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诗人（第3页）
这完全是对颇具人格境界和艺术魅力的民间文化人的赞挽之词，没有半点儿“刺”与“讽”。吴敬梓大加赞挽的这位原籍浙江秀水，后移居南京莫愁湖，又搬至三山下的画家，不事举业，特隐山中，专攻绘画艺术，不仅“高隐五十载”的精神境界使吴敬梓感动，他的多样高超绘画技艺也丰富了吴敬梓的艺术视野。此诗与为另一位画家王溯山写的挽诗，还可以让我们理解，他后来创作的《儒林外史》里，何以会有隐逸高人画家王冕形象的成功塑造。是王蓍、王溯山这样艺、品皆高之友影响的结果。
吴敬梓的诗，很大一部分是与亲友应答唱和之作，这方面的诗，更能洞鉴诗人的品行。他移家南京后结交的一位家在北方的好友沈宗淳（字遂初），不久离开南京远归老家，吴敬梓对这位同性朋友十分眷恋，在江南二月的暖风中送别时，写了一首胜似异性恋人般缠绵的七言诗：
江南二月春风吹，江边杨柳千万枝。
行人欲折不忍折，笼烟蘸雨垂绿丝。
王恭张绪不可见，困酣娇眼如欲啼。
攀条流涕桓宣武，何不移栽玄武陂。
昔日幽燕轻薄儿，斫取柔条系斑骓。
越溪春半如花女，祓禊牵裳怜爱谁？
羌管声中伤别离，声声寄我长相思。
男人送别，却拿“杨柳”、“攀条流涕”、“伤别离”、“长相思”等太过婉约缠绵的字句，有点儿当今男人同性恋的味道了，可见两人文性甚同，感情颇深。但分手三年之后，沈遂初因事又来南京，竟未做逗留就离去了，吴敬梓因此非常伤感。在他这个多愁善感的南国秀才看来，南京与北国相隔那么遥远，三年未见了，怎能不住下相聚喝杯酒就走了呢？埋怨这北国文友太粗情大意，他因之又含泪写下一首类似情诗般的五言诗：
沈五自中都来白下旋复别去怅然有作
金石同交谊，相思涕泪流。
如何三载别？不遣一宵留。
候馆迎征雁，津亭闻暮鸠。
独怜江上月，双照故人愁。
重情多意的吴敬梓，后来终于在编辑《文木山房集》时，在旅馆里堵着了这位诗友沈遂初，酒桌上当众文友面，非嘱其为该集的词卷作了篇序（其他卷已有人作了），这才弥补了深深的遗憾。沈序文辞雅美，才华横溢，读来便可明白吴敬梓何以与他那般“相思涕泪流”了。为方便对照理解，权引录一段如下：“……吴子敏轩，夙擅文雄，尤工骈体。悦心研虑，久称词苑之宗；逸致闲情，复有诗余之癖。辟之蚕丝春半，能遇物而牵萦；蛩语秋清，只自传其辛苦。更阑烛跋，写就乌丝；酒暖香温，谱成黄绢。允以才人之极致，爱其情思之缠绵……”
吴敬梓确实如他这位长相思的诗友所说，是个情思缠绵的人，不管哪位文友遇事了，他都要写诗感怀。
乾隆二年（1737），吴敬梓与秀才李岑淼一同应荐鸿博考试，进京廷试前两人同样都在病中。吴敬梓深思熟虑之后，最终没有前往应试。而李秀才却执意抱病进京，结果廷试未中，反而病死京城。这一消息对吴敬梓触动极大，他不仅物伤其类，对李秀才深表伤痛，更加深了对要命的科举制度的痛恨，和对自己以病拒辞廷试的庆幸，并坚定了与科举决裂的决心。诗原文如下：
伤李秀才并序
丙辰三月，余应博学鸿词科，与桐城江若度、宜城梅淑伊、宁城李岑淼同受知于赵大中丞。余以病辞，而三君入都。李君试毕，卒于都下。赋此伤之。
扶病驱驰京辇游，依然名未上瀛洲。
报罗不是人间史，天上应难赋玉楼。
吴敬梓不仅对友人，对亲人也是如此。有年他外出游历归来病了，忽然十分想念也善诗文却孤身在外的长子吴烺，便写了《病中忆儿娘》寄给良友般相待的儿子：
自汝辞家去，身违心不违。
有如别良友，独念少寒衣。
病榻茶烟细，春宵花气微。
邮亭宿何处，梦也到庭帏。
真个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自己病得有气无力了，还寝食难安惦念在外工作的儿子穿得暖不暖，不知道儿子此时宿在何处，能否梦到父亲病中写诗给他。
吴敬梓时时以诗为伴，不管去哪里，几乎都与诗同行。
乾隆三年（1738），夏天南京奇热，已搬住市郊的吴家也热如蒸锅，旧病新发的吴敬梓不得不寻到山谷林中的正觉庵避暑，写信给仍只身在外的儿子吴烺，让他回来同住：“呼儿移卧具，来就老尊宿”（见吴敬梓当时写下的《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诗）。传主在寂寞古庵中时常忆及半生坎坷，不免又嗟怨连连，直到入秋，情绪和旧症不得好转，重时以至于双眼昏昏，书都看不成。
他家屋里的陈设极简陋，除床榻和案牍，几无别物。家里缺少柜子，以至于所有的杂物都得摆放在明面上，连妻子叶惠儿身上的隐饰物也无奈地摆在明处。墙壁上挂不得字画，好友赠与的字画那么多，可就是没办法挂出来。一是屋里总不断虫子在墙上爬行，差不多字画就是它们的食物；二是屋里的油灯，用的油都是烟雾很大的粗油，不出几日，字画就会被熏得黑黑如墨。
吴敬梓的家里，日积月累最多的是诗稿。他写文章也好，作诗也好，都是花很少的钱买来厚草纸，宣纸这时在他已属奢侈品了。草纸上的诗行圈圈点点已很纷乱，也舍不得再换张好纸来誊写。书案放不下诗稿，又在案子旁边横上两根方木，找来一块旧板，一张张按时间先后放在上面，日久天长，诗稿摞得几尺厚，他每坐于案边写字时，无论怎样的姿势，诗稿都高过了头顶，活生生一幅“埋头写作”的写照。
文友金兆燕到过吴敬梓家，到一次就见诗稿高起一层。有天金兆燕忽然同他玩笑说，大才子都著作等身了，却还没刊刻过一本书！一旦诗稿损失了可怎么办？
吴敬梓被生活累得顾前顾不得后了。诗写了这许多，什么时候刊刻，他不是没想过，而是没敢认真去想。
金兆燕主动告诉说，他现在已是滁州印书坊的伙计了，刊刻的事他懂得。
吴敬梓这时还没开始写白话稗史，看着眼前堆砌起来的诗稿，心中真的不免有些焦急。稗史肯定要写的，而且不久在即，举业不做也得写稗史。唱词也得写，唱词能换来几许稻粱银。可是，一旦要写稗史，那可就需要更多的纸墨，小小的屋子就更没法盛装得下了。无论如何，的确需在写稗史之前，把自己的诗稿刊刻出来。
那时的人们，不管从政为官，还是有文好的儒商，更不用说不官不商的文人了，到了一定时候，都要编刻诗文集的。这很大程度要看本人的经济状况，有钱的多刊刻也行，没钱的，谁会给你白刻呢。吴敬梓科场屡屡遭挫，三十八九岁了，除了写出许多一个钱也换不来的诗、词、赋及文章，几乎一事无成，当然更需要把自己的诗文成果刊刻成集，做个总结。尤其此前（1738）他三十九岁生日那年春天，去苏南溧水一游，写下《石臼湖吊邢孟贞》诗以后，他便虑及自己诗文刊刻的事了。
石臼湖吊邢孟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