的新儿童观。2．强调理解“儿童的世界”，尊重儿童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主张迎合儿童心理供给他们文艺作品。3．提倡儿童文学文体多样化，肯定它们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

（三）周作人是现代中国研究童话理论并取得成绩的第一人，还对儿歌、儿童戏剧等作过较为深入的探讨。

（四）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也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受到杜威“儿童本位论”的消极因素的影响，片面强调“顺应儿童”，反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方向性与社会作用，对现代儿童文学产生过十分不良的影响。

结论是：周作人应当属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拓荒者的行列，在儿童文学史上应有其一定的地位。

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周作人的儿童文学主张并肯定其在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的重要文论，它的出现翻开了周作人研究中被历史尘封已久的厚重的一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此后，王泉根在他毕业论文基础上著就的《现代儿童文学的先驱》（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评选本《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文论选》（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及著作《中国儿童文学现象研究》（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2）等著述，更是继承与实践了这一学术精神，积极地介绍与评注周作人的儿童观与儿童文学观，为周作人儿童文学理论的重新发现作出了贡献。

几乎与王泉根同时，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文学硕士的吴家荣先生，也发表了在当时还十分难得的《周作人在儿童文学上的功过》。[《论谈》，1984（3）]该文指出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方面的两大贡献：

（一）周作人最早为恢复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地位而振臂呐喊；最早肯定儿童文学的地位和作用；最早强调儿童文学应有不同于成人文学的特点，并对儿童文学创作以积极倡导。

（二）周作人积极提倡儿童文学体裁的多样化，并精到而深刻地研究了童话、儿歌、儿童剧的特点。发表了不少独到的、很有价值的见解，从而推动了各种形式的儿童文学的创作。

但作者在这篇文章里的态度是相当谨慎的。文章开篇写道：“二十年代的周作人，在文坛上曾有点名气，他不仅以小品文创作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而且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在肯定之后，文章又于篇末否定道：“应该指出，周作人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鼓吹儿童文学的，是从资产阶级思想武库中，拿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武器，来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对儿童的摧残的。因此，他的关于儿童生理、心理特点的论述是建立在‘返祖说’的反动基点上的，其结果必然导致资产阶级的‘自由教育论’。”（下划线为引者所加）这又明显带有那个时期的局限性与犹豫性。无独有偶，还是王泉根，在他同一时期执笔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蒋风主编，河北少儿出版社，1986）第一编《1917—1927年间的中国儿童文学》中，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活动与儿童文学观也只用了一页的篇幅叙述，而不能给他在儿童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这正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曲折的一面。针对周作人研究中出现的这一徘徊现象，曾有人撰文指出“这是思想还不够解放”。显然，用这种顺笔带过的简单方法对待周作人这样一位我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不仅是不适当的，也是极不公正的！因为“在周作人身上，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儿童文学史，也不可能正确地理解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方向的儿童文学。我们必须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愤怒很好地结合起来，‘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对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初期所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实事求是地给以肯定”。值得欣慰的是稍后出版的张香还先生的个人著作《中国儿童文学史（现代部分）》（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1988），著者用专章专节，以翔实生动的历史资料，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对周作人作了在那个时期所能达到的高度且全面中肯的评价。周作人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作中被确立了。

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界曾悄然掀起一股“周作人热”，不仅周作人的小品文成为一种普遍的阅读需求，周作人研究也有了令人欣喜的长足发展，这其间也有不少有识之士注意到了周作人毕生对儿童问题的关注。譬如，1986年舒芜在《周作人概观》里旗帜鲜明地指出：

在儿童问题方面，周作人多从正面来说，应该对儿童、儿童教育、童话（和神话、传说）有正确的理解。既不应该将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也不该当作不完全的小人，等等。五四时期的文化战士当中，经常注意这个问题的，也没有人超过他的。

舒芜先生这番言论，发表于思想解放之风初开之时，可谓有振聋发聩之效力，无疑为周作人研究拓展了一个新视野、新领域，尤其他将周作人与鲁迅相比所提出的问题，很给人以思索与启发。此后，有人循着这一思路，作了一番查证后指出：

鲁迅、周作人、郑振铎、叶圣陶、冰心，他们都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与奠基者是从不同的方面，谁也不是全才。……就说鲁迅吧，他没有写过一篇儿童文学理论文章，没有专为少年儿童创作过一部作品，连自己也一再表自他对于儿童文学是“没有研究过”的：1936年，即他逝世的这年的3月11日，鲁迅在给杨晋豪的信中说：“我向来没有研究儿童文学”，“恰如我说自己不会打拳或做蛋糕一样，是事实”。4月2日，在致颜黎民的信中又说：“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以后我想留心一点。”4月15日，又在给颜黎民的信中强调：“我向来没有留心儿童读物”。这当然可以看作是鲁迅先生的自谦与严于责己，但并非毫无根据。

1987年，“鲁迅、周作人比较研究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召开，人们又有机会了解到周作人研究领域外的情况。在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日本汤山士美子的《我对鲁迅、周作人儿童观的几点看法》一文，该文认为：五四时期周氏兄弟都批判封建旧儿童观，倡导以儿童为本位的现代新儿童观，但在具体认识儿童与对待儿童两个方面，两人又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前者把儿童看做现实的“人”，后者把儿童看做理想的“人”。因此，应该重新评价鲁迅的儿童观与重新探讨周作人的儿童观。这给刚刚起步的周作人研究照进了一缕新的阳光，提供了新的思路。

也在这一年，另一位日本研究者新村彻写于1982年的《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论——中国儿童文学小议之一》也被介绍过来。该文以周作人儿童文学论集《儿童文学小论》为例，充分肯定这些写于五四之前、民国初年的儿童文学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主要论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