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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所
以后来终于有一天，我径自离家北上，去了北大荒的一个农场。那是“文革”第三年的夏天。
我走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写信同外婆告别。我似乎连想也没想过这事。许多个月以后，妈妈来信说，外婆对我的走尤其伤心，难过得头发都白了一半。她说那个地方那么寒冷，应该给我做一件丝绵背心，再把舅舅的羊皮袄也带上。她说这一去，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见面了。
我走的那一天，奶奶倚在门框上，看着我收拾行李。她看得津津有味，脸上浮现出十分罕见的微笑。末了，她送给我一句临别赠言，我至今记忆犹新。她说：人都住在城里不去种田，以后人都吃什么呢？你去当农民，这是做人的本分。
她把自己排除在外，好像完全忘了自己住在城里这回事了。
外婆和奶奶，便是如此的南辕北辙。
我从此退出了外婆和奶奶多年的纠葛，在几千里之外的北大荒默默耕耘，关于她们的情况，我仅从家里的来信中，断断续续得知一些。后来有了探亲假，我每年回杭州，同她们有过短暂的相处。也是若即若离，一直到她们相继过世。
时隔多年，但她们生命中最后的影像，却依然清晰如初。
外婆晚年最后的日子，过得还算是平静安逸。
外婆在洛舍镇上平安地度过了“**”，没有人找过她的麻烦。但由于妈妈长达三年之久的隔离审查，外婆终日担惊受怕；加上我的突然远行，和那个她越来越无法理解的社会，外婆明显地衰老下去。妈妈和舅舅都不放心她独自一个人再在洛舍待下去，一再催她搬来杭州，与舅舅舅妈同住。
这一次，外婆没有再坚持她要老死洛舍的诺言。也许她真已觉得力不从心。她退了租房，卖掉了老家仅剩的几件家具。许多年前曾寄放在别人家的那些东西，早已在年长日久中，无形归属了那些亲友，她连索要的意思都没有。就像当年外婆两手空空离开那所老宅一样，这一次外婆两手空空地离开了洛舍，告别了她曾经生活大半辈子的水乡小镇。
外婆走得很坦然。昔日的财物早就散失殆尽，七十高龄的外婆在离开老家时已一无所有。半个世纪来，她从一个小小的有产者，彻底沦为一个“无产者”，她心底究竟有着怎样的感慨呢？
那是一个细雨濛濛的清晨，舅妈挽着外婆的胳膊，踏上小镇码头上轻轻晃动的船舷。“春舟”驶过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从盛夏般的壮年、金秋似的暮年，最后驶向雪花纷飞的严冬。她选了一个靠近甲板的位置坐下，然后静静地望着窗外，眼前是她几十年来看得太熟稔的河港，春水已漫上堤岸，拍击着浸在水里的一根根拴船木柱，木柱已被水流朽蚀得千疮百孔，却依旧稳稳伫立。她想起五十多年前，一条载着嫁妆的小船从湖州城里摇来的情形，那一天喜庆的鞭炮快要把人的耳朵震聋了。那一天她没有想到，这儿并不是她最终的停泊地。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她还将开始一次冬天的旅行。
小火轮呜呜鸣笛离岸，送行的人渐渐远去。轮船拐了一个弯，将碧波粼粼的洛舍漾抛在身后，汇入了水天茫茫的大运河。
那个瞬间外婆心里忽地掠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她想到了她的名字。春舟抑或是命中不该离水的，而她将要被送上岸去。那个城市有西湖有钱塘江，但那不是她的码头，不是她生生不息的水乡，她看不见水下的暗礁和险滩，也许她的船将被永远搁置在那里。
外婆灰暗的目光在洛舍漾的尽头久久停留。她悄悄叹了口气，她想自己是不会再回来了。
舅舅家住在西湖区灵隐上天竺街边的一所民宅。因舅舅所在的工厂，“文革”中占用了上天竺的大殿，厂里的职工便都搬到这风景区就近而居。那地方四面环山，清幽寂静，有潺潺的小溪从山间流过，秋天桂花开时，落在溪涧里，连溪水都散发着浓郁的香味。外婆很喜欢这个地方，她说这儿不像城里那么气闷。到了星期天，妈妈爸爸和妹妹常去看望她，也使她很得安慰。现在她既能在杭州与儿女儿孙们长久团聚，生活上又有舅妈悉心照料，更重要的是，她还终于摆脱了那个广东奶奶的语言轰炸，再不必受广东咒语的折磨。外婆有一种被解脱的轻松之感，那时的外婆心宽体健，勇敢地做了一次胆囊手术，面色越发地红润。还常常一个人走到山边的茶叶地去，采些野荠菜回来，拌上肉馅给全家人包馄饨吃。
谁也不会察觉，外婆实际上已经做好了永远离去的准备。
因为上天竺是一座山。山间清清的小溪，终究载不动只能在运河里**漾的小船。
而在她，一生中辛苦养育的儿女都已长大成人，连孙儿孙女都已齐全。她已没有什么放心不下的事了。她已具备了撒手西归的资格。
一个无产无业的人，在这世上自然是无牵无挂的。
我相信自己是第一个察觉了外婆想法的那个人。
每一次从东北回杭州探亲，到家后的第二天一早，我便上山去看望外婆。我能给外婆带去的东西，仅是一些东北的大豆、黄花菜和木耳什么的土产。外婆总是说下次不要带了啊，这么远的路，背着太重了嗬，人回来就好了。她一边开心地呵呵笑着，抚摸那些东西的手，已有些微微颤抖。外婆表示她疼爱的方式，就是让舅妈给我做许多东北吃不到的菜肴。那时外婆已将她所有的烹调绝活，一一传授与我的舅妈。我贪婪地大吃千层包、鱼丸子、酱煨蛋和油爆虾，一直吃到实在连一口也再吃不下了为止。外婆坐在桌旁笑眯眯地看着我大嚼，一边问着关于东北的大炕、窝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遥远的北大荒，对于外婆来说，是一个难解的谜语。
那张冒着热气的红木折叠圆桌，从我童年少年一直到成年，始终与外婆连在一起。我在桌旁大啖美味，而外婆坐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我——在我后来关于外婆的记忆中，这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镜头，一幅永远的画面。
天黑下来，我该下山回家去了。外婆撑起身子，送我到楼梯口。窗外小溪的流水声，如雨帘潺潺，遮盖了外婆轻轻的咳嗽。空气中飘浮着松针和香樟树的气息。我说外婆你回吧，当心着凉。外婆站住了，黄昏时阴暗的楼道里，传来外婆苍老的声音：
下次你回来，还不知会不会看到外婆了……
我的心里倏然一颤，掌上渗出一层冷汗。我说外婆你不要胡想啊，你身体蛮好，要活一百岁呢。
外婆摇摇头。然后她急切地说你快走吧，骑车路上小心点。
我察觉了死神的阴影已在外婆头顶盘旋，但我不能相信。家境正在一点点好转，我多么希望外婆健康长寿，让她在晚年能过几年舒心的日子呵。
以后我每次回杭州，临别时，外婆对我说的，都是同一句话。这句话重复了好几年，但每一次我都看到外婆依然健在，还能帮舅妈做些简单的家务。除了慢性支气管炎，她很少生病。外表健康的外婆使我们大家都放松了警惕。1976年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外婆把它放在床头，闲时还常常拿起来翻阅。我不记得她曾对这本书发表过什么意见了，但她总是把它放在床头那些连环画本和故事书的最上面。可惜那时还没有恢复稿费制，我的第一本书，没有能与外婆同享哪怕一分钱稿费，是我一个永远的遗憾。小学五年级那年，我曾在《少年文艺》上发表过一篇习作，得了十元钱，妈妈用其中的五元，为我买了一套前苏联维·比安基的《森林报》，其余的五元，妈妈让我给了外婆。幸亏妈妈曾经教给我这样的孝心，否则我的内心将永无宁日。
那段时间外婆常说，你还是调回南边来吧。到洛舍乡下去，总是离家近些有个照应。我让洛舍的人给你想办法。我摇着头。外婆的眼神几近哀求，但她很快发现哀求并不奏效，以后也就再不提此事。
你下次回来，还不知会不会看到外婆了……
那声音一直在我耳边震**。远在北国的日子，我常常会突然一惊一乍，毫无来由地满头大汗，又浑身阵阵发冷。但我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有一天当我回家时，外婆会真的不在了。
1979年初冬，哈尔滨城已是漫天皆白。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从作家协会下了班，同往常一样，走在路上便迫不及待地拆开了那封厚厚的家信。
一块黑纱从信封里掉出来。