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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主任助理在大爷大妈的白眼下嗫嚅地解释：

我讲的是零售价，你们整担挑，自然应该按批发价成交。

这回，江心洲人彻底不再相信这个城里来的干部了。

他那套唬我们几回了。

助理不光是只会坐在板凳上敲笔记本，他也深知交通的重要性，他来的当年就把渡船承包给一位艄公。艄公把过江价目表贴在渡口，过江费一趟一块。江心洲人不习惯过大江还要钱的规矩，那些本来十分渴望过江的都忍住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轻易花那一块钱。承包渡船的外地人勉强坚持了三个月后就不辞而别。王助理又尝试用招标和摊派的方式来改变交通，都没能有效实行，他大而无当的方案落不到实处，渡口仍然像无人看守的哨所，孤独地拦住江心洲出去和进来的路。

不到一年，这位助理就以他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方式在江心洲威信扫地。

幸亏最需要置办年货的冬天，河床变窄，十来岁的孩子可以练练撑杆功夫和胆量，他们自愿立在小划子上，一趟又一趟无偿地送江心洲人到镇上或回来。

不多久，这些孩子们令人欣慰地自动掌握了风向诀窍，撑竿的技术老到起来了，动作一天比一天优雅。可是，一到他们能在风浪里驾驭渡船、成为好舵手的时候，他们就会跳上对岸，进入到打工大潮当中去，一直如此，无有例外。过江成了永远的难题。

江心洲虽然变化不大、新奇少见，可江心洲人已经用他们不屈不挠的创新精神在外头闯出了一番新天地。原村主任沈国友的儿子刚在上海开了个摩托车修理店，下放户顾医生的儿子顾军早就是省医院的内科主任了。范和平带着憨儿子在北京批发水果，没几年就攒到钱帮儿子讨了媳妇；张秀海开马自达，据说闭着眼睛能穿行大上海的每个角落，决不迷路；在外头做钟点工的，从一开始每个钟头挣三块到眼下的十块，他们靠力气挣钱，不是最没脸面的，不像另一些人，比如犯盗窃罪的小六子，梦想一夜暴富、荣归故里，结果一失手被逮到号子里不见天日，家里举债托人找关系，还是判了三年六个月。同样是坐牢，吴保国是为行侠仗义，小六子呢，是为偷鸡摸狗。王老三的儿子得了艾滋病死在外头，吓是吓人，也没什么稀奇，城里人能得，乡下人也能得；三年后再回到江心洲的小六子，头上的毛桩还没长得出，江心洲人也能大大方方地跟他打招呼，有什么好歧视的呢，当官的大偷，老百姓小偷小摸。

张文健的女儿刚刚升为北京一家大酒店的领班，她把工资寄回来给父母盖房，她的同班同学陈思思却早就在一家保健品公司当了营销部副经理。还有就是吴胜水结了婚生了子，下一步可能要当上什么科长了。即便如此，吴家富还是对儿子有点意见。每到清明冬至，吴家富总要叮嘱儿子回来给爷爷奶奶大伯大姑父上坟，可是吴胜水总是有数不清的理由回避这些。他对江心洲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他不吃隔夜饭、不吃腌菜、不吃生水、不晒太阳。十来年的工夫，他已经成了正宗的城里人了，这是吴家富多年的梦想，可梦想实现之后，他心里却又时常生出古里古怪的滋味，吐不出，咽不下。

吴贵珠大前年嫁给了镇上一位年轻的中医，生了一双儿女。

田大龙的双胞胎儿女田新锐田新颖到县里上了高中。田大龙还在卖早点，他卖早点的钱远不够儿女上学的开销，所以他情绪更焦灼，回来得更少、人也比一般人显老。吴家珍还没等到她的二儿子田二龙回来，倒是田二凤，成了家珍最强有力的依靠，她不声不响地拿自己当顶门头的主心骨，三天两头回江心洲照料这个怨声载道的妈。

家富眼下最大的安慰和骄傲是革美，她嫁了个前途无量的会计师生了个儿子，且自己也从体力劳动者变成了脑力劳动者，她的名片上印着“企划部长”。“顾名思义，就是为企业的发展和产品销售出谋划策。”在电话里，革美解释给父亲听，她的方案能增加公司销售量，扩大销售利润呢。吴革美夫妻的合影也挂到了家富堂屋的相框里，她那自里透红的皮肤，穿着乳白色西装的照片为她的名片作了无可置疑的佐证，边上丈夫那憨厚而稳重的模样也给吴家富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就在吴家富沉浸于女儿创造的奇迹中暗自欢喜时，江心洲的姑娘们几乎全部前赴后继地奔向城里，她们带回来更多新的形象。当初在埂上坝上割猪草的女孩子半年后回来时穿着到膝盖的皮靴，用蹩脚的普通话喊他“叔叔”；脖子上挂着沉甸甸的黄金项链的男孩子老练地递过来一支“红塔山”香烟……

奇迹一而再再而三持续地在江心洲各户人家继续上演：某某的女儿嫁给了有钱人，开上了汽车；某某的儿子当成了经理……

史桂花也觉得自己跟不上趟了，她时不时地陷入对过去的怀念：

那时，我想一块手表都想三年才舍得买，他们这会儿进商店就跟进茅房一样随便！

一到逢年过节，在外头的人会三三两两地回江心洲，但要隔着江扯着嗓子喊半天，这边的本家叔伯听到确定是自家人才会把小船划过去接。范文梅竖起耳朵听了一回又一回，就是没听到喊自家人去渡口的。人比人，气死人。比出息、比孝顺，范文梅都不占上风，可若要论吃苦精神，范文梅是江心洲当之无愧的第一，她每天起得比旁人早，睡得比旁人晚，她劝不肯动的吴家义说：

死了以后，天天放开量睡。

可是突然有一天，吴保国发了财的传言又轰隆隆地传来。在过去十来年，吴保国发财的传言不是一回两回，可这传言在空气里兜几圈就化成风飘走了。眼下，吴保国又成了江心洲新一轮的谈资。有人说他在北京有家大公司，也有人说他的办事处在上海，甚至还有人在南京的马路上亲眼看见吴保国坐在一辆红旗牌轿车里一晃而过。

再不久，凤凰镇就有一个开货车的声称雇他开车的老板就是吴保国，他把面目不清的吴保国的发迹推向了合理的境地：

我是老乡，我能认错吴保国？

他亲自给你发工资？

他手下的会计给我发工资。

你是他老乡，他会不会多给点？

他待人不坏。

江心洲人转过头去好心地劝导范文梅：

你儿子都这么有钱了，你还啃这几亩地做什么？你都快七十的人了。

范文梅脸上挂着她一贯谦卑的笑：

这些话哪能当真？长江里的水干了，我儿子才能发财。

范文梅坚持对生活做出了如此悲观而决绝的认定，所以，当吴保国要出资为江心洲修建一条通向镇上的大桥的传言袭来时，她仍旧一如既往地刨自己的地，栽自己的苗。

江心洲人几乎控制不住地流露出对吴保国崇敬之心：

江心洲在外发财的人这么多，有几个像保国这样好心肠？

更多人发出不信任的疑问：

我们江心洲几代人加起来挣的钱都未必有几百万，他真舍得拿这么多钱回来造桥？

有天早上，吴家富将一张登有吴保国和县长握手的照片的报纸送到范文梅手上时，范文梅小心翼翼地把照片举在阳光下照了半天，照片上的儿子既熟悉又陌生，既陌生又熟悉，确信正是自己的儿子后，短暂的狂喜瞬间袭击了她，她诚惶诚恐地问家富：

我儿子真敢碰县长的手？

碰？怕是县长还要请他吃饭喝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