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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树与读人

原先，住在城内，有时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坐坐。后来，搬到城外，就不那么方便了，挤车决不是一件轻松的事，遂去得少了；再后来，人渐渐地老，也就渐渐地懒得动，只是每年的书市，偶尔兴起，会去凑凑热闹，买两本打折的书，除此，轻易不特意弯到那里去了。

早些时候好去太庙，纯系一种说不上名目的个人嗜好，只是愿意坐在那里静静地看树，尤其愿意看颇有一把子年纪的树。树老了，和人老了也差不多，有它的个性，有它的不同于一般的独特神态，有它那种使人肃然起敬的岁月沧桑感。

我管这种坐在树下的休憩行为，叫做“读树”。树木如人，人是一本可读的书，树也是一本可读的书。尽管，人这本书，没有树这本书厚实，但是，树这本书，却没有人这本书复杂。

年轮，便是时光在树木中的凝固物，可是，没有连根砍掉锯断之前，那一圈圈深深浅浅的岁月隐秘，都密藏不露，不为人知，也不想为人知，更不在乎人知或不知，这是树的性格。人，却不这样，除了遁世者，男女老少都惟恐别人漠视自己的存在，尤其有点名气的文人，大大小小成器或不成器的男的女的作家，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不把他当回事，将他忽略或者忘却。这就是树与人的不同之处，也是我愿意多亲近古树，而宁肯疏远老年名流的缘故。

微风轻拂之中，枝叶摇摆之际，听那窸窸窣窣的响动，你能感觉到树木也是很有灵性的生物，和所有老年人一样，大概也是很爱回首往事、感叹当年的。应该说，这些仍旧健在的太庙古树，至少见识过北京人从爷爷的爷爷那辈以来的往事：谁忽然红了，谁一下黑了；谁日前赢了，谁后来败了；谁拔份一时，谁窝脖一世；谁平步青云，谁乐极生悲；谁说胖就喘，谁盛极而衰……虽然古树无法指名道姓地一一说出，但它继续存在的这个事实，便可让后来人明白，不管是显赫的，卑微的，了不起的，马马虎虎的，脚一跺地乱颤的，蝇营狗苟、稀里胡涂过一辈的人物，怎么样的折腾，鼓捣，翻跟头，跳得天高，最终都逃不脱伸腿瞪眼、狗屁着凉、退出舞台的那一刻。而树，年年常绿，岁岁更新。

所以，“读树”之乐，就在于能够参悟出这些简单的人生道理。

坐在那里，看阳光下的树影，慢慢移动的轨迹，心也就自然地平静下来。树影渐渐拖长，渐渐淡化，渐渐消失，这时候，物我两忘，相坐无语，只有树与人的心灵交流。那真是一种愉快的享受。然而，人与人，却很难达到这样境界。不久前，读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他倒是写出了这样令人神往的一个场面，并使我想到了许多。

“我又回想起他坐在书斋的书桌旁，在烛光下看到他穿着白法兰绒外衣，过了一天好日子，心情显得和蔼。我们谈着一些伟大的和美好的事物。他向我展示出他性格中最高贵的品质，他的精神点燃了我的精神。两人心心相印，他伸手到桌子这边给我握。我就举起放在身旁的满满一杯酒向他祝福，默默无语，只是我的眼光透过酒杯盯住他的眼睛。”

虔诚的爱克曼如此心仪于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那无言的交融，颇相类似于我在太庙里“读树”时“相看两不厌”的境地。毫无疑义，歌德是值得后生心向往之的文学大师。与这样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老树对面而坐，哪怕只是“高山仰止”地瞻望，也会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但是，反复地读了这部书以后，恕我直言，这位好心的爱克曼先生，从1823年初次在魏玛会见歌德起，一直到1832年歌德去世为止的九年里，与这位大师保持了过多的密切接触，了解得太真、太实、太多、太细，把他害了。因为，他觉得有义务，应该逐年逐日，记下这位大师的只言片语，公之于世。

这就不是一件值得赞许的事情了。

我以为，若是想与大师名家保持最佳的和融状态，应该去寻找他所写过的，隔着烛光的，那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朦胧感觉。

对于老人、老夫子、老先生，是大师或还不够大师的老作家，自称的或他称的文坛前辈或泰斗之流，宜尊敬，宜礼貌，宜恭谨，宜谦逊，切切不宜靠近，尤不宜亲昵，更不宜登堂入室，深入其内心世界。最好保持一点点距离，远远地欣赏，可以观察到笼罩在老人头上的真的或不那么真的五彩光环，可以感觉到他整体的真实的美或看上去的美，这就对了。

距离太近，便知道太多；知道太多，便难免毁誉；其实，对于作家最好的了解，还是要靠读者自己对其作品的破读。知道一，便是一，知道二，便是二，我只能领会出一和二，因我的天资不够，因我的悟性太低，可以待之来日再深入。别人说破嘴，不是我自己的体会，等于白搭。而现在，爱克曼想在书中告诉我他知道的三，那就麻烦。因为他这个三，有可能影响了我已经认知的那一和二。

太贴近，看到伟大，也就有可能看到难免要败兴的渺小；太细致，看到光辉，自然也会看到生出堵心之感的灰暗。虽然，瑕不掩瑜，但是，瑕疵摆在那里，总不能掉头不顾。因之，像植物学家，站在树干前，用显微镜看那皴裂斑驳的树皮细缝里的真菌、木蛆、寄生虫，具体入微到这种程度，即使不出现颠覆感和破灭感，也会感到恶心的。

所以，对于名人大家，我习惯于敬而远之，对于具有侵略性的名人大家，我采取惹不起但可以躲得起的逃遁态度。如果没来由地一要我鞠躬，我就会骂街，去你妈的。

但对于歌德这棵文学常青树，我倒是真的走进了他的故居，近距离地了解过一点。时间为80年代末，地点为魏玛。正好是那个叫做民主德国的政权即将终结其历史的日子。大批东德人离境的结果，使得秋天的这座小城，空空****，显得格外的寂寥和萧条。然而，歌德还在，朝拜者还有，这或许就是文学永远斗不过政治，但生命力却永远比政治坚强的例证，政治，总是一过性的，而文学，却拥有永恒的魅力。

在施泊林咖啡馆拐个弯，路过一座喷泉，在白天鹅饭店旁边，所谓肥皂弄的那座黄色的大房子，就是我们魏玛之行的目的地。然而踏进门槛，我真的很失望，作为魏玛公国枢密顾问的歌德，我感觉到了，而作为伟大作家的歌德，却怎么也感觉不来。

我心目中的歌德，还是早年读《少年维特的烦恼》时留下来的、那个穿着绿色短呢外套、充满**的年轻人。自然，寻觅那位“多情自古空余恨”的夏洛蒂的余馨芳踪，是大多数访问者关注的事情。可殷勤的主人，却坚持向我们的耳朵灌输歌德、席勒、李斯特、巴赫与这座小城相关的响亮名字。那个多情女子，在这位已成圣人的歌德光环下，则是一个作为点缀用的可有可无的符号。然而，没有她，会有歌德吗？会有歌德的那部不朽的成名作吗？

在血气方刚的年纪，读《少年维特的烦恼》，也曾迸发出**之火，因为歌德在燃烧，读歌德书的我，自然也随之燃烧。可等到我读这部《歌德谈话录》，歌德成了圣人，读这部讲歌德的书的我，却是凡人，凡圣之隔，就很难产生共鸣。等我这次来到魏玛，我希望看到那个作家的歌德，却处处可见必须脱帽致敬的爵爷歌德和圣人歌德，对不起，使我欣欣然来到魏玛的游兴，顿时减掉许多。

我不大喜欢朝拜谁，不论他是哪位文学菩萨。

于是，便随着主人在小城踱步，等一位什么人物与我们共进午餐。我前面讲过了，我的个人“读树”的兴趣，便把注意力放在魏玛小城里那种中国少见、外国常有的橡树。这种硕大的阔叶树，与北京太庙里的松、柏、桧等针叶树，似乎也存在着洋人的奔放、国人的内向那种性格上的差别。太庙这里，只有薄薄一层掉落的松针，而在魏玛，满街的橡树落叶，厚到甚至绊脚的程度。

由此，我迂想过，针叶树的拘谨，阔叶树的放纵，也是东、西方文学发展道路不同的象征。19世纪的中国文学，未能产生汪洋恣肆的浪漫主义，很大程度上因为与歌德同时期的中国文人，几乎来不及地向大清国皇帝磕头膜拜，一口一声“臣罪当诛兮”地诚惶诚恐。在如此卑微的精神状态下讨生活，文章也就难得浪漫得起来。

歌德故居，三层楼，几十个房间，豪华得令人羡慕。天井中的小花园，泉水淙淙，花草萋萋，精致得令人咋舌。可见歌德不仅写东西传世不朽，谈恋爱千古绝唱，享受生活也是臻于极致境界。然而，在他的寓所里，看到作为诗人的东西并不多，而看到作为枢密顾问、作为老爷那些养尊处优的东西，好像更多一些。

所以，楼上楼下，走来看去，惟有扫兴。

大概，这也是一种必然，作家一旦成名，所有写他的书，也包括他写自己的书，都含有一点拟圣化的倾向。前者，如同树缝里的木蛆那样，靠树吃树，写作家者，也就靠作家吃作家。要想靠得牢，自然要拔高，拔得越高，这个饭碗也更有得捧。后者，作家写自己，也是因为别人不拔高，或拔得不够他想像的那高度，才亲自下厨操刀的。所有这类生前自己盖庙、死后别人盖庙的作家，基本信不得，你信了他，你不但是二百五，而且你原先的认知，也就不存在了。

这就是树和人的不同，树怕拔高，人不怕拔高，树拔高一寸，会死，人拔得天高，也是不会死的；哪怕花钱雇了一桌吹鼓手，围坐在那里天花乱坠，赞不绝口，被谀颂的那一位，只能生出晕晕乎乎的醉酒感，绝无生命危险。这也是文坛各式各样的唱诗班至今弦歌不绝于耳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