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变法同路人 洋务派问题（第2页）

当1897年1月梁启超路过武昌谒见张之洞时，张闻讯大喜，“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曰：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按清朝定制，总督衙署只有钦差大臣及敌体官（即品位相当的中央及地方官）来见总督才开中门并鸣炮，若六部侍郎级官员来，只开中门不放炮，其余自两司以下，统统由角门出入。张之洞这种破格接待，充分显示出他对维新派的重视。更令梁启超感动的是，粱来见时，正值张的侄儿娶亲，“贺客盈门”，而张之洞撇下一大群宾客，一头只顾与梁启超接谈，当天晚上设宴相待，宾主彻夜长谈，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张之洞特邀梁留鄂办事，想让他当两湖书院的山长。“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

当然，梁启超这方面对张的盛情相待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他惶恐地对张之洞执弟子礼，真诚地认为张之洞堪称他在清朝大吏中的知音。他写信给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见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精研体要者，尤莫吾师若。”（此处的“吾师”指的就是张之洞。）

洋务派新旧两派的领军人物的态度如此，其他人可见一斑。总的来说，洋务派是当时中国掌权的统治者中比较开明的一群，虽然他们思想禁锢较多，立场也成问题，但比之顽固派和相当部分混日子的官僚来，他们更乐意看到中国出现变化，对改革也持较为宽容的态度。

就当时中国的政治情势而言，能否争取到洋务派对维新变法的支持是成败的关键所在。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由于太平天国之后地方势力的崛起，一些有势力的地方督抚已经足以左右全国政局，对全局性的国防、外交有时竟握有决定性的权力和影响力。没有地方督抚的积极性，中央政府的任何一项政策都难以执行。当然，由于资历和功业、能力的差异，地方督抚相对的独立性有大有小，但是，恰恰是那些办洋务卓有成效的督抚独立性较强。退一步说，公开与中央政府对着干，恐怕谁也不敢，但我借口不执行或拖延中央政策那是谁都敢做的事。在戊戌之前，改革之事往往出于地方的主动，这种现象，实际上已有违封建末世的官场习惯，因为这不因循了，多少有些“创新”的味道。虽然说由于“中兴”而激活的那点独创精神随着岁月的侵蚀逐渐褪色了，但是洋务派的实力还在，自“中兴”以来地方督抚半独立的政治习惯也还维持着。他们可以像张之洞那样，兴学堂办工厂，也可以像谭钟麟一样将前任的洋务新政概行撤销。应该说，就行政局面而言，维新派所面临的情势是严峻的，当年曾、左、李竟相“自强”的形势早已消失，整个官场被末世的暮气所笼罩，曾、左已逝，次一级的洋务派大臣丁日昌、沈葆桢、刘铭传等非死即退，虽然真正冬烘顽固的人在地方督抚中并不太多，但应付差事，因循敷衍之辈却比比皆是。正因为如此，那些还有点改革精神的督抚就显得更为难得。争取了他们的支援，维新运动才有可能落到实处，有没有具有一定声势的地方声音，应该是运动成败的标志，假如维新运动在地方上已经形成了一定气候，那么西太后的态度很可能就不会是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显然，维新派诸将，主要是康有为本人对地方洋务派于维新运动的意义并不十分明了，从他们轻率地拒绝了李鸿章来看，他们并没有弄清楚政治操作与政治实力的关系，更不明白李鸿章在晚清政局中的分量。在处理与张之洞的关系上，前期过于乐观和热情，后来的梁、汪之争又有些意气用事之嫌，将观点和策略上的分歧过多地看成派别之争和控制与反控制之争。大约是由于中国士大夫大一统观念的持久与强固，也可能出于急于求成，使中国迅速摆脱灭亡边缘状态的心理，维新派尤其是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总是把目光更多地盯在中央政府身上，对于开明皇帝“乾纲独断”的希望太大，甚至还想借这次变法再一次重新收回散在地方的权力，重塑中央政府的权威。愿望虽然善良，目标也很正确，可惜就是无形中增加了本来就难度极大的变法的困难，从而使这场关系到20世纪中国命运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

毫无疑义，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双方的政治见解有根本的不同。对于洋务派来说，清王朝的政治体系经过修补就可以生存下去，政治变革诚然需要，也只局限在“得人才”这种小的方面以及某些法律方面的调整（如对国际公法的适应）。对西方的学习应限制在技术文明方面，而中国的变法改革也应主要在技术与经济领域着眼。他们无论贤愚不肖，都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潮与理论怀有不解和敌意。而维新派则是想借西方近代文明这种“他山之石”来改造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他们不仅赞美西方民主政治，而且热衷于将代议政体引入中国，甚至连西方的一神教都想加以模仿，下大力气改造儒学成为一种新孔教，而康有为自然成为中国的马丁·路德。

但是，对于政治家来说，政治见解是一回事，而政治操作又是一回事，政治见解相同，不一定政治利益就一致，而政治利益一致的人又往往政治观点上有很大的歧见。而政治利益的异同，才是政治操作中联合与争取，打击与反对的真正出发点。

政治家在政治运作中，尤其在进行这种亘古未有的政治大变革中，辨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谁是暂时的盟友，谁是可以依靠的对象，谁是直接的敌人，谁是间接的敌人和朋友，是首要的问题。在中国当时那个情况下，幻想在改革阵营里保持清一色的志同道合者是非常不现实而且十分有害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一下一向为中国维新派所津津乐道的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

日本明治维新在倒幕阶段，维新阵营里不仅有精通西学的知识分子，也有大量的下层武士，而具有武装实力的萨摩、长州藩藩主，也是倒幕的主力。即使是维新的核心力量，也分成“尊王攘夷”派和“开国派”，就连号称“明治维新之杰”的木户孝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三人，政见也不尽相同，西乡就是一个相当顽固的攘夷主义者。但是，这些面目各异，主张不同的人们在倒幕的前提下，暂时政治利益是相同的，所以就可以暂时搁置政治歧见而联合起来。日本现代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武士、地主、商人们的改革势力，在攘夷这个反动口号之下开始有全国性的结合，而最保守的势力，却又在承认开国的进步和开明的外观之下设法维持自己，这真是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奇妙结合与对立。”这种“奇妙”而又荒唐的联合，在当时却取得了巨大的实效，推翻了幕府统治，把日本引向了近代化。在倒幕阶段，由于眼前的共同敌人和共同政治目标，“攘夷”与“开国”本身见解上的歧义，已经不是第一义的问题，只是在倒幕之后，持两种观点的两派才冲突起来，由于维新的领导人高明的策略，原先的同盟军依次被击倒屈服，明治维新获得成功。事实上，在当时的东方实行具有向西方学习意味的改革，只有形成这种面目各异的混杂同盟才有可能成功，因为东方没有像西方那样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准备阶段和颇有力量的市民阶层的存在。

显然，十分看重日本经验，一心要效法明治维新的康有为等人不可能对这位邻居的成功之秘毫无所知，但是，我们却看不到他们对此有足够重视的记录，相反，在康有为进呈光绪“御览”的《日本变政考》中，他竟有意“篡改”历史，故意突出明治天皇的“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等于把明治维新的重心由“志士”转向了天皇。

这种“篡改”正面传递的信息是康有为希望光绪“乾纲独断”，实行君权变法。其背后则预示着康有为对自己力量的不自信和对光绪过高的期望。当然，这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咎于康梁他们的软弱和无能，中国的变法也确实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也许中国戊戌维新的志士们策略水平要比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人要差一些，但中国的光绪皇帝的确要高出那个当年乳臭未干的明治天皇。光绪的确是个很不错的皇帝，开明、通达，聪明而且好学。身为皇帝，当有人弹劾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有种种非君倡民权和变服饰的言论时，居然为梁辩解，说：“此不过梁启超故作危言悚论以感动人心。安得据此罗织之耶！”这样通情达理的皇帝如果生在二战以后倒也不奇怪，但是在那个时代，而且在那个时代的中国，确实很难得。变法失败以后，康梁等人称誉光绪说“虽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虽为溢美之词，却也反映出他们对光绪由衷的好感。清代入关之后前后九位皇帝，连末代皇帝溥仪都算上，光绪帝载湉的遭际最惨，人却很通达开明，因此近代以来，他得到的同情也最多。直到解放后，电影《清宫秘史》还是为光绪饱掬同情之泪，从而遭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所以，康梁辈对光绪期望过高，感情过浓，也就不奇怪了。

可是，现实的政治生活，偏偏容不得那么多感情在内。一般老百姓可以喜欢谁就支持谁拥戴谁，而政治家却不能这样做。康梁们重视君权原也无可厚非，但因此而放松对洋务派的争取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失误。他们任凭道德感的激**，轻率地打发了李鸿章之后，原来淮系的官僚与军人自然也就疏远了他们。聂士成这位曾极力使自己军队“西化”的统兵大将，在强学会成立之初曾捐银相助，可到了后来却与康梁视同水火（政变后曾卖力地追捕梁启超）。待到康梁跟张之洞也闹翻之后，实际上已成孤家寡人。过去的论者往往批评康梁因阶级局限，不敢发动群众。现在看来，在维新运动中，人民群众是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少分量的，不论怎么发动，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既不可能理解，又不可能参加这场运动，肖时的启蒙，还仅仅在士人这一层次。决定运动成败的，就是当时一些大的政治派别的动向。维新派一方面与顽固派势同水火（而西太后为了某种需要又日益倒向顽固派），同时又与洋务派交恶分手，这种状况反馈回来，进一步使得洋务派态度消极，而这种消极又转过来更加激怒了维新派。罗振玉回忆说，因刘坤一奉行新政独缓，康君弟子韩某一日谓予曰：“顽固老臣，阻新法尚力，但不日即有旨斩刘坤一、李鸿章首，以后即令行如流水矣。”有旨杀刘坤一和李鸿章诚是虚传，但维新派此时普遍的急躁愤**绪却是真实存在的，要杀一二顽固派老臣的说法也流行甚广，不过落在刘、李二人头上，的的确确属于维新派错用了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康有为和他的弟子们政治策略是如何的糊涂。

甲午之后，中国的政治格局错综复杂，能够影响政局的力量有这样几类：第一类是知晓西学，并锐意变法的士大夫，这部分人人数非常少。日本明治维新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回忆说，他1862年在伦敦碰到一个中国人，“那个人说大家要努力吸取近代西洋文化，使东方富强起来，接着问日本有多少人能读洋书和传授别人，福泽说全国大约有500人，并反问中国有多少人，那个中国人稍为想了一下，很惭愧地答说只有11人。”经过几十年的岁月，中国懂西学的当然已经不止11个，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太大，总数也不过就是几千人。

第二类是一批甲午后梦醒的士人，他们经过康梁等人的启蒙和自身的努力，囫囵吞枣地吃进一些西学，对中国的危局与世界大势粗有所知。他们的人数较多，有数以万计，但绝大多数人地位较低。以上两部分人对变法无疑是拥护的，但是大多位卑职微，在政坛上的发言权不大，而且有相当部分依附于洋务派大僚。

第三类人是粗知世界大势，对西学也有皮毛的了解（当然个别人也许很精通）的官僚们。尽管他们的思想框架还是由儒家伦理和儒家的经世之学构成，但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需要变，但怎么变法他们心中也无数，无论怎样变他们都不希望触动现存的政治结构。这部分人又分成三种，一种是在朝的官僚，既有翁同龢、文廷式、志锐这些所谓的“帝党”，又包括孙家鼐、王文韶这类所谓的“后党”，他们对于变法虽有急缓的态度之别，但立场、观点都差不多；一种是以李鸿章为首的前期洋务派（不是说这一派里人人都是老资格，主要指淮系）；最后一种是以张之洞为首的后期洋务派。而洋务派的见识与学识（主要对新学而言）又要超过在朝的官僚。问题是他们之间矛盾颇大，李鸿章与张之洞之间，帝党与后党之间常有水火之势。

第四类人是大部分因循守旧的官僚。他们就像梁启超分析的那样，虽然也知道中国目前的危机，也知道西方文化的咄咄逼人，但他们当官就是为了娇妻美食和黄白之物，既无传统的济世之志，又无现时的救国之心，只要旧有政治体系的惯性能使他们向前滑动，他们就不愿费心费力改变自己。

第五类人是一少部分死守旧道德，头脑冬烘，不知变通，但具有儒家理想人格的官僚。李秉衡就是他们的代表。这些人如果不计较他们的立场，其实倒是蛮可爱的，他们是些真诚的守旧者。

第六类人是标准的顽固派，他们的立场与第五类人相同，只是缺少一点儒家的理想，他们反对变法主要是从个人利益考虑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宁愿看到日后的亡国的场面，也不愿意眼前因变革而失去权力，从而破坏了昔日的生活步调。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第三类人（主要是洋务派）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因循无所作为的官僚群保护中立，使维新运动有较大的声势和较坚实的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着顽固派吠声吠影，造成满朝抱怨反对声充盈的局面，甚至会动摇一部分本来对变法很热心的但与洋务派关系密切的开明士人对变法的支持。

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七零八落，四处走散，而反对者的声势却越来越大，到了唯一有分量的同盟者翁同龢也被反对派驱逐时，本来应该成为同盟者的李鸿章落得只有叹气的份了，因为他知道，变法离失败已经不远了。

在变法失败前夕，维新派曾寄于很大希望的日本明治维新元老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变法失败后他发表评论道：“惟仆察彼所谓革新党者之所为，其画策未可谓尽得其当。窃料其事难成，果不出数月，其党立败，进锐速退，自然之理，然遽于有以数千年所继承之文物制度，以及土风民俗，一旦革故鼎新，此岂一朝一夕之所能哉？必俟有英迈逸群之帝者出，而以才识卓拔之士为之辅弼，然后能创立大英业也。”显然，在他眼里，中国的维新派和光绪帝还都谈不上才识卓拔和英迈逸群。当然，这也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